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和批判渐次升级——由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到反现实主义，由反现实主义到反马克思主义，由反马克思主义到反党集团，由反党集团到反革命集团。学术问题最终演变为政治问题，学术讨论发展为政治批判。这其中既有政治大环境的作用，也有个人小环境的影响。就前者而言，文化批判的政治模式正在形成，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就后者而言，个人的历史积怨随着权力分配再次爆发，学术讨论与人事恩怨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

一 批判渐次升级：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到反党反革命集团

1949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上，茅盾做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集中介绍了十年来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发展状况。报告在第三部分“文艺思想理论的发展”的第三节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明确指出“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问题”。[※注] 报告没有对“主观”展开深入分析，而是解读为“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的斗争”，将问题径直归结到思想改造、与人民结合的时代命题上。

1951年底，在北京率先开始的文艺整风运动中，胡风问题再次被提出。为了表明对《讲话》的态度，解释一些理论问题，胡风写了题为《学习，为了实践》的理论文章。但周扬认为这篇文章没有自我批评，不宜发表。

1952年5月25日，舒芜在《长江日报》发表了《从头学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表达了对《讲话》的忠实拥护和支持，忏悔过去的错误思想。舒芜的《论主观》1945年在《希望》创刊号上发表后，一直被当作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哲学基础，受到严厉批判。在这次忏悔中，舒芜点名批判了路翎错误的创作倾向，并呼唤“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也要赶快投身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注] 针对舒芜的文章，胡风写了《关于〈希望〉的简单报告》，试图对《希望》的编辑情况进行说明。

1952年9月至12月间，召开了长达4个月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9月26日，舒芜在《文艺报》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信中，舒芜更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觉悟到“那是根本错误的，是与毛泽东文艺路线背道而驰的”。[※注] 舒芜的反省是对旧我的决绝否弃，也是向胡风的“倒戈一击”。

针对这些批判，胡风写了《一段时间，几点回忆》，在讨论会上作了简要口述，试图解释一些理论问题。后来，胡风将文章呈送中共中央，但没有得到回音。

1952年12月11日，在“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的第三次会议上，何其芳作了题为《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的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胡风的文艺思想，指出胡风在许多原则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1953年1月30日，《文艺报》发表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章剖析了胡风一贯的文艺思想，指出“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相同点；相反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注]

“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结束后，胡风没有再写理论文章回应或解释。1954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批评党内一部分干部不能接受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的工作作风。胡风认为，终于到了澄清问题的时候。3—7月间，胡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完成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并呈送给中共中央。

1954年10月，《红楼梦研究》批判展开。胡风在中国文联和作协的联席会议上，尖锐批评《文艺报》的压制小人物的作风和庸俗社会学的文艺观点。12月8日，会议形势急转变化，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总结发言，指出“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认为胡风“实际是在反对‘学究式的态度’口号之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注] 1955年1月，胡风写了《我的自我批判》，承认自己错误的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注] 这种严厉的自我批判，在胡风来说还是第一次。但是，却没能阻止批判升级的脚步。

1955年1月21日，中宣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批转了中宣部的报告。胡风问题被定性为“反党反人民”，批判的方向正在发生变化。

1955年2月5日和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展开批判。全国大规模的胡风思想批判全面展开。

1955年4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4月13日，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思想领域的批判逐步发展为政治批判。

1955年4月，舒芜整理上交了他和胡风的私人信件，并送呈毛泽东审阅。由此，胡风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

1955年5月初，由中宣部和公安部组成的胡风专案组成立，搜集胡风反党反革命“罪证”的取证工作在全国展开。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揭发材料《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6 次会议批准逮捕“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这次会议上，有78人被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

1955年5月24日和6月18日，《人民日报》分别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三批材料》。

1955年6月20日，人民出版社将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集结出版，题目更名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胡风问题的性质由“反党”升级为“反革命”。

