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香港澳门便以其独特的文化身份，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其包容多元的文化环境，更是吸引了诸多文人学者至此开展文化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其所处时代的文学，亦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这就形成了香港澳门文学研究之另一端——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

香港澳门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的发展脉络，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196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集中于香港地区。受政治立场和美元文化影响，人们多未能真正从学术角度出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开理性和客观的评价。如徐訏、史剑、丁淼、赵聪和李文等右翼知识分子，针对大陆文艺思潮、运动和作品所展开的评论，往往浸润着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偏见。对此，古远清将之概括为三个方面：“确认‘反共抗俄’是右翼文艺的发展方向；对台港两地反共文学作品的批评与检视；经常关注大陆文艺发展的动向，对其文学运动及时作出回应，对其文艺代表作作出批判或讨伐。”[※注]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人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高涨的评论热情，但却常是以文艺批评之名，阐发政治立场和纾解政治怨愤，缺乏文学性和学术性。这就导致此时香港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未能如同期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那样，一开始便确立起鲜明的学术典范。

不过，此一时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并非没有有益和深度之作。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探索方面，1954—1955年间，曹聚仁出版《文坛五十年》正、续篇，“以四围师友的生活为中心”，“以史人的地位”，[※注] 历述清代末年以迄20世纪中叶，中国文坛的新旧变迁、思想脉动和文学创作。这种叙述方式，既具有鲜明的史学特点，又饱含鲜活的个体经验，展现出了曹聚仁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独特观照。其后，李辉英出版《中国新文学廿年》（1957），从文学改革讲起，梳理了1919—1939年间中国现代小说、戏剧、散文等文体的创作状况。该书虽在体例上模仿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但作为早期香港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摸索之作，有其一定的时代意义和史料价值。

在作家作品专论方面，曹聚仁之《鲁迅评传》（1956）以其对鲁迅及其相关材料的深入了解，站在史学家的立场，呈现出血肉丰茂的鲁迅形象，并对之作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驳斥了此前郑学稼和王士菁等人对鲁迅的偏见和诋毁。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1959）首次系统地收集了鲁迅的旧体诗歌共46题计61首，并对之进行疏解、翻译和评价，展现了鲁迅在旧体文学创作方面的造诣。余思牧在鲁迅、冰心等人作品的评论之中，突出了巴金。其《作家巴金》（1964）首次对巴金的生平、创作和思想展开了全面梳理和分析，推动了香港乃至大陆地区的巴金研究进程。李英豪《批评的视觉》（1966）在引介和阐发西方现代主义之时，亦对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展开研判。如《剖论中国现代诗的几个问题》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现代诗蒙受情绪至上论和浅薄的知性主义的戕害，缺乏东方之蕴藉性和整一性。这就彰显出其融粹东西文化精义的现代主义追求。此外，李英豪还对洛夫、叶维廉和纪弦等人的诗作进行深度评论，集中展现了香港学者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兴趣。可见，此期香港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虽为右翼文人所左右，但也不乏有识之士，对现代文学史、现代作家作品，展开了初步的探索和可贵的讨论。这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香港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和研究基础。

第二阶段为1965—1980年。此时期为香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制期。1965年秋，在姚克的主导下，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开设了“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一）”两门课程。[※注] 其中，现代中国文学“以现代之纯文学为主。自清末以至“五四”运动，下及抗战……皆为讲授之课题”。[※注] 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学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正式建立。1967年春，杨堃文在香港大学完成了题为《现代中国小说思潮（1917—1949）》的硕士学位论文，这是目前所见香港最早的一篇以中国现代文学为评论对象的高等学位论文，则暗示了香港大学有可能在香港中文大学之前，率先开展中国现代文学教育。1979年，在《当代中国大陆作家评介》一书中，黄南翔率先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概念。从范围上说，中国当代文学“自然应该包括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海外的华文文学创作在内”；[※注] 从时间上说，则应以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起点。这显示其明晰的当代文学学科观念，以及包容客观的文学史眼光。上述表明，60年代中期以迄70年代末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观念便已在香港地区产生，其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还产生了诸多学院派研究成果。

