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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

附录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大事记(194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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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大事记(194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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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3月24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郭沫若为筹委会主任,茅盾、周扬为副主任,沙可夫为秘书长。

7月2-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这次会议标志了两支文艺队伍的“会师”。在大会上,茅盾作了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周扬作了关于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对过去的文艺工作进行了总结。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郭沫若作了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对新时代的文艺进行了规划。毛泽东到会,并作了讲话。

9月25日,由全国文联主办的《文艺报》(半月刊)第1卷第1号正式出刊。

10月23日,上海《文汇报》组织“小资产阶级人物能不能作为文艺作品的主角”的问题讨论,何其芳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阐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1950年

1月10日,《文艺报》第1卷第8号展开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讨论。

1月,《人民文学》第1卷第3号发表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

2月1日,《文艺学习》(天津文协)创刊号上发表了阿垅的《论倾向性》;《起点》第2期发表了张怀瑞(阿垅)的《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

2月,由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

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陈涌批评阿垅的文章,并加编者按。《文艺报》第2卷第3号全文转载并加“编辑部的话”。文章批判阿垅《论倾向性》一文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存在“鲁莽的歪曲”,“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始,以反对艺术积极地为政治服务终”,针对阿垅“艺术即政治”——“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作品,只要把艺术搞好便够了,好的艺术便自然是好的政治了”的观点提出批评。

3月14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在北京召开京津文艺干部会,阿垅从天津赶往北京参加此次会议。周扬在会议的发言中,点名批判了阿垅及其两篇文章,并说阿垅属于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这件事成为胡风案件的前奏。

3月,电影《清宫秘史》在京、沪上映。

5月26日,丁玲主持召开《文艺报》编辑部加强刊物的政治性、思想性与战斗性座谈会。

5月,周扬发表《论〈红旗歌〉》,热情鼓励第一个反映工人生活的话剧《红旗歌》;本月出刊的《人民文学》也发表了茅盾的《关于反映工人的作品》和艾青的《论工人诗歌》。

11月27日,文化部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党的戏改政策以及帮助艺人学习和创作等问题。周恩来到会指出:“要以歌颂人民、反映人民的真实生活和教育人民的戏曲报答人民,要把人民的力量鼓舞得更雄伟,这就是戏曲改革的光荣任务。”

1951年

4月25日,《文艺报》发表批评电影《武训传》的文章。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陈涌的文章《萧也牧创作上的一些倾向》,批评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趣味”。

7月2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说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样,《武训传》的讨论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

7月25日,《文艺报》刊登叶秀夫的文章《萧也牧的作品怎样违反了生活的真实》。

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总结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8月10日,《文艺报》刊登丁玲的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同时,刊登贾雯的文章《关于影片〈我们夫妇之间〉的一个问题》。

8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夏衍的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工作》。

8月,《文艺报》第4卷第8号发表了一组文章继续批评萧也牧,《新华月报》9月号上发表题为《对萧也牧作品的批判》综述文章。

11月10日,《文艺报》开展“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由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张琪的一封来信引起,信中指出该校中文系主任吕荧讲课中存在脱离实际,以及忽视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此为“吕荧事件”,以此为开端,《文艺报》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关于建立新的文艺学的讨论。

1952年

3月10日,《文艺报》第5号发表社论:《对资产阶级展开思想斗争是革命的迫切任务》,同期刊载一组揭发批评上海文艺界资产阶级倾向的文章。

5月10日,《文艺报》第9-16号开展“关于塑造新英雄人物形象”的讨论。

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全国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开始。

5月25日,舒芜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检讨他的《论主观》一文的错误观点。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该文时加“编者按”,第一次提出“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这一说法。

7月,第14期《文艺报》发表冯雪峰的长篇论文《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全面而系统地论述现实主义发展史的文章。四年以后引起讨论。

12月,全国文协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林默涵、何其芳分别在会上作题为《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的发言。

1953年

1月10日,《文艺报》第1号上发表社论《克服文艺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深入生活,加强学习,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出高度反映现实的作品。

1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周扬为苏联文学杂志《旗帜》所写的论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

4月,全国文协创作文员会组织在京作家、批评家和文艺界领导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主要讨论以下问题:一、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力量及其和过去现实主义的关系与区别;二、关于典型和创造人物问题;三、关于讽刺问题;四、关于文学的党性、人民性问题;五、关于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历时两月余。

4月,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是艺术科学的最高成就》由《文艺月报》发表,引起讨论。《文艺报》1954年2月28日,刊登李梁的文章《斯大林与文学艺术》、1954年3月号刊登张因凡的文章《学习斯大林同志对文学艺术的不朽指示》。

9月23日至10月6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1954年

1月25日,《文艺报》第2号发表李琮的《〈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批评》。

4月10日,《文艺报》第7号发表康濯的《评〈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批评》,对李琮的文章进行反批评,指出关于李准小说的讨论是涉及扶植新生力量的态度问题。

1954年春至1955年夏,苏联基辅大学副教授依·萨·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文学理论研究班讲授文学理论,为培养新中国第一批文艺理论人才做出贡献。1958年,他的《文艺学引论》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对新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7月22日,胡风向中央提出关于文艺问题的30万言“意见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9月,山东大学《文史哲》发表蓝翎、李希凡《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评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文艺报》第18号转载并加“编者按”,认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

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认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对《文艺报》转载李希凡、蓝翎的论文时所加的“编者按语”提出批评。

《文艺报》第21号发表编辑部文章《热烈地、诚恳地欢迎对〈文艺报〉进行严厉的批评》。全国展开了对胡适反动唯心主义的批评。

10月31日-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连续召开八次会议讨论《红楼梦》研究问题和《文艺报》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专题批判小组,撰写批判文章。11月7日至11日,胡风两次发言,批评《文艺报》文艺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并点名批评袁水拍、何其芳等人。11月17日,袁水拍发言反驳胡风对他的指责,指出他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是“受到党的指示而写的”。12月8日,联席会议作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定改组《文艺报》。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中提出:一、开展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二、《文艺报》的错误;三、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按照联席会议12月3日的决定,批评胡适思想的讨论会从12月29日开始至次年3月结束,共召开了二十一次会议。

11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王若水的文章《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方法》。

1955年

1月2日,《人民日报》开始刊载批判胡风的文章。

1月7日,《人民文学》1月号刊载一组文章,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评论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

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中宣部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从此文艺界围绕胡风文艺思想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变成了对胡风的政治讨伐。

2月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举行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准备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

2-3月,全国各地主要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观,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第一批批判材料。《文艺报》第9、10号转载胡风的文章《我的自我批判》。

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

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胡风等人的第三批材料,并发表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正式将胡风等人定性为“反革命集团”。

6月20日,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该书写了序言,并补写了两条按语。

8月3日-9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第十六次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

《人民文学》8月号刊登臧克家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诗”的实质》。

1956年

2月15日,《文艺报》第3号转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文章《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批判马林科夫关于典型问题的观点。此后,以《文艺报》为阵地,展开了关于典型问题的大讨论。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文艺界和科学界作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报告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发表于6月13日《人民日报》。

6月,《文艺报》第12号刊登朱光潜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随后引发一系列讨论。贺麟、黄药眠、蔡仪、敏泽等人发表了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和相互论争的文章,由此开始了著名的“美学大讨论”。这场讨论持续到1964年前后。

8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与音乐工作者谈话,从本月起《人民音乐》和全国报刊展开音乐“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9月25日,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作《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发言。

9月,《人民文学》9月号发表何直(秦兆阳)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同期刊登秋耘的《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12月,《长江文艺》第12期发表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文艺报》第24号发表张光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以及综述《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

1957年

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反对“双百”方针。

1月25日,《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关于诗的一封信》和毛泽东诗词十八首。

2月,文艺界开始讨论陈其通等四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文章和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3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陈辽的《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文章列举大量事实,批评陈其通等文章的错误观点。这是学术界最早的一篇批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

3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茅盾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其中深刻分析了陈其通等四人文章的错误,认为他们对文艺形势的估计是不符合事实的,批评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

3月15日,《光明日报》综合报道苏联文艺界讨论现实主义问题。

3月30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工作者时,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中的错误观点。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批评陈其通等人的观点。

5月23日,《文艺月报》第5期发表钱谷融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

6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批判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扭转〈文艺报〉的资产阶级倾向》和《文艺报》编辑部的《我们的自我批评》。

9月16、17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的二十五次会议,周扬作总结发言。发言稿后来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于1958年2月在《文艺报》发表(发表时由毛泽东作了补充和修改)。

9月19日,《人民日报》刊载赫鲁晓夫文章《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

10月,《文艺报》、《文艺学习》开始批判“写真实”。

11月,《解放军文艺》11月号发表解驭珍、克地的文章《评〈论“文学是人学”〉》。

1958年

1月26日,《文艺报》第2期设《再批判》专栏,并加“编者按语”(由毛泽东改定),再次批判丁玲、王实味、萧军、罗烽、艾青等人于l942年在延安写的文章,主要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2月,《人民文学》第1、2号设立《作家谈写真实》专栏,发表茅盾的《关于所谓写真实》等六篇文章。

