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知识界关于文学场域的讨论，表现为两个相关的面向：一是台湾文学场域的阐释，二是东亚（包括东北亚、东南亚）跨域文学场的延展。对于台湾文学场域的分析，致力于考察文学生产、文化策略与文学体制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阐释实践中，关于战后现代主义文学、殖民地文学等问题的研究，涉及台湾在不同时期的现代性经验和文化机制。

作为思想和文学的场域，台湾如何突破封闭性的本土视野成为一个问题。在文化和地理位置上，台湾作为东北亚、东南亚的联接点，通过对文学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等议题的思考，拓展出了跨界知识场域的学术路径。东亚文学场的讨论，可说是跨域文学场延展的典型案例，其背后含藏着知识共同体、亚际研究等富有深意的探寻方案。东南亚民族主义现象曾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写作提供灵感，但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观念阻碍着后殖民时代的族群和文化理解，旅居台湾的马华学者感同身受，把文学视为一种反制的力量，在反思南洋文化场域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世界共同诗学、离散华文文学等拓展性的观念。

一 台湾文学场域的阐释

张诵圣对台湾文学场域的阐释，受启发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布迪厄的学术动力，来自对法国古典社会理论的反思。他提出习性、场域和实践等概念，超越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两类社会学的主客观二元对立，终结了空泛的大社会研究范式。作为一种普遍性理论，场域观为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思想动力。那么，在台湾文学阐释中的应用如何呢？

张诵圣把场域理论引入台湾文学研究，源于自身的方法论困惑。之前，她的研究工作集中于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价值释读。1993年出版的《现代主义与本土对抗﹕当代台湾中文小说》旨在为台湾现代主义辩护，后者在八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中遭到了猛烈批评。该著作的研究路径，是揭示西方现代主义对台湾小说的正面影响和现代派小说在台湾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但是在与左翼的激进批评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张诵圣意识到这部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框架中的著述，在方法学上存在着两个难以克服的局限：一是以作家作品为分析对象，难以系统处理历史脉络里的丰富文学现象；二是难以厘清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历史动力，如何作用于文学生产的活动。在内缘批评理论和外缘庸俗化批评的夹缝中，张诵圣找到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试图拓出台湾文艺社会学阐释的新格局。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固然有助于揭示文艺实践的真实及其与社会历史的复杂关系。但是，场域理论在台湾文学阐释中的有效性，取决于论者对台湾文学现象和历史演变的把握。张诵圣先前在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及相关领域的造诣，有助于论者避开理论移植的陷阱，触及台湾文学场域的一些关键问题。

其一是台湾文化场域的自主性问题。

作为首要的前提，文化自主性决定着文化场域的形成和发展。台湾在六十年代，出现了形成自主性文化生产场域的一些条件，比如艺术自主原则的倡导、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文学同仁杂志的兴盛等。但是，从比较的视野可以发现，与布迪厄所考察的19世纪法国文化场域相比，台湾的文化自主性受到了外在因素的强力干扰，属于一种半自主的文化场域。这一判定，在为台湾文学场域定调的同时，点出了文化场域的评判标准和发展方向。

在台湾文化场域的形成中，张诵圣强调“艺术自主”原则的倡导所起的作用。这一趋向，与布迪厄所论述的欧洲“为艺术而艺术”观念有相近之处，可以说是60年代台湾文化场域的核心。在90年代重估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之际，她坚持从文化场域的生产方式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前者以台湾的政治压抑氛围、外省人的战争创伤体验解释现代主义苍白疏离的风格，仍然是反映论思想的一种延伸。在她看来，台湾现代主义对艺术自主原则的信仰，在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启发的同时，更重要的动因来自台湾本土社会里的“精英主义”。[※注] 这种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楷模、积极追求“高层文化”的精英式文化生产方式，本身是20世纪的潮流。此一现象，虽然可从现代性认知模式、战后新殖民主义、后殖民论述等角度给以批判分析，但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更有意义的则是它与当时软性威权统治下的主导文化之间的关系。