在此一背景下，此时香港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首先重视文学史的梳理和撰写。其中，以中国现代文学史成果最为丰硕。如杨堃文《现代小说思潮（1917—1949）》虽以小说思潮史为名，概述了文学改良期（1917—1925）、成长期（1925—1937）和抗战前后（1937—1949）的现代小说创作状况，但文中以更大篇幅论述了其间文艺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实则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这在当时的香港学界无疑具有首创之功，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重文本剖析形成补充之势。此后，李辉英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1970），这是香港地区首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该书分列文学革命的开始和进展、中国现代文学的演变和高举抗战文艺大旗三编，每部分介绍宏观的文学运动和背景，进而细分文体描述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的创作状况。这就从写作框架和具体内容两方面，突破了此前的《中国新文学廿年》，展现出李辉英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不断求索。其后，司马长风推出三卷本《中国新文学史》（1975、1976、1978），注重以纯文学、纯中国立场整合中国新文学，将之分为文学革命（1915—1918）、诞生期（1918—1920）、成长期（1921—1928）、收获期（1929—1937）、凋零期（1938—1949）和沉滞期（1950—1965）六个阶段，展现出其独特的文学史观。这引来了夏志清的批评。其《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指出司马氏文学史在诸多方面均有失当之处，如其对1928年以后的文学史分期不够准确。这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司马氏史识的偏差，但其对司马氏的文学观念、写作策略和作家评论则多有误读。对此，司马长风撰写长文《答复夏志清的批评》一一进行了驳斥。此次论争记录了香港学者与海外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方面的对话，展现出双方在文学立场和观念上的分野。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方面，出现了林曼叔、文船山和程庆浩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1978）一书。该书为第一部诞生于大陆以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从文艺政策、作家组织、思想论争和文体创作四个角度，阐述了1949—1965年间的大陆文学发展史，呈现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部分。这就与杨堃文、李辉英和司马长风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共同显示出了香港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心之所在，对同时期大陆和台湾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补充和参照意义。

其次，重视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论。这一方面体现在出现了不少综述、综论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著作。如黄俊东《现代中国作家剪影》（1972）、赵聪《现代中国作家列传》（1975）、李立明《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1977）和《现代中国作家列传》（1979—1982），以及林曼叔《中国当代作家小传》（1976）、黄南翔《当代中国大陆作家评介》（1979）和彦火《当代中国作家风貌》（1980）等书，以立传、速写和简介的方式，展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群体面貌；又如林世濬和吴茂生对中国现代重要的小说派别展开宏观把握。前者梳理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发展轨迹、文学本质及其与传统通俗小说、上海租界之间的紧密关联，阐发了社会政治因素对小说流派盛衰的影响，具有较为自觉的理论意识；[※注] 后者则将写实主义小说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认为其并非完全以西方为鹄的，而是作家基于中国的发展和需要，而做出的文学选择，凸显出了较为深邃的历史眼光。[※注]

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在产生了一批专论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著作，包括刘绍铭、刘以鬯、梁锡华等知名学者对曹禺、闻一多、周作人、钱锺书、沈从文、卞之琳、徐志摩、萧红、何其芳、端木蕻良和朱光潜等人文学思想的考察。[※注] 其中，以对鲁迅和老舍的评论最为集中和突出。在鲁迅评论方面，70年代曾发生了一场波及海外的论争。其始作俑者为胡菊人发表于《明报》上的《鲁迅在30年代的一段生活》。该文直指“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将鲁迅奉为完人的做法，从“九一八”事变后鲁迅与日本人的关系着手，强调鲁迅并非神人，亦有儿女之情和人性的弱点。这引来了香港陈蝶衣和美国夏志清等人的称许。但其认为鲁迅暗中勾结日人，则促发了更多人的反对。如香港学者张向天发表了大量文章，以严谨的态度、扎实的史料和深入的剖析展开了全面驳斥；日本学者竹内实亦发表《中国的30年代与鲁迅》一文，对胡菊人的说法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在论争之外，亦有学者对鲁迅展开更为多元的评论。如陈燕龄《鲁迅早期的杂文》（1973）梳理了鲁迅1907—1927年间的杂文作品，并从文学观念、思想情趣和艺术特色三方面进行细致剖析；张向天《鲁迅作品学习札记》（1975）、《鲁迅诗文生活杂谈》（1977）和《鲁迅日记书信诗稿札记》（1979）专注于鲁迅作品的批评，以及与之有关的史料考释和订误；黄东涛《鲁迅 〈故事新编〉 浅释》（1979）则对鲁迅的《故事新编》展开逐篇阐释，以此勾勒鲁迅的思想变化轨迹。此外，尚有姜添《鲁迅诗注析》（1976）和何林《鲁迅散文诗注析》（1977）。上述著作显示出，此一时期香港学界对鲁迅及其作品有着高涨的评论热情，较为深入和全面地展现了鲁迅的文学成就。

