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与本土/后殖民论之间的角力，是台湾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引人瞩目的思想文化现象。从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开始，经过美丽岛、解严等事件，“何谓台湾”“台湾文学的定位”等议题引发思想界的持续追问。这些不同脉络的话语，建立在对台湾及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进程和前途的差异性理解之上。如何解释台湾的历史和现在，如何以台湾为契机思考中国和世界，如何在世界视野中重建台湾的生机？种种鲜活的问题，成为不同倾向的知识人展开论述的动因。与此同时，台湾知识界为建构开放性的文化场域，开辟了诸多有意义的路径和议题，形成了颇具活力的对话关系。在此过程中，文学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 本土化思潮的兴起及其与后殖民理论的联姻

台湾本土化思潮的兴起及其与后殖民理论的联姻，是解严以来台湾文学领域难以回避的话题。如果说本土化思潮试图接续的是台湾知识人自日据时期就萌生的主体性诉求的话，后殖民理论的浮现则为这一诉求提供了国际性的视野和话语。在历史和理论两方面，本土/后殖民论者进行了梳理和阐释，以问题化的方式作了现实和历史的勾连，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史假说。其中，这一脉络的内部也存在着分歧，显示出不同的侧重和方向。即便是同一表述者，也存在着思路上的转换和论述上的调整。对本土/后殖民论述的理路及其演变的观察，有助于切入台湾学界内部的问题和症结。

本土化思潮在文学界的推手是叶石涛。他的初期表述见于1977年在《夏潮》杂志发表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该文呼应史明《台湾四百年史》（1962）的说法，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突出本土的倾向，强调文学上的台湾意识，改变了论战反西化的初衷。此后，叶石涛拥有了自己的支持者，如陈芳明、林梵、李敏勇、李乔、宋泽莱等。叶石涛于1987年解严前夕出版《台湾文学史纲》，更具体地论述了台湾文学主体性的主张。通过文学史的梳理，他将台湾文学主体性从发生、发展到确认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在日据时期20世纪20年代的关于台湾话文和乡土文学的论争中，台湾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初见萌芽；二、在光复初期《新生报》《桥》副刊关于台湾文学定位问题的论战中，这一主体性得到发展；三、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中，台湾文学的主体性得到确认，台湾文学至此得以正名。[※注] 姑且不论这一说法的历史内涵如何，单就台湾意识和主体性问题而言，这种提法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引起了台湾学界部分知识人的共鸣，后续的研究乃至谱系性展开不乏其人。同时，问题的症结也就此埋下：首先，以主体性论述来规约历史，容易使活的历史沦为理论的奴婢；其次，主体性论述本身并非圆满的概念，这样一个凝聚情感、传达情绪的临时性概念，可能被转化为超越性追求的障碍；最后，这一主体性概念所具有的指涉性，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怨恨，加剧内部族群的分裂，成为区域和解的壁垒。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叶石涛在年轻的学人中找到了后继者。游胜冠于1991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可以说是叶石涛理念的具体展开。吕正惠在为该书写的序言《殊途也许会同归》中提到：“胜冠论文的主题是从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的重要论点发展出来的。……胜冠的论文根据叶先生所提的大纲，搜集更完整的资料，加以铺排、论证，我想应该是目前有关这一问题最完整的论述。”[※注]游胜冠的研究动因是对“台湾文学的定位”的追问。不过他的论文的展开更接近于宣示而非论证，由此，他区分出了台湾文学中的两种意识形态：“当台湾社会因特殊的历史因缘，分裂为‘台湾’‘中国’两种不同意识形态时，台湾文学的‘台湾’自我（本土论）与‘中国’自我（中国文学论）的对话就不断在相应的时机出现，争执谁才是台湾文学的真正自我。”[※注] 由于他的目的在于建立自主的台湾文学，他把批判的目标集中地指向了中国的文化霸权：“回顾台湾文学的发展，台湾文学本土化运动遭遇的最大阻力，非但不是随帝国主义势力入侵的日本和西方文化，反而是台湾作家的‘中国意识’与‘中国立场’。”[※注] 由于理念上的执着，为了强调“中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压力，他甚至看轻了给第三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的真正的帝国主义及伴随而来的日本同化政策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危害：“战前的日本同化政策、战后因国民党依附美帝，西方外来文化强势侵入，使台湾文学丧失民族性与自主性，固然是本土论兴起的主因，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本土论者眼中，‘中国文化帝国主义’却是使台湾文学失去主体性的力量，在回归台湾社会现实的本土立场中，通常倾向与‘中国’分离，建立自主的台湾文学。”[※注] 以上的表述，应理解为一个热血青年对理念的坚持和维护。这种理念由于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其中表露出的立场貌似激进，实则保守，最大的困扰在于缺乏进一步展开的空间。如何回到理性层面，是观察这一论述能否完成转化、深入的症结所在。