从1945年开始的理论对话，到1948年的理论批判，到1952年的思想批判，直到1955年，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终于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批判，演变为一场巨大沉痛的历史悲剧。

二 学术批判理性的渐次丧失：从思想批判到政治批判

在1949年以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双方的力量和位置发生了倾斜性的变化——胡风始终处于辩解和澄清问题的被动处境。随着文化批判政治模式的形成，权威话语压抑了个人话语，政治话语压抑了学术话语，前者甚至成为唯一的话语。学术批判理性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非同一的、非系统的、非逻辑的批判策略。

1949年以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在内容上与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的讨论没有太多不同。周扬在阐述“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时指出：“我们强调对于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作家，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强调文学作品应当表现有迫切政治意义的主题，应当创造人民中先进的正面人物形象，强调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重要性和文学艺术上的民族形式，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也是胡风先生所历来反对的。”[※注] 胡风与批判者的分歧与其说是观点的不同，不如说是各自所依据和使用的话语系统的不同。如果从学理层面进行沟通对话，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过程中或许能够推动文艺理论的发展。但当时，发动批判的目的是维护《讲话》的真理性和权威性，使溢出《讲话》核心命题之外的思想归于一致。香港的批判可以看作是对胡风的召唤信号，胡风却做了进一步的专业答辩。1949年以后，随着《讲话》的权威性覆盖到全国范围，其真理性和普遍有效性更加不容置疑。胡风文艺思想与《讲话》的不对应就成为突出的文化政治事件。一场再批判运动开始了。批判的参照系始于《讲话》止于《讲话》，批判的逻辑在于权威话语的真理性。

第一，采取了非同一性的策略。所谓非同一性，即不在同一语境下讨论问题。如前所述，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着重于强调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批判者却以为这是否定了生活实践的决定性意义，将创作归于神秘的东西——精神力量。根据是：这样的观点与《讲话》中人民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表达相反[※注]；根据是：与《讲话》中阶级斗争决定思想感情的说法不同，“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注]；根据是：1942年的整风运动着重反对主观主义，胡风却“推荐了《论主观》这篇实际上是提倡主观主义的文章”[※注]，并攻击所谓“客观主义”的创作倾向。

第二，采取了非系统性的策略。所谓非系统性，即不在整体语境中讨论问题。如前所述，在胡风的整体语境中，创作主体是焦点问题。正是从这个角度，胡风提出“主观战斗精神”是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批判者认为，胡风理论的实际效果，“就是阻碍文艺工作者认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注] 根据是：《讲话》认为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深入群众，加强思想改造；而胡风理论的根本问题是“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不够强烈或衰落了，解决的办法是加强作家的主观精神”。因此，“这是个原则性的分歧”。[※注] 事实上，胡风对于思想改造的认识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启蒙意识；一是创作规律。就后者而言，他坚持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理论，只有变成了作家自己的血肉要求以后，才能够成为创作的力量，才能够在创造过程上产生力量”。[※注] 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风否认世界观的指导意义，他强调的是世界观和革命理论在怎样的途径上作用于创作活动。

第三，采取了非逻辑性的策略。所谓非逻辑性，即不在理性逻辑内讨论问题。关于题材与文艺作品价值的关系，胡风认为：“文艺作品的价值，它的对于现实斗争的推进效力，并不是决定于题材，而是决定于作家的战斗立场，以及从这战斗立场所生长起来的（同时也是为了达到这战斗立场的）创作方法，以及从这创作方法所获得的艺术力量。”[※注] 这段话是胡风为《抗战文艺》终刊号所写，当时有人想编印选集，以总结抗战文艺成绩。胡风以为编选的目的不仅是“保存史料”，不能是“抗战”题材就可以入选，“中心点”是要反映人民的斗争。在这一语境中，胡风谈到编选的标准——即文艺作品的价值。这一观点作为“题材无差别论”受到严厉批判。题材的意义作为理论问题自然可以讨论，但批判者由此得出如下推论：“否认题材的差别的重要，其逻辑的结果就是否认生活的差别的重要”[※注]；进而，“否认了革命作家必须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必须参加人民群众的斗争”。[※注] 结论是：“这样的观点也是直接和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反的。”[※注] 事实上，由题材的差别到生活的差别，并不能够建立起严密的逻辑关系。