在老舍评论方面，1973—1974年间，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分8期发表于《明报月刊》，不仅对老舍的生平、作品进行介绍和描述，还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刊载《四世同堂》之《饥荒》的《小说》杂志，并将之影印至香港，推动了香港地区的老舍研究。其后，郭懿言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老舍小说主题研究》（1975），剖析了老舍小说中的婚姻、时局、北平、民族教育、国人陋习、下层生活以及理想与现实之矛盾等主题，弥补了胡金铨对老舍作品述而不论的缺憾。此后，黄东涛出版《老舍识小》（1979）一书，则通过对老舍《小坡的生日》《月牙儿》《龙须沟》等作品的分析，指出老舍人品和文品之真挚，肯定了老舍其人其文的历史成就。这些论著的产生，无疑与同时期大陆学者对老舍的淡化处理形成鲜明对照，展现出了香港学界迥异于大陆学界的学术旨趣。

此外，此时期香港学界对台湾文学亦有较为活跃的评论。如余光中在《青青边愁》（1977）第四辑中，分别评论了胡兰成、张系国、夏菁的散文、小说和诗歌；在《分水岭上》（1981），则阐述了洛夫、张晓风的诗歌和散文风格。又如黄维樑专论余光中在台期间的散文和诗歌作品。《余光中：最出色最具风格的散文家》（1968）肯定其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不朽之盛事》（1975）则强调其《白玉苦瓜》在现代诗史上的意义。这引来了曾幼川、曹懋绩等人对余光中诗歌的关注，他们批评其诗不守语言规则，并对现代诗歌表示不解。[※注] 此外，黄维樑还主编《火浴的凤凰》（1979）一书，收录了港台及海外学者的44篇余光中作品评论文章。再如叶如新则试图全面地推介台湾文学创作者。其《当代台湾作家选论》（1981）收录其1979—1980年间发表于《海洋文艺》的大量文章，介绍了包括吴浊流、白先勇、黄春明、郑愁予和陈若曦等诸多作家在内的文学作品，向我们集中展现了台湾地区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形态。

可见，第二阶段香港之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在学科建制、文学史写作、现代作家作品评价以及台湾文学评论等方面取得了进展。其中，以文学史写作和现代作家作品评论成就最为突出。一方面，香港学者以其浓厚的历史建构热情，推出了多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另一方面，他们在较为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中，对当时不受大陆重视的老舍、沈从文和钱锺书等人的文学创作，展开了深度评论。这就于受政治意识形态所裹挟的大陆和台湾地区之外，彰显了其较为独立开放的评论风格和较为客观理性的学术态度。

第三阶段为1981—1999年。这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开始出现澳门学者的身影，如云惟利出版《白话诗话》（1988）一书，借鉴中国传统诗评形式，融合现代学术理念，点评具有代表性的现代诗文本，以突显诗人及其时代的创作风貌。这是澳门地区首部系统研治中国现代诗的著作，标志着澳门之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的发生。

不过，香港学者仍是港澳地区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的主力军。此时香港之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较之前期，取得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进展。一方面，基于前期所取得的成就，香港学者努力进行拓展和总结，不断调整和创新评论视角。如在文艺思想评论方面，黎活仁及其学生就展开了集中而深入的求索。1987年，黎活仁完成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博士学位论文。[※注] 该论著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梳理了1923—1986年间中国左翼文艺思潮的发展史。在论述过程中，作者重点考察了马克思文艺思想的苏联化和日本化，及其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想的影响，展现出宏阔的中外文论比较视野。此后，黎活仁指导学生对中国现代文艺思想进行了多番探讨，如白云开《五四期间文学与群众的关系》（1988）、梁敏儿《自然主义与茅盾的文学理论》（1989）和郑振伟《1927年前郑振铎的文艺思想》（1991）。这些论著虽讨论范围、对象不一，但均具有鲜明的中外文论比较意识，注重呈现和剖析现代文学家文艺思想的域外来源，极大地提升了香港对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评论品位。

