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
二 反割台斗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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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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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谢俊美通过查阅翁同龢未刊档案，指出日本借支付问题，采用各种手法，将中国赔款由2.3亿两变成2.8亿两，加上它对军事占领区及台、澎地区的抢掠搜括，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勒索掠夺的财富至少在3.3亿两白银以上。[※注]随后戚其章也根据从翁同龢档案中查到的日本公使林董致总理衙门函，指出日本为从中国多勒索赔款，曾采取过两种手法：一是以“库平足色”为名，强行将库平银每千两定为纯银988.89两（而非清政府默认的935.374.[※注]因此，依照1941年中国政府宣布废除《马关条约》，以及《开罗宣言》《波斯坦公告》有关战后处置日本的相关公告，都意味着钓鱼岛应该回归中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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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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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 钓鱼岛 民主国 赔款问题 义军 日方 学者 史料 抗日 附属岛屿 学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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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割台斗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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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战无一胜的惨淡败局和日本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清政府最终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这在中国国内造成的震动，较之巨额赔款，来得似乎还要激烈。反对割让台湾，几乎成为中国朝野的一致呼声。而在台湾岛内，则掀起旷日持久的反割台抗日斗争。目前学界的讨论主要围绕着“台湾民主国”、台湾义军的统领问题及对刘永福、丘逢甲的相关评价展开。
关于“台湾民主国”。尽管有大量史料确切证明，“台湾民主国”的成立，是为了避免让日本有所借口，导致朝廷为难，以及争取列强的同情和支持，绝非意在脱离祖国而独立。但仍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台湾民主国”视为独立国家，甚至将其鼓吹成台湾民主独立运动的“先驱”。新中国成立之初，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大陆学者也一度对“台湾民主国”作出过不公的评价，认为它不过是以唐景崧、丘逢甲为首的一群官绅统治阶级导演的一场欺骗人民的丑剧。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问题引起了更大范围的讨论，多数研究者都倾向于肯定“台湾民主国”的存在价值。或曰“台湾民主国”的成立，是为了保全国土，而非创立新国。[※注]或曰这是在台湾成为朝廷弃地的情况下，为守土保疆而采取的一种积极的爱国行动，其国号“永清”，正是为了表明台湾隶属清廷，正是忠于国家的标志。[※注]或曰所谓“民主”，是取“台民自主”之意，是在台湾被清政府许诺割让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以“暂行自主”来抗日保台的临时应变措施，其动机是爱国的，作用是基本积极的，绝不是搞分裂。[※注]还有学者通过分析“台湾民主国”所发表的各种宣言乃至其具体行动，褒扬“台湾民主国”实际是抗日保台的战旗。[※注]另有学者通过比较“自立”“自主”与“独立”的原则性区别，指出成立“台湾民主国”的目的，正是为了拒日割台，以待挽回之机。[※注]
关于“台湾民主国”的性质，主要有过两种不同意见：一说认为它依然是地主阶级政权，另一说则认为它带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色彩。如有学者断言，“台湾民主国”是资产阶级化的绅民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追求资产阶级民主的产物，它是作为清廷与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等的妥协外交路线的对立面来到近代历史上的，是中国乃至亚洲出现的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注]还有学者指出，“台湾民主国”不仅基本上按照“由民公举”原则产生，而且其政权机构大体拟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的模式，残缺不全地建立起来：设有最高行政机构总统、副总统；设有最高立法机关议院“以议军国大事”；最高司法机构未能设立。尽管当时这个想法还很粗糙，很不完备，还只是一个雏形，但就其政治制度的实质方面来说，不能不承认是“一个大胆的创造”[※注]。不过，柯平却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台湾民主国”之改官制，主要是迫于当时形势的需要，或改变一下衙门名称，或改变一下官员职称，并不意味着原先封建衙门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而所谓“议院”，也不过是企图对外争取列强的同情，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并未真正成立起来。[※注]