从该篇论文所试图建立的“多元互为主体论”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在理论突破上的尝试和困扰。这是在面对台湾内部族群关系时提出的命题。不过在处理汉族、原住民的族群关系时，游胜冠的目光显得有点游移。如何面对原住民文化，对于台湾主体性论者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游胜冠提出的解决方式，是“跳脱汉人种族、历史文化视野的台湾文学本土化”。[※注] 这里显示了论者的自我批判和宽容精神。其中的难解之处，在于这一包容性、开放性的观念是建立在狭隘的立场之上的：“‘多元互为主体论’所揭示的理论内容，才是真正摆脱汉民族沙文与本位主义、真正站在台湾整体立场建构的平等、具包容性的台湾文学本土论。”[※注]他一方面对原住民敞开怀抱，另一方面却在汉移民中制造新的对立：“从台湾多元性的角度来看，所谓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之争，只不过是战前的早期汉移民产生的‘台湾意识’与战前的汉移民的‘中国意识’之争。”[※注] 他一方面倡导互为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却仍在意识形态的逻辑中转圈：“以‘互为主体’的立场取代‘霸权意识’‘沙文主义’，台湾文学的前景才会是光明的。”[※注] 令他始终不能释怀的是台湾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这一潜在的论敌，在原住民问题上他对陈映真的指责显示了自己极深的成见：“在不同的台湾文学论迭次提出当中，只有以‘台湾民族论’‘台湾人论’与‘多元族群论’为基础的台湾文学论尊重原住民异质文化的存在。陈映真以中国概括台湾所显露出的固然是大中华沙文主义，但以汉移民的台湾历史视野所提出的自主化论、本土化论，不经意闪过的，何尝不是以汉移民为台湾主体的汉族中心意识。”[※注] 事实上，像陈映真这样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在台湾身处弱势，难觅霸权、沙文主义的影子，但在本土论的驱使下，与“左翼”思想者进行有效的对话几乎不太可能，看来培植真正的互为主体的宽容意识仍需时日。

该论文出版时，吕正惠、陈万益分别为之作序。其中，陈万益的《坚韧茁壮·野地滋蔓》作了正面的回应和深化。序言简要地勾勒了台湾文学研究在困境中挣扎、断裂、延续的历史。作者认为，这一台湾文学研究的脉络，大约分为两期：一是战前战后的一代；二是70年代以来的一代。第一期的研究，因禁忌而终结，形成了历史的断层：“台湾新文学自二〇年代生发，即以相当坚韧的性格在官方压抑下，于野地滋蔓茁壮，前辈学者黄得时、杨云萍、廖汉臣、王诗琅等人在战前战后即已经勾勒了整个源流，民国四十三年《台北文物》两期‘新文学、新剧运动专号’是他们对日据时期文学业绩的总回顾、总整理，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可是一期被查禁，使台湾文学研究成为禁忌，断层于是形成。”[※注] 第二期在困境中坚守，至今仍受到质疑：“七〇年代，张良泽苦心孤诣搜集、整理史料，在成大中文系的‘新文艺’课程上传承一线香火，因为乡土文学论战，使日据时期文学备受文坛瞩目，在七〇年代末期重新闪耀其辉光；可惜美丽岛事件发生，张氏去国，文坛在党外运动中介入政治话题，台湾意识昂扬，叶石涛、彭瑞金等人推动文学的本土化为台湾文学正名。学院里头虽有不少人关心文学发展，但是，只有林瑞明一人坚持苦守阵营，在学术边缘地区护守杨逵、赖和；相对而言，国立大学的中文系则传出‘台湾没有文学’的无知与偏见。”[※注] 陈万益的梳理，从历史的层面提供了台湾文学研究的内在传承及其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联等信息。这种历史资源的挖掘和疏通，作为自我的发现，在跳脱意识形态约束的前提下，有益于互为主体性对话的深度展开。

后殖民论在台湾文化界的登场与20世纪90年代本土化运动的展开几乎是同步的。二者的来源不同，但在特定情形下形成了互相呼应的势头。这也是此期台湾文学本土化思潮较之前有所深化的部分。后殖民论如何与本土化思潮衔接？在理论的挪用、对接和转化中，可能产生哪些值得期待的趋向？对于研究者来说，是颇为诱人的课题。