在文学史写作方面，卢玮銮一改此前人们直接描述大陆文学状况的做法，注重从香港的角度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中国作家在香港的文艺活动》（1981）考察了1937—1941年间大陆作家在港的文艺活动，重点梳理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和中国文化协进会的发展历程，并描述了戴望舒、端木蕻良、茅盾和夏衍四人在香港的文艺活动史。这就还原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大陆以外的演进过程，突出了香港对于书写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意义。沿此路径，王宏志《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1997）总结和剖析了50—70年代香港产生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在书中，他除了探讨曹聚仁、李辉英和司马长风的文学史著作以外，还视徐訏《现代中国文学的课题》为香港中国现代史写作的代表，这是因为徐訏在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叙述中，贯穿着一条从晚清到50年代的时间隐线。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到，香港学者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往往采取一种非政治的写作态度，但“‘非政治’的态度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注] 这就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香港有别于大陆和台湾的文学史写作策略，亦旗帜鲜明地认识到香港学者文学史写作背后的政治诉求，突出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密纠葛。这种深入而辩证的剖析方式，呈现了香港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进程中的学术地位，亦折射出了以香港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的方法论意义。

此一视角亦反映在现代作家作品评论方面，如刘以鬯以其对端木蕻良的深入研究，著有《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学活动》（1983）一文，描述了端木蕻良两次赴港的文学经历，并旁及萧红在港期间的文学创作，较卢玮銮的介绍更加细致入微；又如苏伟贞撰有《张爱玲的香港时期小说》（1999），对张爱玲在1952—1955年间创作于香港的两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展开分析，并以此评判其在中国新文学中的突出位置。

当然，这并非此时香港现代作家作品评论的唯一视角。如在评论方法上，注重运用多种理论分析文学作品。如陈炳良在《张爱玲短篇小说论集》（1983）、《照花前后镜：香港、鲁迅、现代》（1987）等书中，就大量使用新批评理论对现代小说作品展开深入剖析；陈惠英《感性、自我、心象——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研究》（1996）则以高友工的抒情美典体系，来观照1919—1989年间的小说创作状况，较早地将中国抒情传统嫁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当中。在评论内容上，突出了主题学，尤其是性别话题的研究和探讨。如杨玉峰《“五四”短篇小说主题研究：1917—1927年间的中国妇女解放问题》（1983）就探讨了短篇小说中的封建妇女、“新女性”形象及其解放问题，并对鲁迅、庐隐等人的妇女解放思想展开分析，较为全面地呈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其后，霍玉英和陈亚凤分别从现代女作家和男作家的短篇小说入手，探究其各自不同的女性观。[※注] 林幸谦（1996）借助西方理论，深入剖析了张爱玲小说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思想。[※注] 岑金倩（1996）则对现代历史剧中的女性人物展开分析，扩充了香港探讨此一话题的文本范围。[※注] 上述评论著作表明，此时香港之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已不再满足于对已有对象的重复讨论，而是追求以新视角、新理论展开创新探讨，以推动学术的进步和发展。

另一方面，针对前期的薄弱环节，香港学者积极展开开拓和补充，不断完善和优化评论结构。如在当代文学评论方面，李怡和璧华在辑选《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时，对“新写实主义”文学展开了评论。在《文艺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国现实》《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的兴起》（1980）两文中，李怡高度肯定1979年后出现的“新写实主义”作品，因其在揭露社会矛盾和问题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指出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积极意义。其后，璧华出版《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论稿》（1984）、《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论稿二集》（1987），收录了其在1979年2月至1987年4月间发表的125篇文章，在对大陆文坛对孙敬轩、白桦等人文学作品的批判的解读过程中，强调解放思想、勇闯禁区对于文学创作的突出意义。此外，刘达文之《中国文学新潮（1976—1987）》（1988）则重点探讨了存在主义、现代主义与朦胧诗歌之间的紧密关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卢新华、刘心武、张贤亮、韩少功、徐敬亚、顾城、北岛和舒婷等人作品的剖析，导引了香港地区对新时期以来作家作品的评论热情。