3月3-5日,文化部、中国剧协、中国音协和北京市文联召开首都戏剧、音乐座谈会,讨论创作如何反映“大跃进”的问题。

3月8日,中国作协书记处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草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中国作协发出响亮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

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要注意搜集民歌。4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此后,全国掀起搜集民歌的高潮。

3月,《学术月刊》3月号刊登蔡仪的文章《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为什么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3月,毛泽东在成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及新诗发展的道路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这个意见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很快流传开来。6月1 日《红旗》杂志创刊号发表周扬的文章《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正式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

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第八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该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9月13-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会议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

9月,《文艺报》第18期发表专论:《文艺放出卫星来》。

9-10月,全国各地报刊热烈讨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文化部在郑州召开全国文化行政会议,讨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文艺放“卫星”问题。

12月,《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9年

1月,《人民文学》1月号发表郭沫若《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对如何理解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和文学创作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发表看法。

2月,中央宣传部召开宣传工作会议。陆定一、周扬就“大跃进”中文艺工作的-些问题和偏向发表讲话,文化部检查了1958年的工作。

4月,《文艺报》第7期开辟“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专栏,讨论赵树理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

6-7月,周扬、林默涵、钱俊瑞、邵荃麟、刘白羽、陈荒煤、何其芳、张光年等人在北戴河举行会议,讨论改进文艺工作的方案,开始起草“文艺十条”。

7月2日-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

7月11日,《新建设》杂志编委会邀请部分在京哲学、美学、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朱光潜、蔡仪、李泽厚、宗白华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肯定了美学讨论的成绩,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对前一段的美学讨论作出阶段性反思。

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的文章《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总结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文学艺术的辉煌成就。

12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仍是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其主要表现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并强调所谓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当前的消极作用。会议还错误地提出必须开展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19世纪欧洲文学。

1960年

1月26日,《文艺报》第2期开始对巴人、钱谷融、蒋孔阳等提出的有关“人性论”、“人道主义”观点进行批判。

4月,《文艺报》第8期发表钱俊瑞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文章《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提出批判“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潮”、“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写真实’”、“借口创作自由反对党的领导”等。

5月,《文艺报》、《解放日报》、《上海文学》、《复旦》,先后批判蒋孔阳的修正主义文艺观点。

9月25日,周扬传达邓小平指示:编一点历史戏,使群众多长一些智慧。

11月,周扬召开历史剧座谈会,号召历史学家编写历史题材的戏,并请吴晗负责编《中国历史剧拟目》。

1961年

1月9日,《北京文艺》第1期发表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月31日,《文汇报》发表细言的文章《关于悲剧》,随后展开悲剧问题大讨论,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一、什么是悲剧;二、社会主义社会有无悲剧;三、悲剧的主角与悲剧题材;四、人民内部矛盾能否产生悲剧;五、社会主义时代悲剧的特征。《戏剧报》第9、10期合刊发表讨论综述文章《关于悲剧问题的讨论》。

1月,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京剧)首次在北京公演。

3月19日,《北京晚报》开始发表邓拓的《燕山夜话》。

3月26日,《文艺报》第3期发表专论(张光年执笔)《题材问题》,提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必须破除题材上清规戒律”,对于近来一个时期表现在题材问题上的片面化、狭隘化观点的新的滋长,不能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第6、7期开辟专栏《题材问题讨论》,发表了夏衍、田汉、老舍、周立波、冯其庸、胡可等人的文章。

5月,上海成立《文学的基本原理》编写组,以群任主编。1962年初完成初稿。经过两次修改后,于1963年2月和1964年8月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

本年夏,北京成立《文学概论》编写组,蔡仪主持。后因文革而未能出版,1981年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话,讲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文艺规律问题”、“遗产与创造问题”、“领导问题”、“话剧问题”。

8月10日,《剧本》第7、8期发表田汉的京剧剧本《谢瑶环》、孟超的昆曲剧本《李慧娘》、丁西林的历史剧剧本《孟丽君》。

8月31日,《北京晚报》发表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10月10日,《前线》开始设立专栏《三家村札记》,发表吴南星(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杂文。

1962年

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发全国各地文化艺术单位贯彻执行。“文艺八条”是:一、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二、努力提高创作质量;三、判断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四、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五、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六、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人才;七、加强团结,继续改造;八、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3月6日,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陈毅也发表讲话转达周总理的意见:“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这就是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

7月25日-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8月2-16日,“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大连召开。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大连会议”,在文革中,又被称为“大连黑会”。会议以讨论农村题材创作为契机,试图纠正当时文坛的左倾倾向。

9月24日-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1963年

1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写十三年”的口号,《文汇报》1月6日作了报道。

1月起,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批判运动。当时的批判者可归纳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以及孙冶方在经济学、罗尔纲在历史学的观点等,受到批判的还有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一大批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这一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6日通过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点名批评了孟超创作的昆曲《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议就柯庆施提出的“写十三年”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在发言中都认为“写十三年”的口号有片面性,反对“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观点,张春桥讲“写十三年十大好处”。

5月6日,《文汇报》发表文章《“有鬼无害”论》,批判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编印的一份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作了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就是著名的“12·12批示”。

1964年

3月4日,中国文联和各协会为落实毛泽东“12·12批示”开始整风。

4月6日-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会演在京举行,林彪在会演汇报会上提出:创作要做到“三结合”、“三过硬”、“四边”。“三结合”指领导、专业人员(包括专业创作人员、文工团员、电影演员等)、群众(包括业余创作和业余文化活动)相结合;“三过硬”是指学习毛主席著作过硬,深入生活过硬,练基本功过硬;“四边”就是要边看、边想、边写、边改。

6月5日-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北京举行,《红旗》发表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观摩会上演出的一些有影响的剧目,构成了后来“八个样板戏”的原型。

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作出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7月11日,毛泽东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

7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中国文联各协会和文化部负责人会议,贯彻毛泽东“6·27批示”;各协会再次开始整风。

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

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生的来信上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文艺报》第8、9期合刊发表编辑部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

11月10日,《剧本》11月号发表翁偶虹、阿甲改编的京剧现代戏剧本《红灯记》。

12月《文学评论》第6期发表季星的文章《评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和他的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文艺报》第11、12期合刊发表《文艺报》资料室编写的综合材料:《十五年来资产阶级怎样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

1965年

2月18日,《北京日报》刊登廖沫沙的检讨文章《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

《人民日报》报道:京剧《芦荡火种》修改重排,改名为《沙家浜》。

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文章《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并加“编者按”,指出《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4月,《戏剧报》第4期社论:《搞好“三结合”,坚持“三过硬”,创作更多的好作品》;《电影艺术》第4期社论:《“三结合”是繁荣创作的好方法》,另有一些报刊相继发表提倡“三结合”。

7月21日,毛泽东给陈毅写了一封谈诗的信,信中认为写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此信后来发表在《诗刊》1978年1月号上。

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时加“编者按”提出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时加“编者按”指出:“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意见,因为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1966年

2月2日-20日,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同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人开始举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彻底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的工作,认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全国。

2月3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彭真主持制定《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出席会议的有五人小组成员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11人。

2月7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交《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

2月7日,穆青等人写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2月9日,《南方日报》发表文章《三支射向社会主义的毒箭》,批判《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

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二月提纲》。

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锻炼!》。

3月28-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何其芳文章《夏衍同志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系统批判了夏衍“对资产阶级民主醉心和鼓吹”、“歌颂人道主义的美妙”及“超阶级的‘良心论’”。

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全面公布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观点和内容,在社会上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

5月4-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

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人民日报》11日转载。

5月,郑季翘在1966年5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副标题是“对形象思维的批判”。一开头就给形象思维作了判决式的定论:“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基础。”这篇文章成为从50年代开始的关于形象思维讨论的终点,也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种种文艺思想的发展在理论上扫清了道路。

5月28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撤销了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该小组名义上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它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上迅速展开,风暴席卷全国。

6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发布全党全国。报告提出,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黑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必须对文艺队伍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7月1日,《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称:这篇讲话针对以周扬为代表的30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此后,全国各大重要报纸、期刊分别刊登有关批判周扬的文章。

8月1-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劫夫等谱写的四首毛主席语录歌,开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唱“语录歌”之风。

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文中首次将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称为“革命艺术样板”和“革命现代样板作品”,并特别突出江青的功绩,由此形成了“八个样板戏”的说法。

11月28日,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绩,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攻击“旧中宣部”、“旧文化部”和“旧北京市委”,并对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11人进行点名批判,称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7年

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1967年第1期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除周扬以外,还点名批判了夏衍、田汉、阳翰笙、林默涵、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何其芳、翦伯赞、于伶和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曹禺等。

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朝晖的文章《为复辟资本主义效劳的美术纲领》,批判蔡若虹、华君武。编者按称他们是“美术界的反党头目”,美协是“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团体”。

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4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原载《红旗》第5期),首次批判国家元首刘少奇。以此文的发表为标志,全国掀起对刘少奇及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批判。

5月23日,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同时上演;历时37天,演出218场。演出期间《沙家浜》等剧本在《红旗》、《人民日报》发表。

5月25-28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看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944年);《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年);《1963年、1964年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两个批示》。

5月2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林彪同志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1966年3月22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并转载《红旗》第9期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

5月31日,《人民日报》以《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为题发表社论,称八个样板戏“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破产”,“工农兵昂首屹立在舞台上的新时代到来了!被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颠倒的历史,在我们手里颠倒过来了!”