这就牵涉到台湾文化场域中的政治和市场因素。与布迪厄所论影响欧洲文化场域的经济因素不同，台湾的文学生产体现出更多的非西方特色，那就是政治因素，通过软性威权体制和新殖民主义全球化逻辑，对文学场域形成了持续的影响。现代主义美学的自我定位，表明台湾文学仍然处在走向自主性的中途。现代主义与威权政治的共谋，使之摇摆于文化正当性和政治正当性之间，消解着自身的合法地位。

如果说政治因素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化场域中占据着主导位置的话，那么，随着政治监管在80年代开始松动，文化场域的自主性获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半自主场域的吊诡之处在于，随着威权政治的淡出，文化市场逐渐跃升为文化场域的外在主导者。由此，张诵圣把文化生产场域向自主状态迈进的过程，描述为从“政治从属”向“市场本位”的转移。这种状况，凸显了半自主文化场域中外在权力的控制作用。[※注]

布迪厄曾论述文化场域的两种评判原则：一是自律性原则，二是他律性原则。与法国文化场域相比，台湾文化场域中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政治或商业的他律性原则，对文化正当性的自律性原则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形下，探寻文化自身的动力，成为迈向自主性文化场域的必由之路。

其二是台湾文化场域的权力争夺问题。

文化场域，实质上是权力场，充斥着资本的竞逐和权力的争夺。发生在场域中不同位置之间的竞争，为场域带来了发展的动力。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些位置所拥有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等。

台湾的文学场域同样如此。在一定意义上，台湾文学史就是围绕文学正当性论述的主导权而展开的角逐史。在场域争夺战中，新崛起的势力通过攻击先前的主导文化，翻转旧有的文学秩序。张诵圣举出余光中的《下五四的半旗》（1963），说明现代主义美学的上位策略。余光中对“五四”散文成就的批评，目的在于树立现代主义美学的主导地位。至70年代，现代主义美学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则是受到来自乡土文学派现实主义美学的攻击。不可忽视的是，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较量，既是一场意识形态和文艺实践的冲突，也是媒体霸权崛起的表征。后者以公共意见论坛为平台主导社会舆论，发行副刊形成新的文学出版工业，取代了过去的精英文学杂志。这一市场化导向，为80年代之后文化场域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作为台湾政治文化的重要转折期，80年代文化生态的吊诡之处在于，在文化市场兴盛的外观下，戒严体制仍然是文学生产的障碍。在此情境中，本土新兴势力与国民党的对垒，在政治和文化场域中成为历史演进的推力。由此，张诵圣把80年代之后的台湾文学史主潮，描述为国民党主导下的主流美学与新兴的本土美学之间的激烈冲突。随着本土派台湾文学论述在90年代政治层面的成功上位，如何在文化场域内部获取其文化上的正当性成为一个问题。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游胜冠与张诵圣于2001—2002年所发生的一场论战，就有了争夺文化主导权的浓重意味。

论战的触发点之一，是1999年春的台湾当代文学经典选拔事件。文学经典的确定，意味着文化场域秩序的重新整合。张诵圣发现，这次经典的选拔存在两种声音，一是主流媒体，二是本土抗议。二者的冲突，隐含着政治正当性与文化正当性之间的纠葛。本土论者虽然竭力护卫新近取得的政治正当性，但主流媒体却本着文化的要求作出了对于台湾文学经典的诠释。令张诵圣感到释然的是，现代主义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为入选作品和评论提供了依据。从场域的权力逻辑出发，现代主义论述成了新兴的本土论者需要瓦解的文化障碍。

作为现代主义的辩护者，张诵圣随之成为本土论者攻击的目标。2001年10月，游胜冠发表专栏文章《权力的在场与不在场：张诵圣论战后移民作家》，对张诵圣的族群立场提出质疑。他肯定后者应用布迪厄场域理论诠释台湾文学的有效性，同时，指责后者以族群真理取代理论真理，卫护以战后移民为主的作家群体。特别对她关于现代派作家追求“高层文化与世界性艺术”的定位提出质疑，认为并未遵循布迪厄外部分析的教诲，对于他们所获取的物质或象征利益有意略过不提。更为致命的是，他把张诵圣归入这一共通的获利群体，以此质问后者在台湾民主化、反特权过程中的保守反动立场。