这集中体现在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对某一文学体裁或作家群体进行整体把握，包括庄柔玉《从困境到求索——中国当代朦胧诗研究》（1990）、孙爱玲《血泪的见证：八十年代归侨作家的作品研究》（1990）、洛枫《中国当代诗歌的城市形象》（1991）、陈家春《文革后中国大陆爱欲描写的小说》（1994）、李小玲《起点的困惑：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小说写作初探》（1998）、许子东《当代小说中的“文革叙事”》（1997）和陈志宏《〈今天〉 诗群研究》（1998）等。其中，以庄柔玉、孙爱玲和许子东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这是因为他们或及时地捕捉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动向，或全面地占有具有研究的文学资料，或独到地发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叙事，展现出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敏锐的学术眼光。二是对个别作家作品展开微观分析，包括余婉儿《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1995）、梁婉仪《论邓友梅的小说》（1995）、吴国坤《魔幻叙事、社会语言与农民意识：莫言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困惑》（1996）、李铭贤《莫言 〈天堂蒜苔之歌〉 研究》（1997）、林绮雯《论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文化意涵》（1997）和黄少梅《宗璞小说研究》（1998）等。在此，对王安忆和莫言小说创作的重点关注，体现出其与同时期现代文学评论有着较为一致的主题学研究视角。

在台湾文学评论方面，这种主题学研究亦有所体现。如李仕芬之硕士学位论文《爱情与婚姻：台湾当代小说研究》（1989）以施叔青、廖辉英、袁琼琼、李昂、萧飒和苏伟贞六位台湾女作家为例，探讨了女性与爱情、婚姻、性、外遇和自我之间的问题，展现出女性身份对女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当代女作家小说中的男性角色》（1997）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李黎和平路两位女作家，考察其作品中男性的承担、男性与母亲和女性、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与现当代文学评论中对性别问题的重视一脉相承。又如林幸谦、张婉雯、钱学武以及邝可怡等人的论著，大都以探究台湾知名作家白先勇、陈映真、余光中和张大春作品中的多重主题思想。[※注] 这些研究成果均突出了此一时期香港之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对文本思想解读的偏好。当然，这时的台湾文学评论亦有从艺术技巧切入的例子，如伦志文和黄丽明，即是探讨杨牧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注] 尤其是黄丽明，通过对其作品之抒情声音、互文性、时间叙事和历史叙述的深入剖析，展现了杨牧包纳中西、融贯古今的跨文化诗学面貌。上述论著的产生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香港之台湾文学评论已初具规模，日益成为其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第三阶段香港澳门地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乃是在前期学科建制形成的良好基础之上，继续深化现代文学史写作和作家作品评论，并不断开拓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艺思想和作家作品，以及台湾作家作品评论。这种纵向挖掘和横向开拓并进的评论路径，体现出香港学者不断寻求评论视角的创新和评论结构的完善。

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来。这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香港地区乃是在前期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澳门地区则在施议对和朱寿桐等人的带领下，在中国现代旧体文学和汉语新文学理论上建树颇多。

具体而言，在文学史研究方面，香港学者将讨论范围扩大到香港以外学者的文学史实践，以强化其形成于80年代的文学史反思姿态。如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2004）除了探讨司马长风文学史论述以外，还将柳存仁在港期间的教材《中国文学史》纳入评论视野，辩证地剖析了柳著中国古典文学史书写中体现出的历史与真实、文学史与叙事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拓展了香港的文学史写作内容。此外，他还讨论了晚清现代教育背景下文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及其后林传甲、胡适和林庚等人的文学史实践，勾勒出其由历史书写转向诗性书写的发展轨迹。沿此路径，陈岸峰重点考察了晚清疑古与反传统浪潮对胡适白话文学史观，及其在顾颉刚诗经学研究的延伸，勾勒出了疑古思潮与中国文学史更新之间的关联；在此基础上，他还讨论了钱基博、周作人、王瑶、唐弢和夏志清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呈现了一条由远及近、由内而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实践链条。[※注] 张健则专注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实践的反思，其《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史：20世纪三四代关于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评论》（2010）、《借镜西方与本来面目——朱自清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2011）、《从分化的发展到综合的体例：重读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2013）等论文，集中展现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者面对古代文论所作出的历史梳理和现代转换。这些论述拓宽了香港学者对文学史的反思范围，凸显出了香港学界长期以来的文学史研究传统。

