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研究”为代表的学术潮流，在研究方法、路径和观念方面都带来了新的变化，形成了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在梳理了文化研究等学术思潮的发展轨迹之后，我们也有必要对这些变化作出更为具体的总结。

首先，从研究路向上来看，“文化转向”使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从“内部研究”又迅速转向了“外部研究”。

把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种方式的作法，显然是受到了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的影响。[※注] 韦勒克、沃伦把从作品形成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的因果式研究称为文学的“外部研究”；而关于文学作品本体结构和价值的文本研究称为文学的“内部研究”。显然，他们更重视的是“内部研究”。韦勒克、沃伦的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获得热烈响应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文艺界急需摆脱“极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文艺附庸于政治的工具论地位。为此，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曾有意识地引入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等强调文艺形式的独立自主性的理论，以重塑文艺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品格。这些新引入的西方文论在美学观念上承认审美的非功利性，在理论上重视文艺的自律性发展规律的总结，在批评实践中重视对文艺作品本文精细的、深入的解读，这就促使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发生了“向内转”的研究转向（当然，对此的批评也是一直存在的）。但是，中国的文艺理论界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实践这种在操作上具有高难度、高技巧性的研究方式，“文化转向”的出现就推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风潮转向了与文本联系着的、广阔的社会空间，出现了所谓的“向外转”的研究转向。

这种“向外转”的研究转向在形态上突出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运用一些新的理论方法重新思考文艺文本与其外部世界的关联。这方面最具有时代性的代表成果就是文学与媒介之关系的研究。如对各种文学期刊的研究，以及新媒体中的文学形态的研究，等等。二是中国的许多文艺学者在“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下纷纷转向了对文化产品的研究。有学者这样描述道：“如果说，以往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学时常围绕着文学史上的经典展开，那么，文化研究显然不赞同这种过于精英主义的倾向。所以，文化研究重视的是大众文化——特别是一些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生产。这个意义上，从电视肥皂剧、广告、流行歌曲到酒吧的风格、玩具设计、时装表演，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科目统统进入了批评家的视域。对于主流文化所排斥的种种边缘文化和亚文化，文化研究也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因此，性别问题、同性恋问题、种族问题、移民问题、身份问题均是文化研究的重点所在。”[※注] 可见，“文化转向”引领的“向外转”的研究转向，不仅使文学研究在对象上转向了非文学研究，而且在问题意识上转向了非文学问题的研究。

应该看到，“向外转”的研究转向的出现，除了在理论上受到新兴的“文化研究”路数的影响之外，还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根由。那就是随着我国文化体制转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业形态的大众文化产品涌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这种新的态势，专注于“文学性”“艺术性”或“审美性”的文艺研究是有些反应不及的。这一点，即使质疑“文化研究”方式的学者也是承认的。[※注] 相反，“向外转”的研究转向表现出的则是一种积极应对的姿态，而且这样的理论言说中饱含着现实关怀。因此，“向外转”的研究转向诚然使“文艺理论到底应该研究什么？”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也在新的时代意义上提出了“文艺理论研究何为？”的问题，这一点是值得重视和认真思考的。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文化转向”使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从传统意义上的学科研究转向了跨学科研究。

文艺理论、或者说文艺学一直以阐明有关文学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揭示创作过程及作品构成的基本原理为己任，它因此而获得了明确的学科地位。但是，“文化转向”后的文艺理论，或者说“文化研究”则突破了文艺学的学科边界，变成了一种杂糅各种学术研究方法的跨学科研究。我国著名文化研究者金元浦就认为文化研究是“学科大联合的事业”：“文化研究作为学科大联合的事业，是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文献学，甚至经济学、法学所共同关注的对象。它的出现是社会巨大转型的产物；是文化在当代世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相对经济、政治发生了重大跃升的产物；是人文社会领域范式危机、变革，需要重新‘洗牌’——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厘定学科内涵与边界的产物。”[※注]

由于“文化”这个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人们很难用一个既定的学科框架去框定它的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在文化研究内部，人们主要是在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意义上去理解和运用这个概念。严格说来，这一界定并没有使“文化”的内涵变得更加明确，而是随着“生活方式”的广阔关联性弥散出了更多的考察维度。就此而言，“文化研究”走向一种根据需要调取各种学术研究方法的跨学科研究具有某种必然性。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的确使文化研究能在各学科界限形成的罅隙、空白、疏漏之处发现许多问题，见人所未见，但是，这种在各学科之间的频繁穿梭，也使“文化研究”其实缺少理论的原创性，因而被一些学者讥讽为话语“掮客”。