针对游胜冠出于政治立场的尖锐指责，张诵圣随后在《游胜冠 〈权力的在场与不在场：张诵圣论战后移民作家〉 一文之回应》中从学理的角度给以回应。她指出游胜冠误读了自己关于中产阶级、高层文化的说法，并辩称自己居于中间偏“左”的立场。对于后者，游胜冠穷追到底，在《徘徊于左、右立场之间的论述——再论张诵圣教授台湾文学论述中真理与立场的共谋》《揭开“现代主义”“前卫性”的神秘化面纱——论外文系出身的战后移民学者反本土论述的意识形态位置》等文章中，认为张诵圣等人从自己的政治位置和族群立场出发，以去脉络化的方式争夺台湾文学的诠释权。

在这场涉及面不广的文化场域之争中，焦点在于台湾文学话语权的竞逐。主要的取向是台湾文学本土论者力图从现代主义论者手中攫取战后文化的解释权。不过，前者虽然从台湾现场吸纳了颠覆性的力量，但身上所携带的怨恨政治基因极可能反噬自身。这也是张诵圣一再告诫学术文化场域在受到政治他律性主导之际，应保持文化相对自主性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并未过时，它虽然被指责为国民党威权政治的共谋，却因其抗衡的美学内蕴而拥有持久的文化生命力。

上述本土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话语权之争只是台湾文学场域竞逐的一隅。当代台湾的文学生产场域是一个结构性的存在。在这一结构中，张诵圣大致区分出主流、现代、乡土、本土四种美学位置。这些不同位置之间的竞争，构成文学场域的发展动力。为了寻求突破，她转向东亚现代主义，探究现代主义精神的扩散问题。借助东亚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在不同的参考架构和历史脉络中，重新描述当代台湾文学的发展。[※注] 从场域竞争的角度来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资本的积累方式。

二 东亚文学场的建构

台湾作为思想文化的场域，在扎根于历史和现实的同时，需要开启富于张力和内涵的开放性视野。从台湾走向东亚，成为拓展学术思想的有效途径。东亚文学场的建构即是一个具体的学术实践案例。

东亚文学场，被柳书琴指称以东亚区域内殖民地、沦陷区和伪满洲国等前沿地带文学为支点拓展出的文化互涉场域。作为学术的实践，东亚文学场的建构经历了独特的发展过程。最初的起步，是韩国圆光大学金在涌所主持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殖民主义与文学论坛”。至2015年，韩国金在涌、日本冈田英树和大久保明男、中国大陆刘晓丽和李海英、台湾柳书琴等学者共同创立“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研究会”，形成了互动合作共享的学术机制，在举办学术会议、翻译文献史料、促进学术交流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在学术思想方面，关于东亚文学场的思考发展出哪些有价值的取向呢？柳书琴对此作了论述。首先，这是东亚转型文化的重要一翼。她从学术转型的角度界定东亚研究，视之为“后冷战”时期东亚新秩序下文化转向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看，东亚殖民地文化经历了两次转向，先是从日本帝国体制转为单一国家体制，晚近则发展到全球化阶段。全球化的视野打开了后民族、跨国家的新思路，也带来了文化交流和冲突的新问题。后殖民理论延续、葛兰西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使之成为一时显学。东亚文化同样需要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如何突破后殖民思维而提供新的思想面向，成为东亚转型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其次，东亚文学场的提出，旨在建立亚际特色的方法论和诠释学。东亚现代文学的研究，受到上述文化转向的触发，跳出过去的国族史观、单一地方史和断代史研究，开始关注民族国家文学之外的地理边陲、历史异态和体制内他者等问题。以其学术实践的能量，消解着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由此，殖民地、沦陷区、伪满洲国、弱势族裔和跨国社群等的文学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在新的学术思路带动下，新史料、新方法和新问题涌现出来。这些富有活力的现象，共同形成一个能动的场域，为东亚旧殖民地等前沿地带的文学诠释和思考提供了动力。[※注]

基于上述理念，柳书琴以台湾、朝鲜、满洲的殖民主义与文化交涉为主题，于2016年在台湾清华大学组织了关于东亚文学场的研讨。那么，东亚文学场的文化交涉如何可能，又有何种理论意义呢？

东亚文学场的建构，首要的途径是方法论的思考。在方法论上，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怎样理解殖民主义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即殖民主义如何制约文学，文学反过来又如何溶渗殖民话语？二是以何种理论框架诠释殖民主义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焦点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突破现有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发现其他解读的可能性？[※注]