在作家作品评论方面，以女作家为研究对象或从女性的角度切入问题，仍是此一时期香港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的重中之重。这不仅体现在新增了不少对梅娘、陈染、林白、铁凝、刘索拉、池莉、朱天文等女作家的专门论著，还表现在注重从媒介、男性和文体等多角度观照女性文学。[※注] 如李月娥探讨了20世纪初上海月份牌中的女性形象，黄白露剖析了作为男性作家的许地山的女性关怀，梁珊珊则研探了“五四”女作家书信体小说的女性书写策略。[※注] 在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人们越来越注重从城市的角度审视女性文学。如葛亮重点探讨了王安忆小说中的城市印象，濮方竹在研究池莉小说中的城市呈现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新时期以来女性小说对城市的想象。[※注] 这就形成了此时香港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的另一特色——空间观照。这尤其体现在台湾文学评论方面。据统计，此一阶段香港有关台湾文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计有6篇，以空间为研究视角的多达4篇，包括陈淑彬《余光中诗歌边陲性论析》（2002）、黄自鸿《台湾城市小说中的空间》（2006）、叶嘉泳《地理空间的意义——朱天文小说中的“行旅”研究》（2009）和史言《台湾新诗中空间意象探究》（2011）。可见，此一时期香港之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在延续前期的女性视角之外，还特别重视对文学作品进行空间解读，展现出城市香港的学术旨趣。

此外，这一时期人们还尤其注重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对古今文体关系的探讨上，如马世豪《中国新诗与古典诗关系研究（1917—1937）：以闻一多、卞之琳、林庚和郭沫若为中心》（2016），探讨了中国新诗人如何吸收古典诗歌资源，以熔铸现代诗之形式、思想和语言。还重点体现在对中国现代旧体文学创作的研究上，如香港朱少璋、黄小蓉等人就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注] 不过，用力最深、成就最高者当属澳门大学的施议对。这首先是因为他注重对中国现代旧体词创作进行文献整理。其《当代词综》（2002）以四册的巨大体量收纳了1862年以迄1941年出生的300 余位作者的3000 余首词作，将之划分为承先启后、词坛中坚和后起之秀三代，并于第二代中推出徐行恭、张伯驹、沈祖棻等十大当代词人。这就在文献勾稽过程中，完善了中国词作的选集谱系，展现出了中国现代旧体文学创作的兴盛之貌。在此基础上，施议对出版《民国四大词人》（2016）一书，以十大当代词人中的四位——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和詹安泰为例，论述了他们在词创作、词学文献学、词学学和词学文化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勾勒出了词之创作与研究的现代发展史，深化了港澳学界对此一领域的研究。此外，施议对还指导澳门大学研究生开展现代词作评论，产生相应硕士学位论文多达14篇，[※注] 论及对象包括梁披云、胡适、盛配、徐培钧、黄咏雩和罗忼烈等人，拓宽了对中国现代旧体文学创作的研究，亦凸显出了澳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的重要贡献。

澳门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的另一贡献，乃是朱寿桐提出的汉语新文学概念。2009年，朱寿桐首次公开发表论文，对此一概念进行阐释。他指出：“汉语新文学概念旨在整合通常所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华文文学。”[※注] 这里把言说对象框限于新文学之中，旨在统合与文言文传统相对的白话文写作。而将汉语视为整合的内在依据，则是因其“既能显示出新文学传统的本质力量，又能克服由于国族分别或政治疏隔对汉语新文学加以人为分割的现实难题”。[※注] 这就强化了汉语的文学本质，以全局性超越了国族性和政治性，蕴涵着一种理论统括力。此后，朱寿桐对之进行历史梳理和理论建构。如其《汉语新文学通史》（2010）以近代文学改良运动为起点，历述百余年来汉语新文学的理论思潮、文体创作、文学流派、文学社团诸方面的一发展线索，既指明大陆文学的演进，亦点明台港澳及海外文学的特色，展现出汉语新文学史观的包容宏阔特质；其《汉语新文学通论》（2018）则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从内涵论、范畴论、传统论、存在论、文体论和外延论六个层面，对汉语新文学概念进行考察，既阐释其本质和重点，亦阐明其渊源与流布，更彰显其体裁、区域和民族特色，可谓较为周圆地建构起了汉语新文学理论体系。这表明，新世纪以来，澳门学者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前瞻的学术理念，对港澳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作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

总之，70年来香港澳门之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香港先发其声，搭建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不断创新评论视角和优化评论结构，在文学史写作与反思、现当代以及台湾作家作品评论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80年代中期以后，澳门锐意开拓，选取独特的研究视角，对中国现当代旧体文学以及汉语新文学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展现出勃发的学术生命力。这表明，香港澳门之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以其独特的文学眼光和学术洞见，促进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与评论的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