5月,中央文革成立文艺组,江青任组长,戚本禹、姚文元任副组长。

7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的大批判文章《京剧舞台上的一场大搏斗——彻底清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伙同彭真、周扬破坏京剧革命的滔天罪行》。

8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套红发表毛泽东于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发表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国戏曲研究院全体革命同志”的文章《张庚是利用旧戏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编者按:张庚是中国赫鲁晓夫在戏曲界的代理人。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师红游的文章《揭穿肖洛霍夫的反革命真面目》。编者按:“外国修正主义文艺的中心是苏修文艺;肖洛霍夫、西蒙洛夫、爱伦堡、特瓦尔多夫斯基之流,特别是苏修文艺鼻祖肖洛霍夫的一些作品,流毒很大。”

11月9日、12日,陈伯达、康生、江青两次召集中直文艺系统部分单位军代表和群众代表座谈会,提出文艺界要再“乱”一下。江青说:“像新影,像芭蕾舞剧团,这是属于捂着的,没有真正地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这样的单位,再乱一下是有好处的”。

1968年

2月21日,江青、姚文元、陈伯达在天津文艺界一次大会上,点名攻击方纪、孙犁等二十多位作家艺术家,诬陷一些文艺工作者“参与文艺黑会”和参与导、演“黑戏”《新时代的狂人》。

5月23日,《文汇报》发表于会泳的文章《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该文首次公开提出并阐释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该原则受到江青等人的赞同和推广,被称为“文艺创作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三突出指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6月,上海市文化系统召开“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的死敌——巴金”的电视斗争大会。《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接连发表批判文章,称巴金为“反共老手”。

7月28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进驻清华大学,以此为开端,工宣队和军宣队相继进驻大学、文艺新闻单位和其他有关单位。

9月,除台湾省外,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均已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10月13-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会议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1969年

3月9─27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4月1日下午5时,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

6月19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几个文艺团体人员时说:“有些人就是搞真人真事,真是可恶之极呀!”这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不同场合一再宣扬文学创作“不要写真人真事”,“作品要离开真人真事”,“不提倡写活着的真人真事”,“可以脱离真人真事”等论调。

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文章《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称斯氏戏剧艺术理论是“现代修正主义艺术理论基础”。

9月,《红旗》第10期文章提出要“学习革命样板戏,保卫革命样板戏”。

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文章《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对塑造杨子荣等英雄形象的一些体会》,文章提出了姚文元根据于会泳文章改定的“三突出”创作原则。

1970年

5月,《红旗》第5期发表样板戏《红灯记》1970年5月演出本,《红旗》第6期发表样板戏《沙家浜》1970年5月修订本。

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短评:《做好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工作》,由此,所谓“唱样板戏,做革命人”活动遍及城乡,风靡全国。

7月,《红旗》第7期发表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1970年5月演出本。

9月19日,《红旗》第10期发表清华大学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文章《“国防文学”就是卖国文学——揭穿周扬“国防文学”的反动本质》。

10月1日,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彩色影片在北京和全国陆续上映。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国摄制的首部艺术影片。

10月,为纪念抗美援朝20周年,各地重新放映《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五部影片,受到热烈欢迎。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首次重映“文化大革命”前摄制的影片。

1971年

4月15日-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次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和提出的许多“左”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7月,国务院文化组成立,吴德任组长,刘贤权任副组长,成员石少华、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王曼恬、吴印咸、狄福才、黄厚民。后于会泳任副组长。

9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出逃,因飞机坠毁而死于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此后,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

1972年

2月,上海“虹南作战史”写作组体现“三突出”创作原则,由“土记者和农村干部相结合,业余和专业相结合”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南哨的长篇小说《牛田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5月23日,为纪念《讲话》发表30周年,以国务院文化组名义举办的全国美展和全国影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展,至7月23日结束。

8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玉宝的文艺短论:《文艺创作不能凭空编造假人假事》,驳“反真人真事”论,于会泳组织文章进行围攻,并称“这是有背景的”。

9月,全国工业美术展览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和农展馆先后展出后,被“四人帮”诬蔑为是“试探性的”、“文艺黑线回潮的急先锋”。

1973年

1月1日,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成员接见部分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周恩来根据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映,指出电影太少,“这是我们的大缺陷”,“总结七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江青却唱反调说:“不是七年,是解放以来,二十几年电影的成绩很少,放毒很多,取得经验太少,很糟。”江青并指定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抓创作,成立文化组创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由于会泳任组长。随之在报刊出现的“初澜”、“江天”就是这个办公室写作班子的笔名。

8月13日,国务院批准将原中央直属九所艺术院校合并,成立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周恩来批示将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和中央民族乐团合并为中国歌舞团,下设东方歌舞队,并对组建中国话剧团和中国歌剧团作了指示。

11月,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成立,江青任名誉校长,于会泳任校长,浩亮、刘庆棠、王曼恬任副校长。

“四人帮”制造了“无标题音乐问题”事件。江青、张春桥针对周恩来圈阅的一份同意邀请两位外国音乐家来华演出的报告,从上海发难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批判无标题音乐问题。他们攻击周恩来的表态是“开门揖盗”,表示要“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从12月15日,初澜发表《要重视文化艺术领域的阶级斗争》起,报刊共发表批判文章一百多篇。

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作者在书前加有题为《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一场尖锐的斗争》的代序,书后附有题为《三版后记》的长文。

1974年

1月19日,新华社讯,彩色故事片《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将在全国陆续上映。消息称,这是“把革命样板戏的经验运用于故事影片的一次可贵实践”。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上映新的国产故事片。

1月,《红旗》第1期发表初澜的文章《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

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文章《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评长篇小说〈艳阳天〉》。文章称:“长篇小说《艳阳天》这种把生活中阶级斗争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范的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江天的文章《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

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方进的文艺短评:《要塑造典型,不要受真人真事局限》。

7月,《红旗》第4期发表初澜的文章《京剧革命十年》。此文系统地发挥了江青等从1968年开始鼓吹的所谓“空白”论、“创业期”论、“新纪元”论,称“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第一批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纪元的到来”。

8月13日,国务院文化组举办的上海、广西、湖南、辽宁文艺调演在京开幕。期间,报刊广泛宣传“小戏也要写阶级斗争”,否则便是“无冲突论”。

9月20日,《中国摄影》复刊,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早复刊的文艺刊物。

10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不停——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初澜《谈文艺作品的深度问题》的文章,称“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敢于揭示矛盾冲突,深刻反映阶级斗争,这对于文艺作品的深度来说,有着重要意义”。

1975年

1月,四届人大在京举行,原国务院文化组改组为文化部,于会泳任部长,浩亮、刘庆棠任副部长。春节期间,周恩来审看影片《海霞》,朱德、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也先后观看了此片,一致表示肯定和赞赏,建议有关部门放映此片招待国际友人。于会泳等人拒绝执行这一指示,并于6月间秉承江青意见,派人查封《海霞》全部底片和样片,发动对《海霞》的批判,称“《海霞》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影片编导谢铁骊、钱江上书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于7月29日,在谢、钱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全体同志。”

2月,江青等人审看影片《创业》后,指责该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江青指使于会泳等给《创业》捏造了“十大罪状”,下令停止洗印,停止宣传,停止向国外发行。

7月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者反映“四人帮”给电影《创业》安了十大罪名的来信写了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7月31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审看了《海霞》的两个版本(送文化部审看的片子和经过修改的片子),肯定了这部影片,决定将修改版在全国公开上映。

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批准《人民文学》、《诗刊》等杂志复刊,批准举办聂耳、冼星海纪念演出会,并解禁了一小批被判为“毒草”的影片,还出版了鲁迅著作和其他少数文艺作品,文艺界的状况开始好转。但不久,就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文艺界的风向再次逆转。

8月14日,毛泽东就《水浒》发表谈话,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姚文元闻讯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称毛的讲话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请求印发毛的谈话和他的信并组织评论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随后,《红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短评和社论,掀起所谓“评《水浒》”运动,将对一本古典名著的个人评价演化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江青等借题发挥,将批判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影射他们“架空毛主席”。

8月,《红旗》第9期发表一系列评《水浒》的文章:短论《重视对〈水浒〉的评论》;方岩梁的文章《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评〈水浒〉》。