在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中，具有启示意义的是朝鲜、台湾殖民地文学比较研究。这一比较研究注目于对“全球非殖民化论述”的理论内涵的拓展。在金在涌看来，东方学的非殖民化论述，局限于西欧经验，对殖民地抵抗运动的评价不免失于简单。在此方面，东亚殖民地文学及其抵抗，不仅可以弥补后殖民理论的不足，且可能为全球非殖民化论述提供新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殖民地抵抗的多样性。金在涌特别举出金史良与吴坤煌、张文环交往的例子，强调他们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思考，试图在民族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外，开发出东亚殖民地的另类国际主义和乡土书写抵抗之路。这种新思路的打开，体现了注重横向连带思考的东亚文学场的价值。

关于伪满洲国文学的研究，同样揭示了西方学术路径的缺失和东亚的内在解殖属性。张泉对杜赞奇《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式现代》的批评，集中于后者的方法论问题。杜赞奇试图借助文学叙事的话语，跳出民族历史的叙事，建构关于“满洲国”的复线历史。但他的标志性的复线历史观，在伪满洲国叙事诠释中出现了重大偏误。除了“满洲国”的民族国家定位之外，以《绿色的谷》为支撑的碎片化话语也难以承担复线历史之重。相反，伪满洲国文学的诠释方法，隐藏在这些文学本身之中。刘晓丽以“解殖性内在于殖民地文学”一语，指明伪满洲国文学的内在抵抗性。她在旧有的反殖文学和抗日文学之外，特别发掘出解殖文学的新类型，并给以存在论的解释。她认为，解殖文学深入历史现场，成为隐去了作者情绪的零度写作，但却在内部以文学的传统和属性消溶着殖民统治的合法性。由于这种隐蔽的状况，解殖文学长期受到忽视，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一种新的方法论。与金在涌关于全球非殖民化论述的讨论相呼应，解殖文学凸显了东亚殖民地的文化特性，从中可以看到东亚文学场研究的价值趋向。

作为东亚文学场的倡导者，柳书琴首先从具体案例入手，辩证地考察本土场域与跨域传播、政治控制与文化自主、殖民主义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通过文学史料的发掘和解读，揭示殖民主义下文学场域的演变和不同文人群体的因应策略。在殖民主义全球化来临之际，殖民地与类殖民地文学的都市书写和文化互涉，显现出殖民现代性批判的新动向。

她借鉴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文化资本的角度解释台湾文学场域的分化及不同文化群体在殖民统合下的应对策略。台湾文学场域的演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了传统文学、新文学和通俗文学共存的现代多元场域状况。令她感兴趣的是，通俗报刊如《三六九小报》在殖民地文化改造中发挥非官方、非严肃、非主流的特性，通过整合某些本土文化资本，对建构台湾文化主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殖民统治下，以府城为中心的小报文人采取发行通俗杂志的策略，将汉文与大众联结起来，以维系台湾的文化主体。他们所选择的通俗而不同化的自我定位，标示出了在非殖民化运动中的特殊位置。[※注]

在柳书琴看来，通俗文学在殖民地台湾的兴起，虽然与殖民当局对新旧文学的不同控制方式有关，但通俗文学场域所拥有的汉文文化资本是使之得以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原因。这种深层的汉文文化资本，在实践中通过促进通俗文学读书市场的发展发挥其效用。她注意到，《三六九小报》的创刊与兰记图书部转向经销通俗读物的策略调整几乎同步，两者的合作带动了文化资本的融合提升，使之不仅渡过各自的危机，并且促成了台湾通俗文艺场域的发轫。在这一过程中，兰记图书部转向中国大陆通俗读物的经销策略，在彰显汉文的深层意蕴的同时，增强了与汉文读者之间的联系。这种连带性的通俗汉文共同体的培育，可谓东亚抵制殖民文化的特色案例。

对于殖民主义全球化现象的认知，使得柳书琴发现了诠释东亚殖民地文学的途径。她首先把台湾和东北的被殖民视为殖民主义全球化历程的组成部分，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找到了区域性批判的钥匙。其中的机制，在于帝国殖民体制通过强化对殖民地的上下统属关系，压抑着不同类型殖民地之间的横向联系。作为反制力量的，是那些在殖民都市中的流动精英，他们的文化活动使得殖民地的横向交流成为可能。殖民地文学的横向连带在这种认知视野中获得了批判性的意义。

