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
二 袁世凯告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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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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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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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在百日维新开始后不久被开缺回籍，对戊戌政局影响至为重要，但是，究竟翁氏开缺是慈禧还是光绪决定的一直有所争论。谢俊美根据翁氏家藏文献中所藏翁斌孙撰《翁同龢列传》及王崇烈《翁文恭公传书后》，指出翁同龢因援引维新派、支持光绪帝变法而被开缺，其次也有刚毅衔怨报复的因素。戴逸对萧一山据翁同龢日记的记载，认为翁氏开缺出于光绪帝旨意的说法提出异议，以为证据不充分。因此，翁同龢开缺仍是由于后党排斥和遵循慈禧的旨意。而积极变政的光绪皇帝也觉得翁同龢过于持重，故将其开缺，并得到慈禧太后的批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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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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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 开缺 劻 时务 旨意 维新 慈禧太后 皇帝 日记 报馆 奏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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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袁世凯告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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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政变相关的直接证据很少，相关记载往往彼此矛盾，学者对于政变发生的真正原因各有解释。相比而言，政变因袁世凯告密而起的观点由来已久，并成为评价袁世凯历史功过的重要依据。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学者吴相湘、黄彰健提出与传统说法不同的观点，认为政变发生与袁告密无关；房德邻、孔祥吉、林克光等大陆学者也认为在袁世凯告密之前，因御史杨崇伊呈慈禧太后的密折，慈禧一派已经开始行动，而刘凤翰仍坚持旧说。90年代后，大陆学者又对此问题展开激烈讨论。
骆宝善认为，八月初六政变起于袁世凯告密有悖于史实。慈禧训政经过了周密的部署，政变借八月初三杨崇伊疏请训政为契机而发；引发政变的导火线并非袁世凯告密，但袁的自首作为硬证据，坐实了维新党人的罪状，在深层意义上改变了政变的性质。袁世凯戊戌日记的内容基本可信。[※注]赵立人则重申袁世凯告密是慈禧训政、政变发生的原因，不能过于相信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注]戴逸认为，袁世凯在变法期间一度倾向维新派，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作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时机紧迫时又不敢作出杀荣禄、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五回津尚未告密，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发生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败露，为保全自己遂合盘端出围园劫持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六君子被杀。袁的告密是被动告密。[※注]
2002年，郭卫东发表文章，提出慈禧太后八月初四日从颐和园回西苑发动政变，是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并推测袁世凯告密地点不在天津而是在北京，时间是八月初四。[※注]刘路生则认为，袁世凯八月初四没有在北京告密的必要与条件，推测徐世昌初四告密说也没有根据。奕劻亦非接受袁世凯告密之人，荣禄才是告密的最佳人选。袁世凯并未党附维新派，光绪帝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远早于维新党人，而保全光绪帝，是袁世凯保全自己的必然选择。袁氏后来的飞黄腾达，正是慈禧对其告密的酬劳。[※注]
与该问题相关，2000年，房德邻发表《戊戌政变之真相》对戊戌政变原因和过程提出了一个重要思维，即“政变经历了一个过程”[※注]。茅海建利用档案材料，精确地考证出慈禧决定离开颐和园是八月初三戌时（晚上八点半至九点钟之间）。[※注]马忠文认为，这是在收到杨崇伊奏折后作出的决定。而此前，慈禧已知道八月初五光绪帝将在西苑接见伊藤博文，而且在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太后对皇帝是否会再次作出越格的事情——聘请伊藤为顾问官，实在没有充分的把握，只有亲自回宫坐镇，才能让她放心。可以断定，慈禧不仅决定初四回宫，同时也认为宣布训政的时机已经成熟，初五日伊藤觐见光绪帝的外事活动一经结束，初六慈禧便宣布训政，并下密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可见，训政上谕与逮捕康有为兄弟的密旨也不会是初六日才会起草的，训政的理由与康有为的罪名很早已经是慈禧及后党人物关注的问题了。总之，政变是在充分准备后发生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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