把后殖民理论挪用于台湾文学研究的领域，较早尝试的学者是邱贵芬。她在《“后殖民”的台湾演绎》一文中，回顾了后殖民理论与本土论述之间的最初交会：“头一次挪用‘后殖民’一词，将西方后殖民理论搬上台面，并引以用来讨论当时台湾文化关切的问题，或许可推至廖朝阳与我在1992年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会里和会外的后续辩论。”[※注] 邱贵芬提到，她的意图是借用西方后殖民理论对文化、殖民等问题的反思，切入当时台湾文学定位问题的纷争，为本土派的文学主张提供理论上的支撑。但事实上，当研究者试图通过引入后殖民理论，进一步合理化本土派抵制传统中国中心文学史观、重整台湾文学典律的理论思考的同时，反而提供了另一方面的研究视野的打开，那就是对于第三世界文化论述的接纳。这样，过去视若冰火的本土派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间的对垒有所缓和。不过，为了与陈映真系列有所区隔，她强调这是一种本土认同与第三世界文学的连结：“1992年的这次论战挪用西方后殖民论述来探讨本土文化问题的结果，使得台湾本土论述有结合第三世界文化论述的契机，可以放在一个较宏观的理论格局里来探讨，‘第三世界文学’观不必然和中国民族主义的认同挂钩，而可以和本土认同连结。”[※注] 即便如此，第三世界文学视野的引入，仍算得上此期理论思考的重要转折。但在处理本土文化重整运动所触及的语言问题时，后殖民论者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的两难处境在于，如果赞同本土化的台语/福佬语运动，将伴随着另一种语言暴力（李乔）；如果选择保留台湾国语为沟通工具，那么，反殖民的动力将容易被消解（廖朝阳）。最终邱贵芬选择了赞同本土运动，但反对本土被化约为“福佬”及其潜在的“福佬沙文主义”倾向的立场。由此可见，后殖民理论与台湾问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错位和裂隙。不过，后殖民理论的引介也有另一面的收获，即为台湾的跨科系资源整合提供了新的可能，这样便扭转了外文系自白先勇、王文兴的现代主义时期以来回避文学和文化的政治面的态度。不同资源的参与，使得台湾文学研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后殖民的台湾论述，很快就从本土论的一隅摆脱了出来。从1995年2月开始，在《中外文学》及其他刊物上发生的关于后殖民、国族认同、文化建构等问题的论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参与的学者有陈昭瑛、陈芳明、廖朝阳、廖咸浩、陈光兴等人。他们分别从本土论、非本土论、左翼等不同的立场发表论述，使得问题得以充分展开。其中，廖朝阳的“空白主体”说、陈光兴的“后国家”概念等创见引人关注。此次讨论，使得后殖民讨论拥有了丰富的面向。

在文学领域，陈芳明、游胜冠等人仍然坚持从本土角度连结后殖民论，并以此来构建自己的文学史论，书写台湾新文学史。陈芳明在《后殖民台湾：文学史论及其周边》一书的自序中，宣讲“我的后殖民立场”：“所谓后殖民立场，唯在主体的追求而已。近十年来，本土论述的崛起，已经蔚为风气，并且也成为拆解殖民论述的重要利器。这是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转折，也是一个断裂；至少对于东方主义式的权力支配，台湾年轻世代已毅然予以反击。”[※注] 这样看似坚决的立场，表面上显示了独特的视角，但同时隐藏着论述上的隐患。

其中的困境，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他纠结于所谓历史的伤害，沉浸在“抵抗的快感”之中：“钻研台湾文学越深，我的后殖民立场也就越清楚。站在这个立场上，我当然能够透视日本殖民强权与中国殖民强权之间微妙的共谋关系。在文学作品里穿梭探索时，往往使我带有一种抵抗的快感。”[※注] 对伤害的执着，使得历史被拘禁在指斥的牢笼中，难以获得真正的解放。

其次，是对于第三世界概念的挪用。通过与第三世界概念的关联，陈芳明试图为台湾找到后殖民论述的特殊视角。但这种说法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把台湾从第三世界的普遍经验中区分出来，特别强调台湾区别于西方殖民地的受害经验：“在第三世界蔓延的英国风（Anglophone）与法国风（Francophone）作家不断受到讨论时，存在于台湾殖民史上的东洋风作家却是国际学界中的失语族群。从而，台湾殖民史的受害经验也未能找到恰当的发言位置。”这一阐释，在世界视野中突出了被忽视的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提出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称真正属于第三世界的应是台湾而非中国大陆。其理由是中国大陆仅仅在政治经济上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台湾则除政治经济之外还在文化上受到殖民主义的侵扰，因而所受到的伤害比前者更为深重：“从后殖民的观点来看，台湾文学绝对是属于第三世界的文学。台湾作家在语言思考与国族认同上的混乱，乃是不折不扣第三世界文学的主要特色。中国社会并没有这种现象，即使以最宽松的定义来看，中国文学并不能划入第三世界的范畴。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未曾丧失过历史记忆与历史发言权。中国文学的传统，也从未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发生过断裂。甚至在国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曾受到严厉的政治挑战。当其文化主体仍然保持得极为完整时，中国自然就不符合第三世界文化的规格。”[※注] 这一说法，突破了思想的底线，挑战的是人的常识。若了解其中的内在动因并非历史和学术，而是与中国争夺文化上的发言权，那么，这一论述的合理性需要打上问号。如何以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近代以来殖民主义的世界性难题，仍有很大的论述空间。

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书写，正是上述后殖民史观的实践。在与后现代论述的比照中，他解释了台湾文学后殖民史观的成立：“台湾新文学运动从播种到开花结果，可以说穿越了殖民时期、再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等三个阶段。忽略台湾社会的殖民地性格，大约就等于漠视台湾新文学在历史进程中所形塑出来的风格与精神，这部文学史的史观，便是建立在台湾社会是属于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之上。”[※注] 不过，他也对被滥用的后殖民批判有所反省，而试图走向美学的发现和创造：“真正的后殖民文学，在于消化历史上所有的美与丑，把受害的经验转化成受惠的遗产。献身于艺术的追求者，在于卸下权力的枷锁，走出思想的囚牢，以旺盛的创造力、生命力，换取丰饶的美学。”[※注] 在思想松绑的同时，美学和精神的内涵得以释放。但如何把历史和文学从理论的囚牢中拯救出来，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