正是在横向连带的文化批判中，东亚文学场获得了存在论的基础，即区域性反殖民的价值内涵。为了强调东亚都市书写的关联性，柳书琴特别提出“节点都市”的概念。[※注] 这一概念，从殖民统治的角度来看，指的是帝国主义地方统治的中心和区域联系体系的节点。反过来，若从文化批判的视角看，则可理解为被殖民地知识人构筑文化反制网络的支点。就文学而言，殖民地的都市书写，在此整体性反殖民视野中凸显出全新的批判性意义。

因此，柳书琴对哈尔滨和台北殖民地都市书写的比较，并不是一个普泛性的比较文学研究，而是方法论层面的关于东亚殖民地文化研究的整体性建构。由此，她看到了殖民主义在东亚语境中的推进，殖民地知识人视野的开启及文化批判功能在农村叙事和都市叙事之间的位移。更有价值的是触及到了有关殖民地文化的一个诠释学难题，即民族主义话语和现代性话语的对立。

东亚文学场的方法论在上述意义上或可被称为以文学为场域的中间地带批判。其突破性内涵在于，一方面点出了民族主义分析框架的不足，这一框架不能有效分析帝国/殖民地经济结构、文艺生产和地方反应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指出现代性分析框架的浮泛，东亚殖民现代性作为殖民主义全球化现象的一环，在乡村和都市书写中透露出了重重的症状和危机。扩而言之，在抵抗与妥协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的殖民地文化研究，可在这里寻觅到思想开启的契机。

三 南洋文化场域的反思

旅台马华学者如林建国、张锦忠等，借鉴后殖民、新左翼和多元系统理论等西方思想资源，重新思考马华文学的文化属性和历史位置。其论述取向是试图界定马华文学相对于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争取在马来西亚文学中的正当权益，进一步通过文化批判和主体反思找到自身发展的方向。

林建国于1991年发表的《为什么马华文学》是一篇路标性的论文。此前一年，黄锦树在台大中学会主办的《新潮》上发表《“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初论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提出了马华文学的定位问题。他以华人文学取代华文文学，从马来西亚华人族群的视角出发，把马华文学归于大马文学的范畴，借此从中国文学的诠释视野中摆脱出来。林建国赞同黄锦树的立场，称其宣示是具有深层政治意涵的动作；同时认为，表面上以血缘论界定的华人族群文学，与马来文学相对，在伦理和道德的层面凸显马来西亚的多语和多元文学现象，打破了官方的血缘中心历史诠释视野。林建国的批判集中在血缘观上，视之为中国本位论和大马“国家文学”论述的意识形态，以此确立马华文学的穿透性位置和颠覆性力量。他由此确定马华文学研究者的“作战”任务就是维持这种颠覆性，以防范血缘论一元观念的笼罩。

林建国从文化批判的视角扭转了马华文学的问题意识，从“什么是马华文学”转向“为什么马华文学”，以更彻底的文化策略追问马华文学存在的主体性问题和历史位置。他的方法是一方面检视马华文学研究者的由来和历史位置，另一方面分析马华文学论述作为意识形态交锋场域的文化内涵。他把研究的关怀重点放在马华及大马作家身上，考察其文学书写背后的意识形态论述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林建国以“异质性空间”来描述马华文学的场域。他否定了面对中国本位论和大马国家论述的妥协态度，拒绝被遗忘和被操纵，拒绝被放逐在历史之外。反过来，寻找文学的对话和认识价值。他在树立马华文学的位置时，强调与四十年前“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的差别。他认为当时希望与中国文学“划清界限”的问题在今天已经得到解决，现在的问题架构应转向当年无力处理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及其他语族文学（包括原住民文学）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架构需要在暴露马来西亚国家机器的运作逻辑的前提下找到适当位置才有望建立。在此意义上，他引入历史概念作为思考此一问题的关键一步。