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邓小平的讲话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10月28日,周海婴(鲁迅之子)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关于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鲁迅著作的注释以及关于鲁迅研究等建议。11月1日,毛泽东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根据批示,国家文物局宣布鲁迅博物馆自1976年1月1日起归国家文物局直接领导,并任命李何林为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

1976年

1月8日,周恩来逝世。

1月,《诗刊》、《人民文学》复刊。

3月16日,在张春桥的授意下,于会泳等人召开文化部创作座谈会。京、津、沪、黑、鲁、皖六省市和清华、北大两校(“梁效”)写作组18名作者参加。于会泳在会上号召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

3月下旬-4月5日,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革命诗歌运动。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前群众活动的情况,会议认定是一次“反革命性质的反扑”,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采取的抗议行动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镇压。

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号召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向新高潮。

7月30日,一批新影片包括彩色故事片、戏曲片、美术片开始上映。为纪念鲁迅先生诞生95周年、逝世40周年而拍摄的彩色文献纪录片《鲁迅战斗的一生》也同时上映。

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全国亿万群众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1977年

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方针,其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

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部批判组文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揭露江青掠夺革命样板戏成果的罪行》。

4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文艺界就第五卷中刊载的“双百”方针进行讨论。

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批判组的文章《评“三突出”》。

5月,为纪念《讲话》发表35周年,北京市京剧团选演了历史京剧《逼上梁山》的三场戏:《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和《造反上梁山》,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上演古装戏。

11月20日,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第11期上发表。

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部分同志座谈,揭批江青与林彪破坏文艺事业的罪行,并批判他们否定文艺工作成绩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文艺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

1977年的12月31日《人民日报》和1978年1月《诗刊》第1期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此后开始了对形象思维的第二次大讨论。这一讨论成为开启思想禁区的一个突破口,为此后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新时期文艺的繁荣和文艺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8年

1月20日,《人民文学》第2期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题材”、“高尔基、鲁迅论题材”。同期还发表批判“四人帮”有关题材问题谬论的文章。

2月,《文学评论》在北京复刊。

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他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国知识分子,“总的来说,他们中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5月27日-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并宣布中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

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

8月,大型文学刊物《十月》在北京创刊。

9月2日,《文艺报》编辑部在京举行短篇小说座谈会,围绕《班主任》、《伤痕》等作品进行了讨论。

12月5日,《文艺报》、《文学评论》编辑部在北京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为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建彤的《刘志丹》,陶铸的《思想、感情、文采》、《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赵树理的《三里湾》,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作品和作者平反。

12月14-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华中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马列文艺论著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会议讨论了关于现实主义问题、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系问题、关于悲剧问题等几个问题,展开争鸣,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会议成立了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

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

1979年

2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决定,推倒林彪、“四人帮”强加在“三家村”头上的一切污蔑和不实之词,恢复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政治名誉。

3月16-23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文艺理论工作问题的讨论会。

4月4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在北京召开全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专门研究落实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的一次重要会议。

《上海文学》4月刊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认为把文艺理解为“阶级斗争工具”不全面,也不科学。由此,先是在上海,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讨论的内容也从“工具论”扩展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来。

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指示,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

5月29日,“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方法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会上决定成立“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推选陈荒煤为会长。

《文艺研究》第3期刊登毛泽东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为全面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提供了研究材料。谈话中指出,“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成为日后民族文艺思想的重要来源,并引发了相关的学术讨论。

《文艺研究》第3期刊登朱光潜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章结合时代历史发展要求,谈到“当前文艺界的最大课题就是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以欣慰的笔触呼唤文学创作自由的境界,呼唤解放思想。

7月,文革时期颇有影响的手抄本小说,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正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9月,《美学论丛》创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理论室编辑出版。

10月30日-11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辞,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会议选举茅盾为文联名誉主席,周扬当选为文联主席,巴金、夏衍等为副主席。

10月,大型理论刊物《美学》创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合编。

1980年

1月8日,中国作协举行主席团会议,强调1980年要以繁荣文学创作、活跃理论批判为中心,扎实地开展工作。下设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等部门。

1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程代熙的文章《人学·人性·文学》。作者从1928年6月12日高尔基提出他所从事的工作是“人学”开始,梳理了“人学”与“文学”相联系的理论过程,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含义,批驳了抽象人性论的观点,最后指出,文学不必逃离对人性的描写,关键在于对人性作出具体的刻画和具体的分析。

1月15日,《文学评论》第1期开辟了“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专栏,发表罗荪的《文艺·生活·政治》、梅林的《文艺和政治是上层建筑范畴内的问题》等文章。同期还刊登刘梦溪的《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该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没有建立理论体系,我们今后应当把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现实目标。这篇文章引发了理论界的争论。

4月19-21日,《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编辑部在北京联合举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继承和发展问题座谈会”。会议就如何估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文中认为,对创作中出现的一批所谓“新奇”、“古怪”的诗应当给予宽容与支持。蓝翎在7月2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看不懂”的推想》提示了不同意见。此后,各地报刊也就所谓“朦胧诗”问题展开了讨论。

6月4-11日,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在昆明举行。会议就美的本质、中国美学历史方法论以及艺术门类的美学、审美本质、形象思维等专题举行了报告会。同时成立了“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朱光潜当选会长。

6月25日-7月3日,“毛泽东文艺思想学术讨论会”在长春举行。会议围绕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如何准确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6月,由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主办的《文艺理论研究》(季刊)在上海创刊。

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式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8月27日,《人民日报》开辟“关于文艺真实性问题的讨论”的专栏,本期刊登了王蒙、李准与丹晨的三篇文章。

9月29日,中共中央转批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报告,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

10月15-23日,全国马列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第二次会议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集中讨论了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到会讲话。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理论界就这个问题首次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会议讨论了“人性”、“阶级社会有无共同人性”、“共同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人性与人的本质”、“文艺作品与人性的关系”、“异化概念”、“马克思主义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关系”几个问题。同时,从1981年到1983年之间,涌现了大量相关话题的讨论文章。

11月25日-12月2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在成都举行,会长冯至作报告。

1981年

1月23日,我国第一个以研究比较文学为宗旨的群众性学术组织——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成立。该会决定出版会刊《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并编选《比较文学丛书》。

1月,《上海文学》第1期发表徐俊西文章《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疑义》,第4期发表程代熙的《不能如此轻率批评恩格斯》的答辩文章,从第8期始又陆续有文章发表,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3月,《诗刊》第3期发表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第4期发表程代熙的《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与孙绍振同志商榷》一文。4月29日,《人民日报》选载了程代熙的文章,《文艺报》、《诗探索》等刊物对此进行讨论。

6月13-22日,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1981年年会在延安举行,会议就如何认识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问题进行讨论,并计划出版《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论丛。

7月17日,邓小平在《关于思想路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但工作中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就有人说是打棍子。他还批评了根据《苦恋》拍摄的电影《太阳和人》。

7月22日,《文艺报》第14期发表王春元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人”说》,从第15期起陆续有文章发表,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等问题展开讨论。

10月28日-11月7日,全国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在黄山举行学术讨论会,讨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不平衡关系、文艺批评标准等问题。

11月13-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美学论丛》编辑部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在武汉联合召开“《美学原理》提纲”讨论会。

12月18-23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胡乔木同部分作家会谈,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闭幕式上讲话。选举巴金为新一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2年

5月5-12日,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联合召开“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就如何科学评价、正确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了讨论。

5月7日,胡乔木1981年8月8日在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思想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经作者再次修改补充,在《文艺报》第5期重新发表。

7月7日,《文艺报》从第7期起开辟“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会”专栏,刊登《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在真实性问题上的区别》等文章。

8月,《上海文学》第8期刊登冯骥才、李陀等人对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的评价意见,由此引发有关“现代派”问题的争鸣。《文艺报》第9期发表文章对冯骥才的观点发表异议,《文艺报》从第10期起开辟关于“现代派文学”问题的讨论专栏。《读书》、《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也跟进讨论。

9月13-19日,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天津美学学会等联合主办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美学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天津进行,会议围绕马克思早期美学思想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实践美学思想的内容及其意义、美的规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10月15-19日,《文艺报》举行第一次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问题座谈会,与会代表着重就现实主义的发展,如何研究、借鉴西方现代派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1月7-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南宁师范学院等单位在南宁联合召开马克思美学思想讨论会。7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有:《手稿》的评价问题;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化自然、实践与审美的关系、美的规律;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等问题。

11月8-9日,《文艺报》举行第二次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问题座谈会。

1983年

1月7日,《文艺报》第1期继续开辟关于“现代化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会”专栏。联系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所持的文艺观点,就我国文艺创作的方向、道路、传统与革新等问题,展开了争鸣探讨。

1月10日,《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和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在京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该刊第1期上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及该文所代表的一股否定革命文艺传统、否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艺思潮。

1月24-29日,《文艺报》、《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三家编辑部联合召开我国新时期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冯牧、陈荒煤等人讲话。