由此可见，在1949年以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学术的理性分析逐渐减弱，权威话语成为批判的武器和标准。个人话语和学术话语之所以受到压抑，是与当时的文化批判政治模式分不开的。为了维护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统性，肃清思想领域的认识分歧成为重要的政治目标。因此，文化批判就成了当时政治运作的重要方式和手段。1951年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后来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等都是这种政治模式的结果。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亦不例外。尤其是发展到后期，讨论已经完全溢出学术领域和思想领域，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和强制性（压制性）的国家机器共同介入了其中。

首先，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报纸和刊物以“编者按”的形式宣判了胡风文艺思想的性质，引导批判发展方向。1952年6月，《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舒芜的《从头学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加了一则“编者按”。按语指出，《希望》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这是首次公开明确提出了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的概念。“编者按”对这个小集团的主张和性质作了如下概述：“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注] 1952年9月，《文艺报》在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的“编者按”中明确指出胡风与《讲话》的对抗态度：“这种错误思想使他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注] 1955年5月，《人民日报》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的“编者按”中，将胡风问题的性质从“文艺小集团”上提升到“反党集团”：“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至于胡风的文艺观点，按语则不加分析地断定了其“虚假性”：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话语能够使人相信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注] 此外，按语还号召与胡风有来往的人交出更多的密信。

其次，作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通过行政手段（甚至暴力手段）发动了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1955年1月，中宣部报请中共中央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中，中宣部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给出了官方意见：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唯心论；借“现实主义”之名否定文学的党性原则；否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作用；否认作家深入群众生活的重要性；否定民族遗产和民族形式；提出“五把刀子”的理论；片面地夸大文艺工作中的缺点，诬蔑文艺界的领导是“疯狂”的“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的报告，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性质做出判决：“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注] 来自最高权力层的“反党反人民”的定性，使对于胡风的批判从文艺问题发展为政治问题。

三 胡风的辩解与反击：《三十万言书》

胡风问题的最后结局，即便当时参与批判的主要人物也不曾料到[※注]，事情的性质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悄然发生变化的？或许有历史的偶然因素[※注]，但是胡风对意识形态询唤的迟钝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对于1949年以后遭遇的严厉批判，胡风认为是文艺界领导人宗派主义的结果。他选择“上书”中央的方式，试图通过学理分析，澄清本意、辨析是非。

胡风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对有关理论分歧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

第一，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胡风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为了清算“拉普”“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而提出的，它与旧现实主义有继承关系，也有原则区别。继承的是“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为人民寻找更好的道路和更好的生活制度），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或人民性（‘从下面’看出来的具体的历史真实，并不限于直接表现人民本身）”[※注]；区别是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彻底反对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解放的道路得到了明确的政治方向。这种人道主义即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精神”。在此意义上，胡风指出“主观精神”即是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具体而言，它是指抗战初期那一种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高扬的热情[※注]；和人民痛痒相关的胸怀；对敌、友、我的爱爱仇仇的感情态度。[※注] 正是在这里，胡风发现了与批判者的分歧，后者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

第二，是对作家如何获得世界观的理解。胡风认为，作家世界观是在实践中获得的，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斗争中获得的；而且，“一定要在艺术实践过程中通过辩证的关系一步一步前进，上升，一直达到世界观的高度”。[※注] 因为如果不通过艺术实践，世界观就只是“不生产的资本”，不会化为作家自己的东西。显然，胡风是在文艺创作这个特殊专业领域谈及世界观的，主张“通过文艺的特殊机能进行艰苦的实践斗争，通过实践斗争的胜利（现实主义的胜利）达到马克思主义”。[※注] 正是在这里，胡风发现了与批判者的分歧，后者认为“‘正确的世界观’是在实践之前一次获得的，因而认识是一次完成的”。[※注]

