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
第二节 批判运动之前的理论分歧与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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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远周兴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连续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分别是批判《武训传》运动（1951.3—1952.8）、批判“《红楼梦》研究”运动（1954.10—1955.3）和批判“胡风集团”运动（1955.1—1955.6）。这三次批判运动都将文艺批评上升为政治批判，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态势，在对文艺界进行思想整顿的同时，也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精神冲击。其中，对胡风及所谓“胡风集团”的批判就是一场由文艺理论论争引发的批判运动。然而，在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中，学术讨论的边界从一开始就被突破了，逐渐演变为一场政治事件。针对上述批判,胡风写了长篇论文《论现实主义的路》。至此，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公案，终于回到了它应该的归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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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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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文艺思想 现实主义 作家 胡风 主观战斗精神 文艺界 知识分子 文艺理论 政治 学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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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批判运动之前的理论分歧与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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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和作家。他早年投身革命文艺运动，为“左翼”文艺运动作出诸多贡献，在国统区文艺界也被一些人奉为理论“权威”。但是他与周扬等党内高层理论家的文艺思想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的领会也有所保留，因而数次引发论战。
一 重庆座谈会：间隙初生
1942年5月，《讲话》问世。《讲话》提出并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两个核心问题，影响深远。《讲话》以后，解放区文化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胡风初次接触《讲话》是在1944年3月，他参加了由冯乃超主持的学习《讲话》精神的座谈会。1944年7月，何其芳、刘白羽受命来重庆宣传《讲话》精神，胡风主持讨论。对于《讲话》的几个重要命题（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胡风有自己的解读视角和方式。作为对这次讨论的回应，胡风在自己主办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文中，胡风坚持从他的理论原点——主观战斗精神——出发，主张作家的思想立场“不能停止在逻辑概念上面，非得化合为实践的生活意志不可”，“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在文艺创作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造力的充沛和思想力的坚强”。[※注] 他还坚持文学创作离不开感性的机能，作家的思想武装或思想改造不能够仅仅凭借“思辨的头脑”去把握，而必须经过作家内在的发酵、酝酿才具有实践意义。“承认以至承受了这自我斗争，那么从人民学习的课题或思想改造的课题从作家得到的回答就不会是善男信女式的忏悔，而是创作实践里面的一下鞭子一条血痕的斗争”。[※注]
在《讲话》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优越意识进行批判的时候，胡风却在自己的理论体系内深入阐释作家主观精神的重要性，分歧明显。同时，《希望》创刊号还发表了舒芜的哲学论文《论主观》，并在“编后记”中指出该文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注] 后来胡乔木专门与舒芜在胡风家展开辩论，批评《论主观》的观点，未能说服舒芜。
二 香港的批判：《大众文艺丛刊》
1948年，香港新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展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正面讨论，拉开了当代中国学术史上这次重要批判的序幕。《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两个关键词，以及知识分子作家如何与人民结合这样的实践命题上。批判者以《讲话》的话语系统为参照，以《讲话》的核心思想为标准，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解读和批判。其目的旨在统一理论认识，为未来的文化建设做好理论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批判者的注意力很快由文艺问题转向了政治问题。他们认为，由于胡风对感性的强调，“对于作家所要求的，主要不是思想的改造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变，而是强烈的感性机能；主要不是在实践中从观察、比较、研究去具体认识他的周围世界，而只是借这种精神力量去进行所谓‘血肉的搏斗’”，这样，“不仅唯物论被取消了，阶级观点也被取消了”。[※注]
在如何与人民结合问题上，批判者强调，与人民结合首先就是到工农兵的生活实践中，进行思想改造，实现阶级立场的转变。“一切革命的作家必须与广大的工农兵劳苦群众相结合——在原则上，这是一个‘地无分南北’的课题。”[※注] 并且，“认为只有具体的平凡生活才是最真实的政治，从而把政治事件还原为平凡的生活事件，群众还原为个别的被压迫者和战斗者，阶级还原为个人对个人的态度，那将是大错而特错”[※注]。甚至，胡风描述作家创作过程中精神动态的表述（“自我斗争”）进一步被解读为“是作家和人民一种对等地迎合和抵抗的斗争”。[※注]
针对上述批判，胡风写了长篇论文《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将讨论限定在文艺创作领域内，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了“主观战斗精神”的来源和基础。并且，胡风提出了“人格力量”（实践的生活意志），主张将革命的主义化为作家的实践意志，“凭着它去深入现实、把握现实、克服现实的实践意志”[※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风将创作过程看作生活过程，“而且是把他从实际生活得来的（即从观察它和熟悉它得来的）东西经过最后的血肉考验的、最紧张的生活过程”。[※注]
关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结合的问题，胡风依然从“五四”文化传统和启蒙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旧知识分子和有革命要求的知识分子“由于残留的所谓‘优越感’和虽然困苦但却大都可以勉强得到的生存的空隙，不容易做到决然地完全抛弃幻想，因而滞留在自作多情但实际上却是虚浮的精神状态里面”。[※注] 为了克服这种游离性，知识分子要深入实践，在长期的磨炼中进行改造。至于那些深入人民的内容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实践原就是克服着本身的二重人格，追求着和人民结合的自我改造的过程”。[※注] 因为他们的创作实践“依靠着对于历史现实的发展方向的承受，依靠着把自己放在反封建的斗争要求里面，依靠着对于被革命思想所照明的人民的内容（负担、潜力、觉醒、愿望和夺取生路）的深入”。[※注]
《论现实主义的路》是对《大众文艺丛刊》批判的理论回应，但是，《大众文艺丛刊》之所以发起这次批判，却并不仅仅是由于学术问题的分歧，而是出于政治规训和争夺文艺理论话语权的需要。当时，随着军事战场上的胜利，统一文艺思想上的认识显得越来越紧迫。胡风文艺观点与《讲话》的不对应性，被认作一种对抗或不服从态度，也为更大规模的批判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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