3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全国文学艺术、外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在广西桂林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将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规划项目列入国家的五年计划。会议在文学方面落实了《美学原理》(蔡仪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朱寨主编)等12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3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宣读的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同时刊载黄枏森等在该会上对周扬论文观点表示异议的发言摘要。

3月19-27日,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昆明召开,从马恩美学文艺学体系、美和艺术的本质等方面,讨论马恩对文艺学科的贡献及其现实意义。全国各地从事马列文论教学与研究的14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交论文120余篇。

3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论集》、《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论文艺》、《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论集》、《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论文艺》等书籍。

4月5日,《文汇报》从即日起连续发表何满子《论浪漫主义》和郑伯农的《关于创作方法的几个问题》(5月24日)等文章,就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问题展开争鸣。

5月26日-6月1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川省作协等单位联合筹办的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1983年年会在成都举行,讨论的问题包括如何运用艺术辩证法思想,研究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民族化、大众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

8月29-3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美方代表有厄尔·迈纳、刘若愚、白之等10人代表团,中国代表团有王佐良、钱钟书、杨宪益、杨周翰等人。

9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综述文章《〈文艺报〉等报刊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

9月17日,《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在兰州召开美学研究与当前文艺思潮座谈会,就美学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服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者批评了当前文艺思潮中出现的“自我表现”等错误观点。

10月5-11日,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中国文联在山东烟台召开“毛泽东文艺思想学术讨论会”,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体系进行了讨论。冯牧作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指针》的发言,该文后来发表在《文艺报》第12期。

11月5日,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拥护整党的决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决策,并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12月7日,《文艺报》第12期发表《鲜明的旗帜,广阔的道路》,认为要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应当注意“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文艺实践的指导”,“坚持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坚持走群众化、民族化的道路”。

1984年

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作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理论月刊》第2期发表了这个讲话的修订稿。《人民日报》(1月27日)、《红旗》杂志(第2期)等报刊转载了讲话全文。

4月11-17日,为纪念列宁逝世60周年,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在厦门召开第六届年会,讨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对文艺的指导作用、“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说等文艺思想。

4月19日,《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在厦门大学召开座谈会,着重就新技术革命形势下文艺学的现代化问题等进行讨论。该刊从第1期开始连续发表多篇运用“三论”方法(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研究文艺学的文章。

5月9日,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与《文艺研究》编辑部工作人员进行座谈会,提出新形势下的文艺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破与立、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方向的一致性与百家争鸣的关系。

5月15日,《文学评论》第3期发表刘再复的论文《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这是作者《性格组合论》系列论文的首篇。论文引起很大反响与争议。《文学评论》第6期刊登有关刘文引起争议的综合报道。《文艺报》从第9期起在该刊开辟“复杂性格”问题的讨论专栏。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一书的片段还在《文艺报》、《中国社会科学》、《读书》等多种刊物上发表。

5月19日,邓颖超在政协文艺界联组会上讨论时,就如何发展和繁荣文化艺术发表意见。她说,近几年文艺界是有成绩的,前一段在反对和抑制精神污染时出现的某种不适当的做法,党中央得知后,立即进行了纠正。“现在的中央下了决心,不能让过去的、深刻的、带血的教训重犯”。

10月24日,由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湖北省美术学会、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中西美学与艺术比较讨论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进行中西美学与艺术的比较研究,以探讨建立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

11月,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已成为文艺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文艺报》第11期、《文学评论》第6期就此展开讨论。《文艺研究》、《当代文艺思潮》也发表文章,强调文艺理论与研究方法需要更新和发展。

1985年

1月10日,《文学评论》编辑部在京举行该刊优秀理论文章授奖会。钱中文的《论当前文艺理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获一等奖。

1月29-31日,“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编委会在京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文艺理论批评方法问题,会上就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符号论、结构主义、审美经验现象和接受美学七种方法论和传统方法的联系问题展开了讨论。

2月,《外国美学》创刊,主编汝信,顾问朱光潜。

3月17日,《上海文学》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与厦门大学等单位在厦门召开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

3月20日,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桂林举行,各地代表就如何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开创文艺理论研究的新局面,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将该会更名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

4月14-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江苏省作协等12家单位联合举办的“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在扬州召开,代表们就如何看待文学研究引进并移植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科学方法问题、新方法与传统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

6月7日,《文艺报》第6期刊登关于“复杂性格”问题讨论来稿综述《从生活出发,塑造多样化的人物形象》。该文介绍了《文艺报》从1984年第7期开始历时半年多的关于“复杂性格”讨论的基本情况。

6月8日,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在京逝世,终年83岁。

7月8日,《文汇报》发表刘再复的文章《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章发表后引起讨论与反响。同年,他在《文学评论》第6期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其观点引起理论界、文艺界的重视,并由此展开长时间的讨论。

9月-12月,应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国际政治系、国际文化专业邀请,美国杜克大学弗·杰姆逊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有关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专题课,为当时的中国学界提供了新的资料,开拓了新的视野。

10月13-20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在武汉召开全国文艺学研究方法论学术讨论会。与会人员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来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其他方法论的关系问题等进行了研讨。

10月29日-11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深圳大学等30多个单位发起,在深圳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120多人。会议选举季羡林、杨周翰为正、副会长。

1986年

2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加强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研究”座谈会。3月17日,《文汇报》刊登伍蠡甫、钱谷融、蒋孔阳等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3月6日,朱光潜在京逝世,终年88岁。

6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庆贺蔡仪同志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到会讲话,肯定蔡仪对美学研究的贡献。

8月3-10日,全国民族高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第七届学术讨论会在贵州省镇宁布依苗族自治县召开。会议就民族风土人情及审美特征问题进行了讨论。

8月26日-9月11日,《文论报》刊登鲍昌的文章《为建设开放的、发展的、自我调节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而努力》。文章分为上、下两部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面临的挑战,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其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该文以宏大的笔触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策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当时中国理论环境提出,要为建设一个开放的、发展的、自我调节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而努力。

9月1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双月刊)在北京创刊。

11月6-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在苏州市联合召开了“文学观念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围绕文学观念变革更新与文学本质特征、研究现状和走向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12月2-9日,国家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15家单位发起的“全国高校第一届文艺学研讨会”在海口市举行。会议就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走向和趋势,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体系和形态两大议题展开探讨。

12月20日,宗白华在京逝世,终年89岁。

1987年

2月20日,唐达成代表中国作协书记处宣布《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停职检查、《人民文学》编辑部作出公开检查等项决定。21日《人民日报》刊登评论员文章《接受严重教训、端正文艺方向》。

4月14日,《人民日报》从本日起刊登林默涵和姚雪垠在全国政协六届会议大会上的发言《坚持而持久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4日)、《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刍议》(30日)。

5月10-12日,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主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5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余秋里、胡启立、邓力群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开幕式。王震在会上发言《满腔热忱地对待人民事业》。19日,中国作协和解放军艺术学院分别召开纪念会议;22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联合召开座谈会;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举办《讲话》研讨会。

6月8-11日,华东师范大学和浙江海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次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国内外的研究者80余人,对王国维的生平、学术思想等问题进行讨论。

6月20日,《文艺报》发表周崇坡文章《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并设专栏展开关于新时期文学是否“向内转”问题的讨论。

7月23-26日,由中山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文艺心理学学术讨论会在广州召开,40多位学者与会代表们围绕“中国文艺心理学的现状及展望”这一议题展开讨论。

9月3日,黄药眠逝世,终年84岁。

9月19日,作协书记处决定恢复刘心武《人民文学》月刊主编职务,并派他前往美国作为期6周的访问活动。

9月21-22日,中国人民大学在京主持北京地区文艺学研究生首次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就文艺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等争议较大的问题展开讨论。

1988年

3月下旬,由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次文学批评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与会40余位代表围绕建设文学批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文学批评学学科的性质、任务与前途进行探讨。

5月5-10日,全国第五届文艺理论年会在安徽芜湖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代表们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研讨:关于现实主义基本含义与概念的界定;关于新时期文学中现实主义的问题;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

6月25日,一项专题讨论海峡两岸文学的大规模国际学术会议“当代中国文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台湾召开。大陆学者刘再复、谢冕提交了论文。

7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在京举行“胡风文艺思想反思座谈会”,许多专家对最近中共中央为胡风进一步全面平反表示欢迎,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8月27日,《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旨在重新研究并评价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此举后来引发广泛的讨论。

9月10日,《文汇月刊》第2期发表刘再复的《谈文学研究与文学论争》一文对姚雪垠及《李自成》重新评价。随后该刊第6期发表了姚雪垠的《〈刘再复谈文学研究与文学论争〉一文读后》,进行反批评。刘、姚之争引发广泛关注。

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16个单位发起举办的“文学理论建设与中外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在福州举行,与会代表认为文学理论建设的时机已经出现。

11月8-12日,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出席开幕式。大会由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吴祖强主持,夏衍致开幕词,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曹禺当选为全国文联执行主席,林默涵致闭幕词。

