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是文学学科中唯一以“比较”命名者。与之相应的文化人类学，则享有“比较文化”的别称。将这两个以“比较”冠名的学科之间的界限打通，其交叉融合部分即可名为“文学人类学”；两个原有的学科互动后再生的新兴研究领域也称为“文学人类学”。

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讨论其学科定位的问题：它是一门独立学科呢，还是一种研究范式或者研究方法？本专业内地学者都对“比较不是理由”[※注] 这样的标题耳熟能详。不同学者出于不同的身份认同和学科认同需要，对此持对立的看法。从知识系统的来源看，比较文学的前身就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研究。它是在知识全球化进程中催生出的跨越语言、民族、国别界限的文学研究。

20世纪末，中国学界在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中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联通起来，作为新兴的合法化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是否是理由的争议暂时偃旗息鼓。但是比较文学何去何从的疑问依然在继续。如果从合并的逻辑上推测，比较文学加上世界文学，不就是人类的文学或“文学人类学”吗？笔者倾向于将比较文学看成是从各个民族国家从隔绝封闭时代走向开放交流时代的文学研究之大趋势；同时将这一趋势的前瞻景象描述为一种文学人类学。换言之，比较文学是从各自孤立的民族文学小世界通向整合性的文学人类学大世界的必经之路和过渡桥梁。[※注]

在此前瞻意识下，文学人类学在比较文学的领域中催生、成长的现实也就容易理解。用更明确的语言来表述，文学人类学乃是早期比较文学界提出的“总体文学”目标在新的科际整合语境中的延伸或置换。换言之，比较文学在20世纪后期所形成的最主要的跨学科研究潮流，是孕育出文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和文学人类学等边缘学科的现实土壤。从另一意义上说，文学人类学和比较文学的关系，就像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的关系一样，需要用发展变化的动态眼光来审视和前瞻。最初正是比较文学界以其跨学科的开阔胸怀来容纳文化研究的。后来文化研究呈现出独立发展和迅速拓展的态势，其所研究的范围之广和对象之多，远不是比较文学所能够容纳和限制的。除了少数坚守学科本位主义立场的人以外，大家也无须为此而动干戈。新旧学科的分化重组和再生，自有其知识社会学的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就中国的学坛情况看，近现代的西学东渐，给国人送来了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文学传统发生了新变化。胡适在1923年撰写的《〈国学季刊〉 发刊宣言》，总结了三百年来国学的得失，认为成绩有三，缺点有三。成绩是“一整理二发现”。即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和发现古物。三个缺点则依次为：一、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关于第三点，他发问说：

我们试问，这三百年来的学者何以这样缺乏理解呢？我们推求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层缺点——研究的范围过于狭小。宋明的理学家所以富于理解，全因为六朝唐以后佛家与道士的学说弥漫空气中，宋明的理学家全都受了他们的影响，用他们的学说作一种参考比较的资料。宋明的理学家，有了这种比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个近视的人戴了近视眼镜一样；从前看不见的，现在都看见了；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明白了。[※注]

根据这个学术史的经验回顾与展望，胡适针对性地提出三点建议：一、扩大研究的范围。二，注意系统的整理。三、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怎样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呢？胡适一连举出语言、文字、音韵、制度、因明学、哲学、人物、易象与柏拉图“法象论”等十多个例子，来说明“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注] 接下来，胡适又从方法和材料两方面说明欧美和日本的古学已经为国学的比较视野准备好了“无数的成绩”和“无数借鉴的镜子”。关键是要有学者的自觉比较意识。胡适的话虽然不是针对比较文学而言的，却理所当然地从中国学问的本土传统缺陷出发，强调了为什么“比较就是理由”的命题。

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多材料。[※注]

这就是留学西方的新一代知识人为什么不满清朝以来的国学局面，强调跨文化比较视野的新主张。几乎同时，闻一多离开他求学和任教十年之久的母校，写出了《美国化的清华》一文，对洋化教育的现状表示了他的忧虑。“用美国退回赔款办的预备留美底学校，他的目的当然是吸收一点美国文化。”[※注] 虽然美国人嫌清华还不够美国化，闻一多却认为“清华太美国化了！”据他观察，美国化的物质主义对学校弊大于利。总结为七点：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他最后的呼告是：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罢！（《清华周刊》1922年第247期）虽然对洋化教育的弊端如此忧心，闻一多在此后的文学研究中却充分显示出比较视野和跨学科视野的优势，成为文学人类学研究在中国最重要的早期实验者之一。从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所得出的经验，促使闻一多在1946年向清华大学提出调整系科建制的建议，希望学校能够及时改变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对立及语言文学不分的状况。在他看来，国粹派与西化派都不足取：一方面是保存国粹为己任的国学专修馆，“集合着一群遗老式的先生和遗少式的学生，抱着发散霉味的经史子集，梦想五千年的古国的光荣。一方面则，恕我不客气，称它为高等华人养成所，惟一的任务是替帝国主义承包文化倾销，因此你也不妨称他们为文化买办。”[※注]闻一多认为，中文系和外文系对立的学科体制，是催生以上两派的温床，因此亟需从制度上加以改变。“这些典型的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无疑都是我们亲眼见过的，甚至亲身经历过的。”[※注] 他反对文学研究走向科学主义方向，还特别强调语言学从中文系中独立，以便促进与之相关的历史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发展：