与陈芳明相比，游胜冠的态度更加锐利。在《后殖民？还是后现代？——陈芳明台湾文学史书写的论述困境》一文中，他批评陷于两难论述困境中的陈芳明，为了成全族群和谐，架空了后殖民的诠释框架。他认可后者以解严为界限，划分再殖民、后殖民的历史断代框架；却质疑关于解严后多元性、包容性的历史性质说明，认为多元和谐共存的价值取向使得后者的后殖民史观沦为了后现代史观。游胜冠从后殖民角度提出的台湾文学诠释路径是“内部解殖”。[※注] 在《殖民主义与文化抗争：日据时期台湾解殖文学》一书中，他延续之前的本土化、主体化理路，进一步强调“内部解殖”的问题：“本书除了梳理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位置，在探讨解殖民文学的过程中，还希望找到后殖民知识分子内部殖民的根源，以及解决清理之道。”[※注] 在清理精神上的殖民化问题时，他有意识地与张良泽、陈映真两种对立的立场区别开来，选择了一种他所说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反支配的本土主义立场。通过对这份文化遗产的挖掘，他试图宣讲一种广义范畴上的反抗意识，通过解精神殖民化来重建台湾的主体性。这样的处理，固然渗透着为历史负责的意识，但仍然不脱台湾后殖民史观的两大困扰——向后看的创伤情结和自我中心的封闭心态。

如何突破单一性的本土化文学史书写，对于陈建忠来说，则是一个自觉的挑战。他的思考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早些年发表的《后戒严时期的后殖民书写——论钟肇政 〈怒涛〉 中的“二二八”历史建构》一文中，他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从钟肇政的小说文本中，找到建构台湾后殖民主体性的启示。这一路径，建立在战后初期历史记忆殖民的论断的基础上。但作者对战后历史状况的追问，保持着思考的张力。在讨论陈映真、陈芳明的论战时，他看到“两者虽有‘去中国化’或‘一统中国’的意识型态差异，却都不约而同指出所谓继日本殖民后的另一次‘殖民’史实，战后台湾不是沦为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新殖民地（国府为其扈从），便是国府依赖戒严体制进行再殖民统治。”[※注] 这样的论述，与作者之后从美国新闻处入手讨论台湾文学史书写的问题有逻辑上的递进关系。至《“美新处”（USIS）与台湾文学史重写》一文，他便立足于战后台湾的抵殖民文学论述，重新考察了支配台湾文学场域的体制性权力机制。作者认为，台湾文学场域在戒严与冷战时期所受到的非文学性强力干预架构，是两面互济的文化霸权体制：一是刚性的、直接的“国家文艺体制”，一是柔性的、间接的“美援文艺体制”。台湾本土论者多着眼于前一方面，但陈建忠对此则有新的衡断，认为这是处于流亡阶段的反共政权对文艺的干预，突出了其中的冷战格局的影响。他对后一方面的强调，引入了一个重要的考察视角，其意义不仅在于弥补解严以来台湾文学史书写的缺憾，更是一种思考路径的转换。正如作者所述：“真正的文学史的后殖民思考，乃是藉由将‘美新处’为代表的文化与文学体制入史，以突出台湾当年的第三世界文学与思想亲美的性格。”[※注] 这样的思考，从战后台湾的历史困境出发，逐渐延伸开来，建立起了区域对垒、全球冷战的考察格局，无形中突破了本土论述的旧有约束。在打开视野的同时，作者重新反思了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的历史处境，认为这是美式文艺观念在台湾的美学典律再造，考虑到其中所内在的美援文艺体制的干预，作者把后殖民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美国的新殖民主义。

综上所述，台湾的本土论者借助后殖民理论回溯历史，在其历史批判的背后，隐藏着精神上的困扰及其突破的途径。真正深刻的历史认知，需要历史感受、思想反省和文化语境之间的往复辩难和多层次融合。对后殖民论者来说，对理论本身的反思显得尤为重要。换句话说，去理论化本身也是一个课题。回到本土论、后殖民论的原初本义，在本源性的层面、比较性的视野中来面对台湾的文学和历史，或许有助于找到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

二 左翼论述的代际差异及其接合

与台湾的本土/后殖民论形成对峙的是左翼的论述。在20世纪90年代躁动的本土化浪潮中，左翼的声音显得有些孤寂。只有置身于当时的语境，才能够理解陈映真一派所宣扬的理想主义的意义及其略显传统的论争话语的丰富内涵。与此同时，台湾的新左翼逐渐成长起来，并从学院派的论争中脱颖而出。随着时势的变迁，两代左翼的接合成为可能，其中的机缘是新左翼对传统左翼的重新发现。由此，台湾的左翼脉络有了思想再出发的契机，历史出现了新的转机。