12月3-8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美学理论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与会学者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的起源、发展、基本特征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1989年

4月,《文学评论》第2期发表夏中义的文章《新潮的螺旋——新时期文艺心理学批判》,此文后来引起较大的争议。

5月15-19日,由中国作协等单位举办的全国首次胡风文艺思想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

5月16日,由《上海文学》杂志社举办的中国40年文学道路研讨会在沪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及日本、新加坡的学者6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毛泽东思想问题、毛泽东话语体系、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知识分子与民众、革命的经典与再浪漫化等专题作了发言。

7月24-29日,由北京师范大学、郑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及长沙水电师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文艺心理学研讨会”在长沙召开。与会代表就文艺心理学的任务、性质、方法以及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思想的发掘等问题展开讨论。

9月8日,由中国电影文化发展中心、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和天津《文学自由谈》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女权主义文学及电影”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者就女权主义批评对象的再界定,文学与电影中女权主义研究的比较、女权主义批评在中国等问题展开讨论。

12月18日,中宣部文艺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联合召开《邓小平论文艺》研讨会。代表们联系实际就《邓小平论文艺》的基本思想理论,其核心和精髓,对马列文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作用和重要意义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1990年

2月1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与《文学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在京召开“关于文艺的党性原则问题”讨论会。与会者就文艺党性原则的重大意义、基本内容、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党性与创作自由、创作个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3月17日,《文艺报》头版刊登茅盾1978年6月11日致林默涵的信,信中阐明:不同意十七年工作执行“左”倾路线的提法。

4月15-19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在河北保定联合召开文艺思想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位理论家、作家、艺术家就如何进一步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繁荣文艺创作、建设文艺队伍等问题展开讨论。

5月,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成立1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围绕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6月14日,《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在京召开“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座谈会,围绕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进行了讨论。

11月2-5日,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山东大学等单位,在济南联合举办“文学主体性问题”讨论会。60位学者、理论工作者就文学的主体性问题进行了研讨。

11月10-14日,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11届年会学术讨论会在广西柳州召开。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反对文艺领域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澄清理论是非,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美学思想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1991年

1月8日,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文艺报》在京举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讨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认真地、科学地总结文艺思潮,进一步思考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进一步澄清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乱的思想理论是非和历史是非问题。

4月15日,中宣部文艺局等9家单位在京联合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题词40周年大会。

4月22-28日,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单位,在厦门举办“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前景展望”学术讨论会,200余名与会代表分别就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当代中国美学、传统中国美学的现代意义、美学如何面对文化中的文学艺术、美学的现实功用、美育与现代人的全面塑造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8月7-11日,《文学评论》、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人民日报》文艺部等单位,在江西庐山联合召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讨论会。与会50位专家、学者就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

10月29日-11月3日,《文学评论》、中国艺术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光明日报》文艺部等16家单位,在重庆联合举办全国新时期文艺论争学术讨论会。100余名与会者就反映论、人道主义、重写文学史、主体性、主旋律与多样化、本质论、新时期文艺论争的实质以及文艺理论队伍的建设等问题展开讨论与争鸣。

1992年

1月,中宣部文艺局编选的《当代文艺思潮的若干理论问题与重大事件》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2月28日,美学家蔡仪在京逝世,终年86岁。

4月7日,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文艺报》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与会代表就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讲话》精神进行讨论。

4月11-13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持的“邓小平文艺思想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会议就邓小平文艺思想中关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人民性、文艺的党性原则、文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观点展开讨论。

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学术讨论会。

5月18日,新版《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举办蔡仪学术讨论会。与会60余位专家学者就蔡仪的美学体系以及对文艺理论的贡献等议题展开讨论。

9月18日,《文艺报》编辑部在京召开“文学价值观”讨论会。与会者就“文学价值论”与“商品价值”的联系与区别、“文学价值论”与“反映论”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

10月上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等17家单位,在开封河南大学举办1992年“全国中外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与会者90余人就文学在商品经济大潮下的作用与价值、文学中的群体意识和个人意识、中西诗学中的异同和比较等问题展开讨论。

10月上旬,由中华美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文化变革与90年代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在青岛召开。与会50余位专家学者和青年美学工作者就美学自身的变革、美学对文化变革及整个社会变革的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

1993年

2月18日,华东师范大学一些师生举行了一次对话,主题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此对话后引起长时间的国内学者对人文精神的大讨论。

4月21日,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在京成立,陈涌当选为会长。在随后举行的理论研讨会中,与会者就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如何看待文化市场、如何继承革命文艺传统、如何批评地吸收世界各国文化新成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5月,中华美学学会在京举行“美学与现代艺术”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围绕美学与现代艺术这一中心议题展开讨论。

6月,由《文学评论》、《文艺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黑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大会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议题,对其历史、现状与对策等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10月22-24日,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等单位,在京联合召开“毛泽东与中国当代文艺研究会”,与会代表热情颂扬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同时就当前文艺现状进行了讨论。

12月23日,中国文联在京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与会者就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如何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做好文艺工作,如何使文艺为经济建设服务等问题展开座谈。

本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态度已经从最初的简单的唯物唯心二元批判转变为学术研究。对于“西马”的评价话语已经转变,抛弃了先前的“反马克思主义”论调;并开始积极探讨“西马”的发展状况,发展动因,而且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大旗之下。

1994年

5月6-8日,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英文系联合发起主办的“20世纪中外文艺思潮国际研讨会”在江苏连云港召开。

7月13-17日,由北京大学与加拿大多伦多维多利亚联合主办的“诺思洛普·弗莱与中国”国际研讨会在北大举行。

7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在京成立并召开座谈会,在京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并畅谈面向21世纪的中外文艺理论的大趋势。

10月21-28日,由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等22家单位联合举办的文化市场与文化建设问题学术讨论会在云南楚雄召开。与会者就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文艺体制改革、文化市场建设的得失成败在于是否有利于充分调动文艺工作者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出作品、出人才,繁荣事业和满足需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

10月下旬,中国美学学会、汕头大学“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课题组等单位联合在京举行当代审美文化前瞻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肯定审美文化在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并指出要积极发挥理论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引导作用。

12月7日,《文艺报》邀请在京部分专家、学者举行“大众文化”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大众文化”是当前一个突出的世界性和时代性的文化现象。

本年年初,以上海学者为主在《读书》杂志上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这个话题一直延续到了1996年以后。

1995年

2月22-24日,全国作协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就作协工作和繁荣文学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与会代表还就如何落实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对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指示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4月,《文艺报》在京举办“新人文精神”问题研讨会,与会者就人文精神的失落或危机、建设或重建等问题展开讨论。

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主持召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学艺术的角色功能展开讨论。

8月6-10日,由北京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大连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在大连举行,会议探讨的议题主要包括:文化研究在西方的历史演变和现状;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可能性探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及其在中国和西方的批评性回应;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未来等。

《东方丛刊》第3期刊登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的文章:《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作者提出中国文论的“失语”问题,在学术界引发持久讨论。

10月9-11日,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共同主办的“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25个国家的120多位代表分别就文化相对主义、东西方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文化转型期的价值重建等热点问题进行研讨。

12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发起并组织的“精神文明与文艺的消闲性”专题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行。会议由杜书瀛主持。朱寨、钱中文、童庆炳、何西来、姜昆等来自北京和外地文艺界、文艺理论界和批评界5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王蒙写信对会议表示支持和祝贺。

1996年

4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组织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与范式”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与会者就文学史与文学评论、文学批评的关系,过去文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文学史的正名,文学史的观念、方法和范式,文学史的类型和功能等议题展开研讨。

6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报》等六家单位,在京联合举办蔡仪美学思想研讨会,与会者就蔡仪的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10月17-21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中心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10月25日,作家、文艺理论家陈荒煤在京逝世,享年83岁。

1997年

3月14日,中国文联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强调今后文联工作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在第六次文代会和第五次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

4月1-3日,中宣部在京召开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会议分析了当前我国文艺评论工作的现状,研究如何更好地坚持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

5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京举办“90年代文学态势与研究策略主体研讨会”,与会者呼吁文学批评家应深入生活。

6月24-28日,来自美、英、加与中国的45名学者在湖南师范大学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联合举办的“批评理论: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美国杜克大学詹姆逊参会,研讨会围绕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全球化”与民族性、詹姆逊专题研究三方面进行探讨。

8月,第三届全国文艺心理学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就文艺心理学的未来发展、90年代以来创作心理和消费心理的新特征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8月,《文学评论》第4期发表王逢振翻译的美国学者米勒的文章《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文中指出:“不管我们多么希望情况不是如此,但事实是,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的作用越来越小。这个事实尤其使我不安。”这一观点成为21世纪初对“文学死亡论”讨论的先声。

10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张骏严的文章《“人文精神”讨论的新进展》,认为肇始于8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在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转向大众话语,在学术界也有了新的进展,这是90年代针对商品经济中的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而提出的。