“台湾民主国”成立后，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学者们各执一词。一说对其评价甚低，认为“台湾民主国”的寿命不过12天，“实在是一幕滑稽戏”[※注]；或曰“台湾民主国”覆亡后，后面的抗日斗争已与之无关。[※注]另一说则对“台湾民主国”的存在作出较高评价。或曰“台湾民主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时，最先出现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的第一个有组织、有影响的直接对立物，在集结抗日力量、动员抗日斗争方面起到某些推动作用。[※注]或曰“台湾民主国”实际上是抗日保台的战旗，在安定人心、组织领导台湾人民抗日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纵然这杆战旗随着台南的陷落而倒下了，但它所播下的斗争火种，却继续鼓舞着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注]还有学者总结“台湾民主国”曾在四个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一是维系人心、稳定局势；二是使台湾抗敌的新体制得以形成；三是充当了台湾义军的发动者与组织者，并建立了义军与清军联合作战的体制；四是播下反抗的种子，促成了全岛的抗日武装斗争。[※注]
台湾义军的统领究竟为谁，学界的说法长期不一：一说称台湾义军编成后，推徐骧为首领[※注]；一说丘逢甲是义军统领，或曰“义军大将军”[※注]；一说则推吴汤兴为统领[※注]。戚其章通过综合分析以上三种说法，指出徐骧为义军首领的说法，不能成立；吴汤兴则只是台湾府（台中地区）的义军统领，而非台湾全省的统领；丘逢甲可称为台湾省的义军统领，然而“义军大将军”这一称谓并不存在。[※注]
关于刘永福的评价问题，学界的认识分歧主要集中于他在抗日保台期间的表现。一则是刘永福主动向日军提出议和的问题。早期研究者多认为，这是刘经不起考验、胆怯投降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者们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少学者认为，当日军被阻于新竹之初，刘曾严词拒绝日方的劝降，显示出可贵的民族气节，后来刘之所以主动向日方下书议和，是迫于当时反割台斗争败局已定，为官民利益着想，才以有条件（要求日军厚待百姓及将刘部人等安全送回内地）的“和”，换取最小程度的牺牲，并非乞降。[※注]二则是关于刘最终离台内渡的问题。一说批评刘临阵脱逃，认为这对台湾的抗日斗争造成很大损失，不可原谅；[※注]另一说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刘氏只有壮烈牺牲、投降日寇、内渡大陆三条路可走，他最终选择内渡，实属被逼无奈；[※注]还有一说称，在当时除内渡外，还有进入台湾内山一条路可走，那样台湾抗日运动可能呈现另外一种局面，因此对于刘最终选择内渡，虽不必过分苛责，但也不能否认这是他的一次“重大失误”[※注]。
围绕丘逢甲“未战先走”及其挟持巨款的问题，学界同样有过不少争议。早期学者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多认为丘氏内渡是其封建绅士阶级的局限性使然，是缺乏真正与台湾共存亡决心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反驳。或曰丘氏是在遭到日寇重赏严索，又有奸细告密的恶境中，知道事不可为，才接受部将的建议，被迫内渡的，与唐景崧的内渡不能一概而论。[※注]或曰丘若真存内渡之心，有很多机会，不必等唐景崧等人内渡数日之后，才离台内渡，其离台实属形势所迫。[※注]与之相应，丘内渡之际“卷饷十万”一说，也流布颇广。汪叔子通过考察乙未保台之役中台省军饷源流及战后台省军饷下落情形，指出丘“卷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注]戚其章也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证实当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接手时，藩库中有银40万两，劫余后存24万两。其余16万两，便是被指为丘内渡所挟之款。但实际上这16万两已由唐景崧汇往日本，换成银票。唐内渡时，又被定海营统领王佐臣索去，与丘毫无关系。[※注]近来还有学者通过解读丘逢甲在抗日保台期间撰写的19封信稿，披露了丘在组织义军抗日保台初期的一些情况。[※注]
此外，还有学者分别探讨了乙未割台的历史背景、甲午战争时期朝野内外保卫台湾的努力、台湾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以及张之洞在反割台问题上的表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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