作为台湾左翼的标志性人物，陈映真在解严前后的本土化狂欢中虽然有无助之感，但并未迷失，也没有消沉，而是持续地进行思想的辩难，以唤起世人对历史的深入思考。针对叶石涛、张良泽、彭歌等的论述，他发表《“乡土文学”的盲点》（1977）、《思想的荒芜——读 〈苦闷的台湾文学〉 敬质于张良泽先生》（1981）、《西川满与台湾文学》（1984）、《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1998）、《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答覆彭歌先生》（1998）等文章，对台湾的本土化倾向、皇民化意识进行剖解和批判。在乡土文学论争二十周年纪念会上，他发表文章《向内战与冷战意识形态挑战——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在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的划时代意义》（1997），把乡土文学论争的意义拓展至颠覆战后冷战与内战意识形态的层面，实现了思想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2000年发生的陈映真与陈芳明关于台湾新文学史等的论争，进一步触动对台湾社会文化的深层思考，并在东亚思想界产生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如2003年陈映真和藤井省三的论争、2004年松永正义和藤井省三的论争。

该次论争的起因，是1999年8月起陈芳明在《联合文学》开始连载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针对陈芳明的绪论性首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陈映真发表《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联合文学》2000年7月号），质疑陈芳明的台湾社会性质论和历史分期。陈芳明则答以《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回答陈映真的科学发明与知识创见》（《联合文学》2000年8月号）。二陈的论争共交锋三个回合，火药味浓烈，显示了文学史建构及其背后的国族想象的差异。更为根本的差别，在于对历史的认知，在于对1990年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台湾解严、苏东巨变等的判断。论争双方历史理解的分歧焦点，集中在应当从后革命还是后殖民的视角来认知台湾的历史和文化。这一歧异，为后续的思想开展开启了有待深化的空间。

陈映真与藤井省三的论争，同样表现为左翼论述与后殖民论述之间的歧异。1998年，藤井省三在东京东方书店出版论文集《台湾文学这一百年》，2004年将由台北麦田出版公司发行汉文版。陈映真迅速做出回应，在《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3年冬季号上发表《警戒第二轮台湾“皇民文学”运动的图谋——读藤井省三 〈百年来的台湾文学〉：批评的笔记（一）》，揭示藤井省三在文学中宣讲台湾民族主义的真实意图：“近十几年来，日本有一撮研究台湾文学的学者们，不遗余力地为把台湾文学‘从中国枷锁中解放’出来；为宣传一种‘既不是日本文学也不是中国文学’、表现了‘台湾民族主义’的‘台湾文学’，并且明目张胆地为台湾皇民文学涂脂抹粉，把当时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台湾‘皇民文学’说成‘爱台湾’、向慕‘日本的现代性’的文学，而不是彰久明甚的汉奸文学。……藤井省三是其中之一。”[※注] 对于陈映真的批判，藤井省三并不服气。他为自己做出辩解，称自己从台湾人主体性的角度讨论台湾文学，旨在突破尾崎秀树的名著《决战下的台湾文学》的殖民地论述，即压迫—抵抗、压迫—屈服的两项对立主轴观念；并在文章中借用西方理论——即哈贝马斯的“公共圈理论”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作为论述工具，以证明日治时期日本语读书市场的成熟和台湾民族主义的形成。[※注]学术理论上的挪用和表述，使得他与传统的“右翼”学者有所区别，显示了学院化的后殖民取向。王德威对此解释道：“这一立场与其说代表了右翼皇民文学的遗绪，不如说是显现学界广义的后殖民主义趋向。”[※注] 不过，后殖民论者在挪用西方理论的同时，也把自己封锁在了理论的坚硬外壳之中。如何消解理论的障蔽，需要更深刻的历史认知作为回应。

作为与藤井省三论争的一方，松永正义的文章《日本之于台湾的意义》显示了历史认知的思想洞察力。松永正义从更为复杂的视角来观察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的诸现象：首先，在殖民统治之下，被殖民者要用自己的语言乃至统治者的奴隶语言来追求与统治者不同的近代，当时的文言文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其次，在阅读被压抑社会的文学时，需注意写出来的文学背后大多数作家的沉默；最后，思考台湾民族主义问题时应把战前和战后放在一起，这样才不致误解并挪移它与中国民族主义之间在冷战时期的对立。[※注] 以上现象正是为藤井省三等学者所忽视的理解殖民地台湾的重要法门。