12月上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和广西师范大学在桂林联合举办“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今文论融洽、中国古代文论在外国传播等新情况、新问题”研讨会。

1998年

2月下旬,由《文艺报》主办的“文化工业”问题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及从事文化产业的工作者对什么是“文化产业”,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工业”现象,以及“文化工业”现象在当代中国是否已经出现等问题进行讨论。

4月,由中华美学学会、贵州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百年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在贵阳召开,近80名美学专家围绕20世纪中国美学历程及其学术建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5月7日,1998年是“真理标准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邀请学术界有关学者、专家召开专题讨论会,讨论文艺学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以及文艺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6月9日,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思潮”研讨会在京举行。

10月上旬,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四川大学联合主办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

10月29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邓小平文艺理论研讨会。

10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研究委员会、南京师范大学在南京共同举办“读解民族:文学和民族身份建构”研讨会。50余名中外专家、学者就文化接受及其在东西方的变形,民族身份在文学经典形成中的作用,一种民族身份在另一种文学文本中的表现,翻译和文学作品的误读,全球化和文化身份的建构,以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

1999年

5月17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1999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学者与会,就文学理论、文化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展开讨论。

5月28-30日,《文艺研究》为纪念创刊20周年举行的“世纪之交:中国文艺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论家和学者就中国文论的学术资源和经验进行研讨,并展望文论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

6月16-19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江苏省作家协会、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七次年会在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20世纪中国文论的回顾与展望”。

6月28日,《王朝闻集》出版暨王朝闻从事学术活动7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与会者就王朝闻同志的思想体系、理论建树、学术影响、文论风格等议题进行座谈。

7月,由山东大学美学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等10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周来祥美学文选》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与会者对周来祥教授50年美学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8月15-18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6届年会在成都举行,二百多位中外学者就面对新世纪与人文精神、亚太文化与文学、大众传媒与比较文学、文化与翻译、异质文化中的华文文学等问题展开讨论。

10月28-31日,由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和安徽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新中国理论50年”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市召开,50余位与会专家、学者对50年来的诸多理论现象展开讨论。

本年度《芙蓉》杂志第6期发表葛红兵《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在文坛引起较大争议与影响。吴中杰在《文学报》(2000年4月6日)著文《评一种批评逻辑》对葛红兵的文章进行评论。此后,一系列争议文章出现。

本年度关于文学本体论问题在学术界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朱立元的《当代文学、美学研究对“本体论”的误解》发表后,张弘的《作为美学基础的本体论的若干问题》、高建平的《关于“本体论”的本体性说明》等文章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陈英武的《美学与本体论建构——兼与张弘、高建平先生商榷》对以上两文进行了回应。

2000年

1月上旬,海南大学文学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在海南岛联合举办“现代性与文艺理论”研讨会,与会者围绕“现代性”术语的应用区分、西方文化的现代性问题、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中国文论的现代型——限度与越界等问题进行探讨。

1月13-15日,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王巨才讲话。28名委员对近年来文学理论批评现状及发展前景等问题展开讨论。

3月21日,《文艺报》发表两篇文章对葛红兵《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和《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写一份悼词》进行批评。

5月8-11日,“面向新世纪的马列文论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全国马列文论研讨会第17届年会在上海举行,与会者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回顾与前瞻、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即其他一些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吴介民当选为名誉会长,吴元迈当选会长。

5月30日-6月1日,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在京举办“社会主义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研讨会,70多位专家学者就如何正确评价社会主义文艺产生后的历史地位,如何展望社会主义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等问题展开探讨。

7月23-26日,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武汉大学美学研究所、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多家单位,在桂林联合举办“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50多位中外专家、学者就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回归文本、面向当下、立足发展、东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文化“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等问题展开讨论。

7月29-31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山东大学等国内外多家单位在京共同举办“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百余名中外学者就“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文学理论批评的未来前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的建构、中国的文学研究者与国际学术界的平等对话、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冲突与共融、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理论、20世纪中西方文论的历史回顾等理论课题进行交流切磋。德里达、詹姆逊、佛克马、伊塞尔等著名国外学者与会参与对话。

12月15-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和当代文学研究室在京召开“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美学”与“90年代文学批评的回顾与检讨”研讨会,50余位专家和学者围绕当代中国美学的处境及发展方向、一个世纪以来接受西方美学的反思,以及传统中国美学的继承和发展、八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比较与评价、90年代文学批评与全球化语境、文学批评视野下的90年代文学创作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2001年

1月18日,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文化学院主办的“迈入21世纪的比较文学:中国与世界研讨会”在京举行,50余位专家学者就比较文学现状以及在“全球化”时代的未来前景进行讨论。

3月15-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东方文化》编辑部和华南师范大学等单位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价值重建与21世纪文学”研讨会,50多位专家学者就新世纪的价值观念与文学体系、欲望与价值的分析、价值重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探讨。

4月1-3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召开“当代文学理论创新趋势与教学改革”研讨会,来自全国126所高校的219名代表出席会议,围绕文论的前沿问题与教学问题展开讨论。

4月23-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文学理论研究室和扬州大学等单位在扬州联合举办“全球化语境中的文论研究与教学”学术研讨会,与会50多位专家学者就关于全球化的认识、全球化语境中的我国文论研究的策略以及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对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反思与前瞻等问题进行讨论。

4月29-3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联合主办的“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讨论文学与文化研究问题。

5月10-12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文艺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在济南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

6月14-16日,由北京文联研究部主办的“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与会者就网络批评、媒体批评的兴起和作用,以及他们对主流批评的影响和三者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与交流。

6月22日,《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讲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

7月29-31日,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主办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全球化浪潮下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未来前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的建构以及中国的文学研究者与国际学术界的平等对话等问题,并成立了国际文学理论学会。

8月7-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在京联合召开“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讨论会,中外学者近百人就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传统文学的文化内涵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国家主题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10月10-13日,厦门大学中文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等单位在厦门联合举办“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研究方法论”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50多位专家、学者就在现代性条件下和后现代语境中,如何坚守理性精神、在全球化潮流中怎样凸显“中国立场”并发出“中国声音”等议题展开广泛的探讨。

11月2日,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在武汉联合举办“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5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高新技术时代文艺的发展方向及其特征、网络文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对文艺功能的深刻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12月1-2日,《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在京共同举办“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与会学者就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与文艺学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发展、人文关怀、人文理性与人的现代性、多元社会与复杂人格的文学表现方式、全球化时代东西方人性观在文学中的碰撞、传统与时代-人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多媒体时代人的审美趋向与文化变异等展开研讨。

12月18-22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江泽民同志作重要讲话。周巍峙当选文联主席,97岁的巴金老人第三次当选中国作协主席。

12月18-22日,第七次全国文代会第六次全国作代会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努力建设我国的先进文化,使它在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中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与努力发展我国的先进生产力,使我国加快进入世界生产力发达国家的行列,都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

2002年

3月27日,由《文学评论》编辑部、南京大学中文系共同主办的“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发展研讨会暨《文学评论》编委会”在南京召开,与会专家就何谓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发展及跨学科的几种分布方式、如何跨学科及跨学科的具体案例、跨学科的限度及方法论问题、跨学科的好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4月,《文学评论》第2期刊登了高建平《论文学艺术评价的文化性与国际性》一文,本文提出“复数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试图在文学评价的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寻找一种相互沟通的思想。

5月22日,中宣部、文化部等多家单位在京联合召开座谈会,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

5月25-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等单位联合召开的“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就文化研究与文艺研究、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与文化的民族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6月21-24日,由苏州大学主办的首届生态文艺学科建设研讨会在苏州举行。与会者认为生态文艺学的提出与建立对我国文论建设很有意义,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及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都将有积极贡献。

6月22-23日,“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四十余位学者参与讨论。

6月22-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哈尔滨联合主办“世纪之交文化转型与文学发展研讨会”,学者们重点就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论建设、文化研究及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关于当下文论的困境及应对策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8月2-12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等单位主办的“全球化语境与民族文化、文学的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分两个阶段在陕西师范大学和新疆大学两校举办。会议的主题有三个:对全球化语境以及全球化概念的理解和态度;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命运及态度;树立自信的学术研究心态,坚持多元的学术研究方法。

8月23-25日,由山东大学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审美与艺术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举行。国内外百余位专家学者以“全球语境下的审美文化与艺术教育”为议题,围绕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文化产业中的审美活动、艺术教育的规律及特点、美育的社会功能与实践等前沿问题展开了讨论。

9月22-26日,江西省南昌市召开“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与创新”学术讨论会。会议由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研究中心三个全国文艺学重点学科联合主办,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具体承办。40余位专家学者针对当代中国文论与批评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论与批评建设的诸多意见。

10月10-11日,由《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川大学文学院等单位主办的“人民美学与现代性”学术讨论会在重庆举行,与会者就重提“人民性”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并就建构“人民美学”的理论困境等问题展开讨论。