还应注意到，“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化、非学科化，甚至反学科化是有意为之的话语实践策略，是对学科化的西方传统学术思维的批判和颠覆，但是，就连文化研究者们自己也注意到，随着“文化研究”的全球播撒，它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多，几乎无所不包，由于缺少明确的学科边界和领域，它的创造性和活力正在消失，其自身也存在着即将消失在各学科之中的危险。比如，在美国，“文化研究”就出现了学科化的趋势。但是这不免又使一些文化研究者们担心，它会因此而蜕化为“书斋里的学问”，而有违初衷。因而在是否要学科化上，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存在矛盾。

而坚守文艺学、文学理论学科定位的一些学者则对“文化研究”频繁跨界造成的学科边界模糊和研究方法失范提出了严厉批评。这种争鸣姿态使得重新划定文艺学、文学理论的学科边界问题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最后，我们认为，“文化转向”带来的最深刻的转变或者说最严峻的挑战，还是观念上的，即它使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由对“审美性”的关注转向了对“政治性”的关注。

西方的“文化研究”具有明确的，甚至可以说激进的政治意图。总体说来，“文化研究”通过赋予大众文化、边缘性文化以抵抗性、反叛性内涵，来转变人们对这些文化的刻板印象，以实现对主流文化、或者说霸权性文化的挑战。当然，西方“文化研究”内部对“政治性”意义的建构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且由于文化研究者之间的立场、旨趣的差异，对“政治性”的意义内涵的认识也存在一定分歧。中国文论界普遍注意到了，最早出现的“文化主义”是对以马修·阿诺德为代表的英国本土文化贵族主义的挑战，但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它也是对英国本土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因为这种立场，在霍加特、汤普逊等的著作中，大众文化被描述成英国工人阶级自己的文化，并赋予它以积极意义。由于英国当时相对封闭的学术思想氛围，“文化主义”带有比较明显的经验主义色彩。在此影响下形成的文化观念，用今天的学术观念来评价就是“本质主义”的。因此，当英国“左翼”学者大举吸收欧洲大陆的哲学理论后，出现了与“文化主义”对峙的“结构主义”，在观念上，工人阶级“自己的文化”的认识也逐渐被应唤性的、操控性的文化判断所取代。“结构主义”对大众文化的性质判断与我们熟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判断基本一致，只是缺少后者的人道主义色彩。当然，“结构主义”同样被认为是本质主义的。为解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对立，也为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逻辑，“文化研究”内部出现了著名的“葛兰西转向”，形成了更为辩证的认识，即将大众文化视为一个文化权力博弈场，因为主导性力量与从属性力量的反复协商，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主导/从属”“操控/抵抗”并存的形态。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扩大，“文化研究”中又出现了像约翰·菲克斯这样的具有消费主义倾向的见解，他们意识到大众文化产品的文化工业属性，便转而从大众消费实践入手，强调在微观政治层面大众文化实践具有的抵抗性、反叛性意义。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最新涌现的后“亚文化”研究者则质疑大众文化实践中政治抵抗性意义的存在，不过仍然认可大众文化在青少年的自反性身份建构中的积极作用。

由以上可知，当前对大众文化的政治意义的解读存在着葛兰西主义、消费主义和后“亚文化”研究范式等多种解读方式。不过，总体上西方的“文化研究”还是倾向于赋予大众文化积极的甚至激进的政治意义的。“种族”“阶级”和“性别”能成为“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成为具有激进政治意图的西方文化研究者的聚焦点和突破口。质言之，西方文化研究者的理论言说是他们介入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以此为处于社会下层的大众、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白人世界中的其他种族以及一切被认为受到了压迫、歧视的社会群体辩护，为维护他们的权益呐喊。