松永正义的另一篇文章《现在阅读竹内好的意义》，则体现了他深广的仁道关怀和思想视野。这是一篇借助竹内好的视角，重新观察亚洲和近代问题的思想笔记。他把思考的重心转向竹内好思想与历史之间的关联，从重读竹内好中寻找对于现在的启示。作者以自己阅读竹内好《何谓近代》的1970年为界，区分了战后的两个“二十五年”。其间，历史情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竹内好在对近代的结构认知上的思想始终保持着鲜活的价值。在文章中，松永正义提到竹内好的两次思想搏斗及思想在落空之后仍然存有的价值内涵：“竹内好生涯曾两度掷身一搏，一次是他写《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宣言）》，将希望寄托于‘大东亚战争’，另一次则寄希望于战后的中国革命，但两次都彻底落空。然而落空不是关键，要知道当一个人为理想而搏时，不会落空的东西是不能被称作思想的。”[※注] 就思想缘起而言，竹内好对于近代（近代文学）的思考，起始于两个方面的怀疑，一个是关于对亚洲而言何谓近代，或者对近代而言何谓亚洲的思考；另一个是关于作为近代的超克的可能性的中国革命的思考。松永正义强调，把这两者连接起来的是“民族”，即“流淌在年迈的洋车夫那裸露的脊背上的汗水”。这便构成了一种思考的张力。具象化的“脊背上的汗水”，实则是中国现实社会的混乱和矛盾的浓缩，但竹内好并未停留于此，而是扭转了思考的方向，把这种对象的矛盾转变为认知者自身的矛盾，从而提出了“从抗日的角度理解中国”的命题，以此完成了认识论上的飞跃。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竹内好剖析了“日本近代的双重构造（都市和农村）”和日本思想界的状况。松永正义提到谷川雁《原乡的夕阳》中民族主义的原像，认为这才是日本与亚洲相通的地方。如果说在竹内好的时代，日本社会还存在这种张力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之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已经面目全非。松永正义分析的日本社会思想状况，或许可以作为理解藤井省三的学术之所以产生的背景性材料。

与上述剑拔弩张的对垒有所不同的是另一对关系——吕正惠和游胜冠。身为游胜冠的论文导师，与陈映真处于同一战壕的吕正惠为其论文写了《殊途也许会同归》的序言。这是台湾当代思想史上一篇有意味的文献。阅读这篇序言，可以领略到不同立场的师生之间的思想碰撞。这里没有硝烟，没有意气，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是素朴的精神往还的气息。

作为不同立场的对话者，吕正惠在序言中作了三个技巧性的处理：一是抛开立场的差异，二是回归历史解释，三是祈望殊途同归。他之所以能够抛开立场的差异，基于对游胜冠的立身处世状况的判定。他并没有直接就其思想发言，而是首先望闻问切，发现了后者身上的质朴、真诚的品质，并以此为出发点，把后者定位为“质朴而有乡土气”的“台湾人”，找到了思想对话的原点。吕正惠分析道，这一类型的年轻台湾人之所以选择了台独的立场，并非别有所图，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承载了太多的负面历史负担，即台湾三四十年来不正确的历史教育和曲折的政治发展状况。由于这种外在的负担，使得游胜冠在立场选择上完全出自内心的真诚，并得出了貌似真诚的结论。二人立场的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心理导因在作怪，对此，身为导师的吕正惠虽然了解其中的缘由，却也无能为力。作为学者，他唯一能做的是从学术上进行疏通，从回归历史本身的基本视点出发，来扭转年轻学人“以今律古”的历史诠释谬误。其中，重要的是对两次乡土文学论争的观察：一是“二〇年代的‘台湾话文’问题，表面上是针对北京白话文，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在日文教育的包围下解决汉文书写的问题。”二是“七〇年代的‘乡土’原先是用来反对‘西化’，而不是针对‘中国’而发（这点胜冠的论文也提到，并没有隐瞒）。”[※注] 这样坦诚而富于见地的表述，可以称得上是互为主体性交流的极佳例证。而游胜冠的乡土品质，也为思想的破冰和交流留下了空间。这正是吕正惠在其身上寄予希望的原因：“我相信，只有像胜冠这一类型的‘台湾人’（质朴而有乡土气）了解到‘真正’的历史，并且也了解到两岸的和解以至于统一，是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时，两岸的和解与统一才是顺畅的。”[※注] 这种对乡土气的颇具深意的阐发，回到了乡土文学论战的最初起点。回归历史本身，从历史演变中观察人性，在社会底层发现未来，可说是吕正惠思想对话的要义。

吕正惠以一个学术中人，亲身经历了三十年来台湾社会的变迁和“左翼”运动的起承转合。他的《三十年后反思“乡土文学”运动》等文章，可谓台湾“左翼”思潮的备忘录。该文也是他在大陆杂志上发表的最早有影响力的文章。在文章中，吕正惠对“左翼”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以来的历史处境做了条分缕析的剖解，同时也坦率分析了自己在不同时期的精神状态。在台湾“左翼”阵营中，吕正惠有独特的身份。他首先是一个“南部出生的台湾人”，先天具有省籍情结，只是出于对攻击陈映真和藐视中国的人士的义愤，才从最初的局外人转化为真正的“左翼”中人。作者记述：“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跟陈映真熟悉起来，其时应该是一九九三年。”[※注] 以此为界，他从自己的特殊位置出发，做出两个独到的观察：一是70年代盛极一时的“左倾”思潮的消歇；二是“左翼”在新时期的重新出发。