在他看来，回到大马的历史才是思考马华文学的恰当途径。这一以退为进的选择，乃是当下情境中的必由之路：“掌握‘南洋’的历史，特别是大马（华人）的历史，是扩大原有视野的唯一办法。”[※注] 此一做法，由于能直面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宰制问题而具有了鲜明的现实内涵。国家文学的提法，乃是1969年马来西亚“五一三”种族暴动事件的直接后果。林建国锐利地指出，这一概念分裂了大马人民的记忆，使得本来共享一个历史情境的马来文作家和马华作家，成为相互龃龉的两造。回到大马历史，是在大马华人民间社团《国家文化备忘录》（1983）以马来西亚抗辩国家逻辑的意义上，追怀人民记忆在马来西亚独立后与官方记忆的对抗及独立前与殖民地统治者的对抗。在这样在历史的场域中，马华文学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在这里，林建国显示出对单一民族国家思维的批判立场，他所找到的依托则是大马尤其是马华的历史。

这一理路所面对的焦点问题，是对单一民族国家文化思维的解构和超越。西方式的民族国家思维，乃是殖民者留下的遗产。对抗这一意识形态的策略，首当其冲的是重建马来西亚的多元民族历史文化，同时不能忽略更广阔的南洋乃至亚洲历史。甚至可以说，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南洋乃至亚洲文化内部交往的直接后果。这也是林建国把历史拓展到南洋视域的原因。

在这里，林建国显示出历史视野上的两面性。他的南洋视域，以马来西亚为本位，有所警觉于中国与南洋之间的交往关系。虽然他对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提出批判，在历史维度上有所拓展，但只能立足于异质性空间进行消极的抵制。反过来说，他在反制的意义上受到了国家意识的制约，未能向前跨进一步，拓展至亚洲内部的交往场域。追究其根源，与他所处的时代有莫大关系。从比较的眼光来看，在林建国等马华思考者的眼前，历史的一大实景是新加坡的崛起，新华作家的政治归属提供了很大的启示。这为马华思考者摆脱中国影响、转向国家内部的文化政治提供了绝佳的参照。对他们来说，国族政治及其在历史视野上的延伸思考，成为追问马华文学定位的巨大动力。但历史意味着什么，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开放性问题。其中的最大动因，当来自与中国传统乃至亚洲内部之间的深度对话。

林建国的《方修论》（2000）是继《为什么马华文学？》之后的又一篇力作。这篇文章的特出之处在于从新左翼的视角出发，在马华文学场域中重新建构了第三世界的政治诗学。他通过回到方修，直面马华文学的内在问题和外在困境之间的辩证，在东西方的思想勾连中重新激活现代性的议题。

林建国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那里找到了理解方修的钥匙。列维-斯特劳斯以朝圣般的感悟，道出了人类学的终极关怀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微妙联系，因为后者深深地触及了“现代性”不变的结构。由此以观，方修那一代人所表现出来的左翼思想倾向，或许仅仅是其马克思情结的表层部分。经由列维-斯特劳斯的方式来释读方修，反倒更能透视到后者所触碰到的深层问题：“方修他们当年从事了这样的人类学，提供的知识也就不只是文学，还有身世，以及在这片废墟里像结构一般不能改变的命运，他们和马克思的渊源也就比自己想象的深远。”[※注]

回到历史，方修写作时所面对的现代性问题，乃是殖民主义在亚洲的退场及其继续衍生的状况。在形态上，这是一种被迫继承的西方现代性的变种。由此带来的写作上的迫切感和使命感，促生了方修文学史的内在气质。林建国强调，对此的阐释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的表层，相反，需要借助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才能深入到其深层的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赞誉方修建构了第三世界文学史写作的“共同诗学”。

与林建国不同，张锦忠从文学史书写的角度对方修进行反思，称“方修对马华文学史（书写）的看法固然值得‘发现’，方修之外的‘美丽新世界’可能视野更宽广。”[※注] 他的文学史论述，借鉴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显现出结构化、动态化的倾向。他采用这一方法论的架构，重新解释一些旧问题，如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等。之后又进一步提出新兴华文文学的概念，试图从离散和流动的视角，重新组构华文文学的版图。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是70年代初期在研究以色列希伯来文学模型时发展出来的解释方法。1975年出版的《历史诗学论文集》对多元系统的概念和应用作了讨论。这一思想，因受到晚期俄国形式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免带有注重形式化的系统结构，忽视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倾向。但这种宏观的系统考察，在文学的整体考察方面显示出特有的优势。尤其是对于异质的系统观念的看重，不仅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活力，且能揭示不同文学形态之间的动态关系。张锦忠的英文博士学位论文《文学影响与文学复系统之兴起》及后续研究，即是这一理论在马华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应用。

