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
第二节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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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杰我们这里讨论的“中国文化研究”，并非一般意义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而是专指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文论界出现的，主要受西方“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范式影响而形成的，以中国社会文化现实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式。它作为一种最新出现的研究方式或学术思潮，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到学术理念，都对传统的文艺理论研究有所突破，并产生了，而且还在产生着重大影响，可以说是“热点”中的“热点”，值得关注。总体说来， “文化研究”通过赋予大众文化、边缘性文化以抵抗性、反叛性内涵，来转变人们对这些文化的刻板印象，以实现对主流文化、或者说霸权性文化的挑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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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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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文艺理论 大众文化 文学 美学 中国文化 文艺 文化研究 学科 文化诗学 人文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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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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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萌芽，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特别是在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成果大量译介之后，文化研究终于在中国成为显学。它不止在中国的文论界引发巨大反响，成为具有撬动格局意义的研究方式，而且向社会学、传播学、哲学等诸多学科或研究领域渗透，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中国的文化研究留有明显的西方学术话语的印记，或者说深受相关译介成果的影响。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中国文化研究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研究发轫的标志性事件，应该是1985年秋美国著名“左翼”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亦译为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应邀在北京大学做的为期四个月的讲学。讲稿后由唐小兵翻译整理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于1986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学术讲演和这本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被称为“打开了中国学人了解世界前沿学术的窗口”，这其中的“前沿学术”就包括了“文化研究”。
不过，当时中国学人没有对“文化研究”一词表现出特别的敏感。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其一，当时的大众文化发展状况。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虽然已经有所发展，也引发了对流行歌曲、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港台电视剧的批判，但其整体状态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或者说学界还未将这些新事物归入“大众文化”的名下加以审视，因而也就缺乏所谓“文化研究”的意识。其二，杰姆逊的话语表达方式。杰姆逊话语中的“文化研究”已经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旅行到美国后的产物了。就讲演内容来看，他将理论兴趣更多地集中在了美国学界更关注的“后现代主义”（伯明翰学派中前期的研究较少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中后期则受影响程度日趋明显。这可与斯图尔特·霍尔的思想发展轨迹相印证）和“种族”之维上，而且他分析得比较多的也是文学作品，这都与“文化研究”关注的“文化”有一定差异。这也使中国学人未能迅速聚焦到“文化研究”上。不过，杰姆逊的理论对于推动中国学人的学术研究视野由“文学”转向“文化”还是功不可没的。
对中国的文化研究的发生有着重要影响的另一本著作是霍克海姆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严格说来，他们进行的是大众文化批判，或者用他们自己的术语说是“文化工业”批判，也不是“文化研究”。不过，他们和包括马尔库塞在内的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理论迅速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人批评正在快速发展的大众文化的重要理论资源，因而也被视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源头。
因为这一阶段“文化研究”声名不显，故而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研究的萌芽期或者潜行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其标志性事件，是著名的《读书》杂志于1993年连续发表了评介赛义德和其他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文章。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赛义德的《东方学》，这部书对中国文化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最大的。”[※注] 如果说西方文化研究有三个关键词：“阶级”“种族”和“性别”，那么，在中国，则还可以加上一个：“地缘”。而这一关键词的凸显，就是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的结果。诚然，后殖民主义视角的引入，引发了人们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文化的价值重估，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启蒙话语内含的“他者化”逻辑的批判，推动了人们在历史观念层面的转变。但是从现实反响来看，它引发的则是对全球化进程中中西方文化地位和权力关系的批判性认识，甚至是焦虑性的思考，以致于从“自我—他人”关系维度切入的“看”与“被看”问题成为那个时期文论的焦点问题。而与此相呼应的则是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在此转变中，历史性的“落后”意识蜕变成了空间性的“边缘”意识。这实际是地缘政治意识在中国文论、文化研究话语中的体现。
可以与之佐证，并且与中国后殖民批评有着密切关联的，仍然是杰姆逊的话语在中国产生的理论效应。北大讲演后，杰姆逊又写成《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由张京媛翻译后在《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发表。受此影响，一时间，“第三世界文学”和“民族寓言”成为文学批评热点。而张艺谋的电影也就此成为贯穿“第三世界文学”批评和中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批判对象。
这一状况提醒我们，在中国，“文化研究”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许多其他名目的学术话语彼此交织，关系密切。例如，在文学研究中，它不仅与后殖民主义理论话语关系密切，而且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学人类学，以及许多以“后”为前缀的理论、批评话语有关。不止于此，它还与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关系密切。也因为如此，“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与这些学术话语交织在一起的，仍未显现出独领风骚的姿态。
到了世纪之交，“文化研究”的话语张力和思想影响彻底显现出来，中国的文化研究正式成为一种“显学”。这一态势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此前的研究积累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新的学术动态的影响在里面。新的学术动态的表现之一，就是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展开的广泛讨论。这一讨论在引起人们对一些新的西方理论成果的关注的同时，更重要的还是引起了对已经蓬勃兴起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特别是文化消费现象的关注。另一个新的学术动态就是伯明翰学派，或者明确地打上了“文化研究”标签的成果以一种规模化的方式在中国理论界登陆。这其中流传的比较广泛的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化和传播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传播与文化译丛”，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向标读本文丛”等。与之相应，《天津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等学术期刊也在世纪之交专门组织专栏文章来探讨文化研究问题。
这样的学术研究态势也产生了规模性的研究效应。它表现在：一、涌现了一批研究名家，如陶东风、周宪、金元浦、金惠敏、戴锦华、王德胜、陆扬等，他们活跃在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二、涌现了层出不穷的研究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包括从权威学术期刊到一般刊物的大量学术论文，还有每年出版的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以及大量的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三、涌现了大量研究国外“文化研究”的成果，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外语界的研究，而且他们的研究许多都是译介与研究并行，对我们了解和深入吸收国外文化研究理论成果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四、形成了国内外频繁学术交流的态势，及至“文化研究”引入中国，我国文论界有了一种终于“追上”国际学术前沿的感觉，而且，随着条件的改善，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学术研讨、学术访问、学术座谈日趋频繁，杰姆逊、米勒、德里达、托尼·本奈特、迈克·费瑟斯通、霍米·巴巴等国际文化研究大家，都曾亲临中国进行研讨，而许多中国学者亦赴国外参与交流，已经形成一种国际、国内频繁对话的交流态势。
就目前看来，这种火热的研究态势在中国仍在持续。如果说有些什么新动向的话，那就是随着“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解散产生的扩散效应，以及西方学界对“文化研究”范式的反思，2010年以来，中国的文化研究界也出现了“文化研究向何处去？”的思考，但总体看来，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对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前景仍然是乐观的。
以上是基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效果而进行的中国文化研究进程的描述，如果转换参照物，则有可能形成不同的判断。比如，如果以中国的“大众文化”为聚焦点，那么，则可以把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出现提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因为，1952年，音乐学者李元庆就应邀著文批判过爵士乐。[※注] 不过，当时，李元庆所依据的主要是高尔基的话语。而且，不仅他的理论来源是苏联化的，就连他的批判对象也是一种苏联化的爵士乐。在今天的中国文化研究领域，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对象上，这种“苏联化”的影响都很小了。这些都表明，当时的批判话语与今天我们讨论的“文化研究”之间还是存在谱系断裂的。而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领域的“文化转向”也主要是后者推动的。这也是我们最终选择基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来描述中国文化研究进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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