针对70年代“左倾”思潮突然消失的疑问，吕正惠最初并没有答案。他感受到了陈映真的孤独，对“乡土文学阵营”的“内部争执”和最终的分裂同样感到焦灼和不解。在90年代，他落入了精神的低谷，与许多台湾朋友的关系变得紧张。经过漫长的阅读和求索，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完成对自己的改造——从“中华民国”的一个小知识分子转换身份成为一个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才终于得以走出精神的危机。这时，他得出了自己的解答，那就是70年代的陈映真派（主要是《夏潮》杂志那一批人）不了解“中国之命运”，尤其是“现代中国之命运”。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强调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左”。这一洞见，与竹内好认为日本的“左翼”是近代主义者有可比性，可谓东亚社会思潮中的意味深长之处。其中的要害，在于所谓的“左翼”能否进入社会的底层结构，能否深入体察并把握底层的感情。

左翼重新出发的契机，来自新、老两代左翼的接合。两代左翼的分歧，从吕正惠的分析中可探知一二。在他为刘小新《阐释台湾的焦虑》（台湾版）所写的序言中，针对书中所提到的新左翼阵营中的“人民民主论”（《岛屿边缘》）和“民主左翼论”（《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提醒道：“不管是人民民主论，还是民主左翼论，都被迫面对一个无法克服的现实问题：台湾最大多数的人口是闽南族群，占台湾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可以说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然而这些‘人民’却被本土论及民进党所裹胁，成为‘民粹威权主义’下的群众，成为20世纪90年代台湾新霸权论述的基础。”[※注] 他对这两种倾向不表赞同的原因，在于后者因对民众的不了解，可能使得自己的论述最终落空。但他欣喜地看到，新左翼阵营中的勇敢者如陈光兴、赵刚等人在思想上终于开始接近陈映真了。虽然吕正惠与陈映真也有分歧，称他们接近于左派意义上的“同志”，有感情却气质不相投，同处孤独却不能相濡以沫，但正因为如此，当他看到赵刚所写的论述陈映真的文章后，才情不自禁地为之喝采，称之为陈映真的知音。他甚至提出一个历史的假设：“如果赵刚这些评论写在90年代，我相信陈映真会受到很大的感染，也许他的作为会是另一个样子。”[※注] 历史不能假设和重复，但两代左翼的接合却有望为台湾思想界拓出一条新路。

有意味的是，新左翼与传统左翼有了何种接合的契机？其中的关键，在于新左翼逐渐跳出西方的知识话语，重新发现了民间、底层和亚洲的意义。以陈光兴为例，他的思想开展，是从西方话语入手，走知识化的去殖民、去冷战、去帝国的分析和批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与《台社》同仁在参与社会活动和街头运动的过程中，感受到政治社会的活力和要求，改变知识方式的迫切感愈来愈强，促成了知识思考上的历史转向。陈光兴自述道：“除了在思想上贴近政治社会的变动外，我们也慢慢发现我们90年代初期开始惯用的知识方式面临了瓶颈，必须在原有欧美的学院训练外寻找其他的知识方式与出路（我们目前暂时称之为‘历史转向’）。”[※注] 即便如此，传统左翼的资源仍被忽略。直至2007年前后，在绕了一个大圈之后，陈映真的宝藏才终于出现在这一寻找新的知识出路的路途中：“在寻找贴近历史现实的另类思想资源的路途中，我们发现过去舍近求远，没有认真挖掘、整理台湾战后批判的思想界以陈映真为代表的宝藏。”[※注] 两代左翼虽然仍有分歧，但还是发现了契合之点，并因思想的碰撞产生了新的感知方式和思考方式。陈光兴的《陈映真的第三世界》和赵刚的《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便是这次寻宝的重要收获。

陈光兴重读陈映真的缘起，首先是治台湾思想界长期以美国为参考坐标受到的内伤，重新发现内在于台湾的第三世界想象；同时希望借此开掘第三世界的精神世界，为超克现行霸权更替体制、寻找民主人性的新世界提供思想上的资源。这大致是一种跨文化研究的理路，与陈映真本身的思想形成内在的张力。

陈光兴在自述中解释了自己对陈映真认识的转变：“直到后来开始有意识的走向亚洲与第三世界的路，意图重新发现贴近我们生存状况的思想资源的时候，才慢慢察觉他早就上路了，绕过他很多线接不起来。”[※注] 对陈映真理解的加深，使他发现台湾以“政治的陈映真”来站队的单一化思路，不仅遮蔽了陈映真思想与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所开启的空间，同时阻碍着台湾主体性进行多重自我定位与认识的可能。他认为，在陈映真精神世界的或隐或显的诸多面向中，“第三世界”这一具有笼罩性的思想面向，受到了极大的忽视。文章从陈映真第三世界论述的几个界标——《“乡土文学”的盲点》（1977）、《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比较》（1983）、《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2005）——入手，分析了后者关于第三世界的基本思维和问题关怀。透过第三世界的视角，陈光兴重新解释了被曲解的陈映真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称前者是开放的，后者是聚焦的，二者均指向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