这种“深入骨髓”的政治性关怀当然也影响到了“文化转向”后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对西方“文化研究”的这种取向的欣赏上：“西方文化研究的实践品格、语境取向、批判参与精神以及边缘立场（即始终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相对于它的具体批判对象与价值取向而言，更具跨文化的有效性与适用性。”[※注] 当然，这种影响更突出的体现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比如，陶东风关注“后集权社会中青年一代的特殊精神状态”，[※注] 戴锦华的电影研究其实是“共同铺演中国电影百年的性别风景”，[※注] 以及金惠敏的媒介后果分析、周宪的视觉文化解读、汪民安的身体政治表达等，都承载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政治意味和批判意图。不过，总体上看，中国的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意图表达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复调性，即一方面他们也试图建构大众文化和其他边缘性文化的抵抗性和激进性，特别是当他们意识到压迫性文化力量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时更是如此；但另一方面又对当下文化状态中存在的利益操控、意义编码和逃避主义态度等忧心忡忡。这种复调性的表达使中国文化研究的认识结论更为辩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实践品格和社会参与效果，使中国的文化研究呈现出一些有别于西方“文化研究”的风貌。但是，中国的文化研究存在特有的政治关怀却是确凿无疑的。

尽管如此，中国的文化研究在观念上与一度非常强调“审美性”的文艺理论研究还是显得“格格不入”。回顾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史，可以看到，再度强调“审美性”是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使命。由于过度的政治干预和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过度强调，文学一度沦为服务政治的工具而出现生存危机。为走出危机，摆脱文学作为政治附庸的地位，人们回到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立场，重申文艺的非功利性，通过引入弗洛伊德、萨特等的理论，凸显文艺实践中的人的主体性，通过引入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确证文艺形式的自主性，通过引入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的理论，以图超越认识论、反映论而建构文艺的本体论地位。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重构文艺的“审美性”的努力。或者说，通过确认文艺的“审美性”实现文艺的自律发展是当代中国文艺寻求自我救赎的基本策略，它本身就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生重大转折的体现和成果。

当然，由于中国语境的特殊性，人们也一直没有彻底忘怀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思考。“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是其中的代表。有趣的是，“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来源也是英国的。这个概念的发明人特里·伊格尔顿在谈到自己的理论意图时说：“美学既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类主体性的秘密原型，同时又是人类能量的幻象，作为人类的根本目的，这种幻象是所有支配性思想或工具主义思想的死敌。”[※注] 可见“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试图辩证把握审美实践的意识形态性和超意识形态性的概念。而在中国，这个概念主要被用来把握文艺的“特殊本质”和“一般本质”之关系（审美是其特殊本质，而意识形态是其一般本质）。[※注] 也就是说，新时期以来人们既通过反思文艺的过度政治化而确认了文艺的审美本质，但也没有否认它的意识形态性，即它与政治的应然关联。不过，当面对更强调“政治性”的中国文化研究理论话语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强调“审美性”的立场，而其基本的理论支撑，则仍然是康德。

包含政治意图的文化研究理论话语与坚持审美特质的文艺理论话语在当前形成对峙并不奇怪。因为这是在新时期以来的思想时空中中国文艺理论发生两次急剧转折的结果。在短短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艺理论从“政治性”转向“审美性”，又很快从“审美性”转向“政治性”，当然会引发许多思想观点的冲撞。

那么，应如何看待这种观念的碰撞，或者说看待文化研究对经典文艺理论观念的挑战呢？我们认为，应该有必要重新审视文艺的“政治性”和“审美性”的内涵所指。应该看到，文化研究的“政治”已经不同于新时期以前的“政治”。受福柯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影响，文化研究的“政治”已不再指向“文艺为政治服务”时期的宏观政治，而转向了考察渗透在日常生活、私人领域中的权力博弈的微观政治。尽管文化研究不否认两种政治之间的关联，但与其说它关心国家统治，不如说它更关心既定国家统治形式中的社会治理。因而，文化研究对“政治性”的凸显，不等于回到此前让审美臣服于政治的“政治性”话语中，甚至两种“政治”的取向还是冲突的。同时，文化研究对康德美学的挑战也使我们有必要思考，当我们在谈论“审美”时，是否现实中就存在有别于康德美学意义上的“审美”？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理论议题，不过，这个议题已经启动。而在思考这一议题时，我们应该跳出将“政治性”与“审美性”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因为，从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这个意义上来说，“审美”与“政治”是可以统一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