张锦忠首先界定马华文学的复系统性质。在马来西亚存在着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和英文等四个文学复系统，共同构成多元语文的“马来西亚文学大复系统”；这一客观的存在，与官方的国家文学论述形成冲突；其次，应从人类学的角度而非纯粹语文的角度来界定马华文学，才能彰显其复系统性质，由此以观，马华文学是包含白话中文文学、古典中文文学、峇峇马来文学、英文文学、马来文学的复系统。马华文学史的书写，如从这些脉络出发，方能淡化或异质化中国文学影响论的影响。但问题在于，由于其他脉络趋于衰亡或在主流之外，在马华文学的论述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白话为主的现代中文文学，因此中国文学影响论才能够拥有独尊的地位。

其次，他讨论了现代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关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之说，他从比较文学之影响研究的角度，认为“影响”（influence）的说法失之模糊，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干预”（interference）。其中的潜台词是马华文学自成一新兴系统的判断。最初，随着19世纪移民华人社会的基层结构的出现，产生了内部的消费者、生产者、市场和建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众声杂沓的文学复系统。按照他的复系统理论，马华文学的新兴系统，因受到中国文学的左右或干预，应属于“依赖”系统。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干预，主要通过南来作家、市场运作等中介方式，为马来西亚输入大陆新思想，直接促成了风行马华社群近半个世纪的现实主义路线。这一主导性方向，随着战后亚洲和马来亚国内政治结构的改变才有所调整。到60年代，受欧美和港台影响的另一种文学路向即新马现代主义崛起之后，出现了可与现实主义抗衡的文学系统。

文学复系统的理论为重新考察马华文学史提供了多元共存、交互影响的多重动态视角。但是，复系统理论也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因偏重结构性考察，疏失于历史生成条件的考察，在主体问题上也较难深入。张锦忠对此有所警觉，之后转而聚焦于作家主体的离散和流动，找到了重写马华文学史的动源。

他参照新兴英文文学的状况，试图突破旧有的华文文学研究框架，建构新兴华文文学的理论。新兴英文文学指的是由“英国文坛移民三雄”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等人所兴起的离散族裔小说潮流。这些来自加勒比海、印度和日本等地的作家，写作兼具出生地的风味和旅居国的氛围，糅合了东方和西方、现代和第三世界、边陲和大都会的视野，体现出混杂性和跨国性的特质。张锦忠认为马华文学的现状与此相近，故而不采纳旅台、本地的惯常分类法，提倡“流动的华文文学”“跨国华文文学”及“新兴华文文学”的说法。[※注]

张锦忠认为，离境一直是马华文学的象征，更是从马华文学到新兴华文文学的写照。他不只看到离散与流动是当下马华文学的特征，同时也是马华文学从诞生之初就携带的基因。因此断言：“马华文学便是这样不断离境与流动的现象。”[※注] 这种离散的特性，在新马的文化场域中蔓延，成为马华文学的文化表征。虽然文学的地方感性使得马华文学拥有了自己的属性，马华作家也因追寻到自己的国家和认同而成为离散终结者，但是马来西亚建国后的政治经济状况却使之继续离散。作为当代离散华文文学的一支，马华文学与其他支系一起集结汇流，共同形成了新兴华文文学的局面。基于以上历时性、共时性的考察分析，张锦忠勾勒了基于离散视域的重写马华文学史论述。

综上所述，台湾及东亚文学研究作为一个能动性的场域，打开的面向是多重的。就台湾场域而言，不同位置之间的话语权竞争，在带来文化活力的同时，凸显了资本的无形力量。因而观察台湾文学场域的发展，需要深入考量文学与政治、市场等因素的复杂关系。作为一种延展，与台湾相关的东北亚、东南亚文学场域，则发展出了横向连带的殖民主义批判、第三世界共同诗学、离散华文文学等不同的思想取径。这些思想的探索，极大地推动了关于华人文学的地域性、区域性和全球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