陈光兴返回陈映真的根本动力，在于如何开始理解第三世界的精神状况。在此，他发现了陈映真的两重意义：一是拓展了政治经济学之外的精神情感世界，其中的批判性建立在内在的混乱矛盾暧昧等情绪之中；二是脱离了姿态高昂的中国文人传统，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树立了放低身段、贴近现实的相处之道。在陈光兴的解读中，特别注意到陈映真的行走式思想的活力，后者通过亲身接触第三世界的感性经验，才可能在认识论上进行富有现实感和历史感的深化。与之相类似，陈映真的呈现式的小说世界，继承鲁迅“不指出路”的传统，直面历史的复杂性，寻求将历史与现实连结的方式，传达出了超越理论的永恒价值。

与陈光兴的侧重点和解读路径不同，赵刚进入的是陈映真的小说世界。赵刚从社会学路径进入文学，兴趣点不在文学意义上的批评，而是观察陈映真的小说是否具有真正的思想力量，帮助我们反思各层次的存在状态。由此，他发展出了一种有别于常规文学研究的阐发小说家思想的认知方式。这种方式，是通过对小说家自我剖析和学界现有研究的有意识背离，进入小说家的文学世界，在思想和文学的紧张状态中逐渐接近后者的精神核心，观察其忧悒、感伤、苦闷的表层背后所蕴藏的巨大思想价值。

赵刚对陈映真的重新解读，一开始就是在与后者的自我认知及学界的流俗解释之间的思想角力中进行的。这一有意识的思想角力的结果，是回到陈映真的早期小说，从中发现了左翼青年的反思性主体状态。陈映真在1975年出狱后以许南村为笔名发表的《试论陈映真》，历来被视作陈氏自我认知、理性反省的名文。但赵刚的思想角力，避免了把陈映真理解引向惯常所见的早期现代主义、后期现实主义的解读陷阱。他宁愿采用笨办法，如陈光兴所说，“把小说放回它所由之产生的原有时代的政治社会中，去体会一个左翼分子如何面对自己身存的历史环境与课题，包括解读出中间因为时代的政治限制所表现出那些非常隐讳、暧昧的面向，以充分释放出其中深刻的思想含量，使之成为今天重建台湾左翼文化的润土。”[※注]他发现，陈映真的小说与他的杂文同中有异，其中信念与怀疑互噬，传达着思索的紧张状态。赵刚感叹陈映真左翼思想的多层次繁复、内在紧张与开放性，认为其中潜藏着巨大的思想解放的能量：“陈映真思想内容的丰富让人惊诧，而这个思想者的怀疑、怜悯、开放，却又无比坚持于信与爱的思索轨迹，则更让人废书而叹而思，进而让人得以找到反思自我主体状态的新契机。这是青年陈映真给左翼青年、给左翼、给所有人的礼物。”[※注]从理性的陈映真返回到多层次紧张状态中的陈映真，赵刚突破认知的外部硬壳，趋近了陈映真思想的内核。

赵刚的解读，每每引发观者的击节叹赏，着实是一个难解之谜。除了他那摄人心魄的修辞之外，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融入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在意识的深层与阅读对象形成了内在的对话，从而激活对象成为思想的主体，使得陈映真展现出了跨越时代的鲜活魅力。正如吕正惠所言：“那一阵子我也常常想起赵刚这一、两年来这种沉迷读陈映真、执着想陈映真、热衷写陈映真的‘非理性’行为。我相信我了解这种行为，这叫做‘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是一种十足的投入。这种投入是一种精神需求。我很了解，赵刚借由阅读陈映真所想探求的、所企图建立的、那一种模糊的说不出的东西，和我心中所向往、所寄托的，并不一致；但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锲而不舍，我也很了解。”[※注] 在重读陈映真的过程中，赵刚投入的是自己的整幅生命，是对于自己的左翼之路的切肤感怀和深刻省察。可以说，他借助陈映真对自己和当下的处境作了思想上的诊断和疗治。这一诊疗的结果是，他发现了陈映真的挣扎的主体状态与坚定的信念之间的张力，并视之为一个开放性的思想构造体，从而在两个时代之间建立了精神上的通道。正是在主体状态和历史处境的互通上，赵刚串联起了两个时代，从而在当下的语境中复活了陈映真的思想。

最后回到这一部分的中心论题：左翼的代际差异和接合。在重读陈映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碰到左翼的代际差异的问题。陈光兴对此的解释远为复杂，认为其中有历史动态、内部张力等相互制约的因素。其中，历史外部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比如，传统左翼与政党政治之间的关联更为密切，新左翼则更多在国家体制之外的社会空间中发挥作用。在左翼内部也并不仅仅是代际差异，既有代际的呼应（如吕正惠对赵刚的激赏），也有世代内部的歧异（如赵刚与陈光兴的异同）。以上的状况表明，左翼思潮在基本的视界之外，还蕴藏着内在的活力和无限的潜能，显示了这一脉络与历史、现实互动的多维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