文学的批评与研究虽也采取科学的方法，但文学终非严格的科学，也不需要、不可能、不应该是严格的科学。语言学与文学并不相近，倒是与历史考古学，尤其社会人类学相近些。所以让语言学独立成系，可以促进它本身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历史考古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发展。[※注]

根据这些认识，闻一多明确提出：“要中西兼通。我们建议文学系分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两组。”“我们认为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是民族复兴中应有的‘鸿谟’”。[※注] 虽然有朱自清等对此建议表示支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大学（不论是大陆还是港台澳）的文学专业至今仍是中文系和外文系的二分天下。如果要寻找些许创新的亮点，那就是有个别大学建立了比较文学系。还有就是，大陆的中文系学生必修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多少弥补了一些“东向而望，不见西墙”（《文心雕龙·知音》）的自我闭锁的局限。当今台湾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可以不修外国文学课程。进入比较文学专业领域，一般而言都是外文系的选择。

不论是胡适从国学发展的意义上大力倡导比较研究，还是闻一多从大学文学教育的利弊权衡方面主张解决中文系与外文系分立格局，在今日来看仍有积极意义。这些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的呼吁虽然也起到一些效果，但是“比较”乃至“打通”是否必要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主要原因，是学科划分和设置的惰性，滋生出一批现有学科设置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用我行我素的方式，在学界助长和自我复制着学科本位主义的观念和态度。所以如何在学生中培养“打通”的自觉意识，是一项当务之急的基本考虑，也是通向文学人类学理念的前提。

西方文学研究中从民族文学、国别文学转向比较文学的大致轨迹，可以通过19世纪中期以下的一系列突破性事件来得到历史的说明。用较为简单的办法概括这一过程，可以标示出相继出现的两大学术发现，即发现“东方”与发现“原始”。其深远的意义如同自然科学方面哥白尼发现“太阳中心”和哥伦布之发现新大陆。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在西方思想和学术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在这两大发现的连锁反应之下逐渐得到清算，并在20世纪后期引发了后殖民批判的思想大潮。1856年，德国比较神话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1823—1900）的《比较神话学》[※注] 出版。这是先于英国学者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而问世的比较文学名著。促使缪勒做出这种“比较”式研究拓展的，就是所谓“印欧语系”文化的再发现。1871年，英国人爱德华·泰勒（Edward B.Tylor，1832—1917）发表《原始文化》一书。这是西方知识界“发现原始”的标志性巨著，也是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的标志。由于“原始文化”或“原始社会”在范围上要远远大于“印欧文化”，这就给欧洲知识人“比较”的视野打开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空间。1886年，为比较文学这门新学科奠基的著作——波斯奈特（H.M.Posnett）的《比较文学》问世。如果和上述具有人类学倾向的新学术发现相比，《比较文学》的视野还局限在西欧文明内部的有限比较之下，如英德文学比较和英法文学比较等。这样的开端，几乎注定了比较文学研究者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都难以挣脱短视的一对一比较模式。直到20世纪后期，受到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大潮洗礼，西方的比较文学家才大声疾呼，要求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将跨文明（特别是跨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上议事日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客座教授、曾主持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下属的跨文化研究会，曾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迈纳在90年代推出《比较诗学》，就将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文学论纳入到新诗学体系中，并用专章的篇幅来讨论文论研究中的文化相对主义问题。[※注] 这样的处理，体现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原则如何成为比较文学家无法回避的理论指导，以及原有的总体文学远程目标如何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新语境中向文学人类学转化。将《比较诗学》中译本序和老牌的西方比较文学著作（如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注]）做一对照，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历程可以获得分明的呈现：

本书最初在1990年以英文形式出版，它反映了国际研究方面由于中国人的出场所引发的这些进展以及许多主题和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不可规避的：在形形色色的文化中，文学的性质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思想？或者换言之，那些主要的文学文化群落究竟如何建构其成体系的文学观？[※注]

昔日的比较文学家在黑格尔式的“世界精神”之总体历史观的鼓舞下，虽然也给比较文学研究构想出一个“总体文学”目标，却根本无法考虑到“总体文学”目标究竟会包括多少不同文化（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迈纳的“形形色色文化”说虽然在他自己的书中尚未做到，却多少体现出现代性的总体历史观失效以后，用体现多元及弱势文化的“文学人类学”目标替代“总体文学”的意义所在。其《比较诗学》的走向多元文化思路，可视为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注] 一旦比较的视野从一般意义上的非西方大国（印度、中国、阿拉伯和日本等）拓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即不光是迈纳眼中的世界“主要的文学文化群落”，也要包括数以千计的无文字文化群体，并且还包括这些主要国家内部的无文字少数民族群体，“总体”的百年理想才算得以从架空状态，回归大地，落实到多样化的具体人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