第三，是对作家如何进行思想改造的理解。胡风主张，创作实践是实践的一种；作家的思想改造要在创作实践中进行。胡风坚持从创作过程的规律讨论作家主观思想的变化：“对于一个忠实于现实的作家，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从生活得来的经验材料（素材），他的对于它的理解（思想）和感情态度，要在创作过程中进行一场相生相克的决死的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间，经验材料通过作家的血肉追求而显示了它的潜伏的内在逻辑，作家的理解和感情态度（主观世界）又被那内在逻辑带来了新的内容或变化，这才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产生了作品。”[※注] 客观生活只有通过创作主体的中介，才能够成为作品；对作家来说，忠实于现实要通过忠实于艺术，才能够实现。因此，如果否定了创作过程的实践意义，不但不能实现思想改造，“反而要使感受机能和认识机能渐渐衰萎的”。[※注]正是在这里，胡风发现了与批判者的分歧，后者认为作家的思想改造必须通过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才可以实现，“恰恰抽去了创作实践”。

第四，是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解。胡风认为，民族传统与民族形式是不同的范畴。在民族传统中有精华，但更多的是治人者残酷的“智慧”和治于人者的安命的“道德”。能够继承的传统，“只能是指那基本思想内容还是不违背今天历史要求，还在今天的战斗要求中保持着生命的东西”。[※注] 至于民族形式，从文学的内形式而言，它决定于语言的表现方式（表现感情的方式、表现思想的方式、认识生活的方式）是不是发挥了这种民族语言的最大的机能。民族形式的提出是为了克服新文艺的缺点，捍卫“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学传统。胡风认为，克服的途径在于通过大众化的艺术实践，“把大众的感情、欲望、思想等化成自己的内的经验，把大众的活的语言和表现感情、思维的方式等化成自己的主观能力”。[※注] 正是在这里，胡风发现了与批判者的分歧，后者认为克服“五四”新文艺的缺点就要发扬民族文艺传统，借用民族形式的躯壳实现“和人民结合”的目的。

第五，是对题材意义的理解。胡风认为，“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注] 题材不能决定作品的价值。无论什么样的生活，无论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在现实主义艺术方法下，都可以获得意义。在此基础上，胡风指出分配题材是不符合创作规律的。他坚持创作过程是主客观化合的过程；作家的“主观精神”一方面是社会的东西所化合起来的（共性），另一方面是独特的化合状态（个性）；政治要求可以引导个性并使其发生变化，但不能抹杀独特的化合状态。因此，“作家只能从他身上能有的基础去通到社会内容，而且在绝大多数的场合，是只能通到他有可能通到的某些社会内容的”。[※注] 正是在这里，胡风发现了与批判者的分歧，后者认为题材对于作品有决定意义，新现实主义必须有工农兵的生活，题材的选择常常和作家的立场有关。

总之，胡风认为批判者的理论违反了创作规律，否定了文艺的专门特点，“一切都简简单单依仗政治”[※注]，在读者和作家头上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影子……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场或少一点立场……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实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注]

当胡风十分认真地从文艺创作规律辨析理论分歧的时候，当胡风十分真诚地总结1949年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的理论坚持在文化批判的政治运作模式中，是多么不合时宜。直到《红楼梦研究》批判形势的急转，胡风才突然发现这并不只是理论分歧的学术问题。1955年1月，胡风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理论错误：“不能从政治原则看问题”，“在几个根本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表现在态度上就是：“拒绝思想改造，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狭隘的宗派情绪，严重地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以及脱离群众，轻视集体”。[※注] 但是，为时已晚。所谓五把“刀子”终于落在了他自己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