10月18-20日,由中华美学学会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合作主办的“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这次会议是中外美学思想交流史上的一次盛会,吸引了分别来自英、美、德、意、日、韩、加、印度、荷兰、芬兰、希腊、土耳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澳大利亚和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的近百名美学家。以汝信会长为代表的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会主要成员、以佐佐木健一主席为代表的国际美学学会执行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亲莅此会,参与讨论。在本次会议上,高建平首次提出的“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的区别问题,在学术界引起讨论。

12月1-3日,江汉大学人文学院与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在武汉联合召开“文化生态变迁与文学艺术发展”学术研讨会,与会30余位专家、学者就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生态的关系,生态批评与文化生态,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文化生态与近现代中国的文学自治思潮,生态批评的“两难处境”问题,道家文化的三大理论及其对生态文学的启发价值,当下语境中的生态批评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12月22日,“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学术讨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的文艺理论界的知名专家、教授约60人围绕“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的发展、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及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与创新等议题展开讨论。

2003年

9月17-19日,由《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20所大学与研究机构的30多位专家就近十年来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现状与问题,现代诗学若干重要命题,现代诗学体系诸题及研究前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10月24-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南阳师范学院在南阳市联合举办了“文论为何”学术研讨会。6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全球化与中国文论的发展道路、西方思想的影响与中国文论的建构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10月25-26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华美学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东方美学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东方美学专家就东方美学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

11月2日,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编辑部、《文艺研究》编辑部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京联合召开“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美学学科”研讨会,与会学者就我国文艺学学科的研究现状、问题及未来发展等进行了广泛讨论。

11月8日,“俄罗斯形式学派学术研讨会筹划会并20世纪俄罗斯文论关键词写作讨论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和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主办,4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

11月16-18日,苏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合作举办的“文艺理论视野中的中国问题”研讨会在苏州召开。40余名专家、学者就中国文论是否存在“中国性”问题、中国现代性和理论原理建设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11月,《文艺研究》杂志社召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国际学术讨论会。

12月3-4日,“第四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来自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的70多位学者、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文艺学学科的拓展与边界”,会议着重探讨了当下文艺学学科建设、文艺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

12月中旬,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学会第二十届年会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学术研讨会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与会者围绕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现状、发展趋势以及中国新世纪文论建设的有关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与对话。

12月26-28日,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等单位主办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和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和三峡大学举行。国内外80余名专家、学者就以下几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体研究;二、毛泽东文艺思想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三、毛泽东文艺思想所涉及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文艺问题特别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

2004年

1月7日,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由刘放桐教授任中心主任;“杜威思想的当代意义”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同时举行。

1月9-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和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联合成立“文学理论研究中心”。9日至11日,该中心在北京举办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跨文化的文学理论:问题与前景”。此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一、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所面临的挑战与我们的应对策略;二、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理论、思想资源、发育空间、研究路径;三、现代外国文论关键词研究构想与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基本思路;四、近年来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最新状况与当下国内文学理论教材建设问题。

3月26-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国际符号学学会主办,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协办的“符号学与人文科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3月31日,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促进文化发展的精神,文化部长孙家正邀请在京的哲学、艺术学部分专家就“文化建设与发展”问题举行座谈。

4月10日,《文学评论》编辑部、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重点学科、《文学前沿》编辑部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主办了“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状”学术讨论会。会议就商品化、消费主义潮流不断向文化文学领域深入、文学中部分写作经历着由形而上向形而下、从上半身滑向下半身的运动等文化现象展开讨论。

6月6日,“全球化与本土化国际学术会议”在郑州大学召开,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詹姆逊与会。他认为,经济全球化不应当是文化霸权,而应当是文化的多样化。

6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四卷本《詹姆逊文集》。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人民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詹姆逊与中国’学术研讨会暨(四卷本)文集首发式”召开。本次研究会围绕“詹姆逊与中国的现代化”、“詹姆逊与中国的文化研究”等问题进行。

6月8-11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等多家单位参与协办的“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三届代表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三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6月12-14日,由清华大学外语系和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批评探索:理论的终结?”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参加单位有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美国芝加哥大学《批评探索》杂志以及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等单位。会议主要围绕如下几个论题进行讨论: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一种阐释理论以沟通东西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从中国的视角阐释西方文学;从西方的视角阐释中国文学;文学文本的语象阐释等。

6月14-17日,由中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网络文学与数字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会议围绕网络文学的性质、定位、价值导向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对数字技术时代的社会文化转型、网络图像审美嬗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6月19-20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河北教育出版社、湘潭大学四家单位主办,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承办的“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在湖南湘潭市举行。来自俄、美、中等国的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就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影响、巴赫金与新世纪中国人文学科等重要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6月25-27日,中华美学学会第六届全国美学大会暨“全球化与中国美学”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市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华美学学会、吉林大学文学院和中国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会议主要论题有: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学和艺术学研究、中国传统美学及其现代意义、全球化时代的媒介和审美文化批评等。

6月28-30日,《文学评论》编辑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以及四川师范大学在成都联合召开了全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就当前中国消费社会与消费文化中的种种现象和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7月24-27日,《外国文学评论》杂志与苏州大学在苏州联合主办“外国文学与本土视角”学术研讨会,170多位学者与会。会议的议题有:全球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与现代价值观、当代文化的多元性与民族文学、民族文化前景;当代文学的生存方式与消费文化市场之间的关系;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以及生态批评;文学翻译与外国文化的传播等。

7月25-30日,全国“文化研究中的话语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此次会议由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与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外国文学》杂志社联合承办,研讨会的主题有:全球化与文化研究;翻译的文化政治;理论还剩下什么;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性;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等。

8月6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承办的“邓小平文艺理论与中国特色文化建设”研究会在北京召开。

9月18-20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全国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日照举行。

9月18-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所合作召开了“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

10月8-9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中心、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默多克教授等学者参加了研讨会。默多克提出了“现代性死亡”的重要命题。

10月23日,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解构主义理论思潮的鼻祖雅克·德里达于10月8日逝世,在国际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发起主办的“德里达与中国:解构批评与思考”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学者们认为,德里达在20世纪的哲学界、文学理论乃至国际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逝世是整个人类思想界和理论界的重大损失。

10月30-31日,由《文学评论》杂志社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点联合举办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学应对策略”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就“全球化文化语境与文艺学研究范式的变迁”等前沿问题进行探讨。

12月21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组第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对当前中国文学创作现状、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现状、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现状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四个调查研究报告进行了讨论。文学课题组的任务是,全面研究新时期以来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对所取得的最新成果进行调研总结,在此基础上编写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反映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最新成果的新编文学理论教材,供全国高校使用。

2005年

1月29-30日,由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交叉与融通:文艺学学科建设2005高峰论坛”在京召开。

3月4-7日,由《文学评论》、《文学遗产》、郑州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的“文学-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召开。大会就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历史、现状、意义与价值以及相关的学科建设问题进行研讨。

6月18-21日,由西北大学文学院承办的“中国文学理论第14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大会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诸多问题。

6月26-28日,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交了《什么是辩证法?》的论文。

8月13-16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大学举行,国际比较美学学会前主席佛克马,中国比较文学会会长乐黛云等到会。

8月19-22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在青岛主办了“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议题有:中国当下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研究态势;西方生态批评和环境美学;中国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生态伦理和生态美学。

10月16-19日,由中华美学学会主办、徐州师范大学承办的“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学术研讨会”在徐州举行。

10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2006年

6月26-28日,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四川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美学与多元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美学协会理事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来自世界各国的20多名前任和现任国际美学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理事,以及国内2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美学与全球化、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美学前沿问题”等热点话题,会议的部分论文收入《国际美学年刊》第11期。

7月16-19日,“新世纪文艺学的发展走向”学术研讨会在湖北举行,来自京、沪、鄂等地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10月6-8日,由美国杜克大学和中国清华大学共同发起主办的第四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在美国杜克大学举行。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为“文学与视觉文化:中国视角与美国视角”,试图检视在中国和美国的文化语境下文学和视觉文化的重要地位和最新发展。

10月19日,为纪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美学家蔡仪先生诞辰100周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深圳大学文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三家单位联合主办的“蔡仪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京召开,会后出版论文集《美学的传承与鼎新:纪念蔡仪诞辰百年》。

10月20-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办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就“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世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老一辈美学家在中国美学发展中的贡献”等议题进行研讨。

11月10-14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等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同志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艺工作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1月12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孙家正当选新一届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被推举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同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铁凝当选新一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2007年

4月27-28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报》和《文艺争鸣》共同主办的“新世纪文学批评的建构”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联、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30多个学术机构和高校以及《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争鸣》杂志社等媒体的50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新世纪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及其建构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

6月9-11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所发起和主办了“文学与哲学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20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60余人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采取主题发言与自由畅谈相结合的形式,就文学与哲学的界限、哲学化的诗歌与诗化的哲学、现代文学与哲学的审美主义、哲学与文学书写的未来等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6月23-25日,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了“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10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代表围绕30年文学理论研究实绩、研究新动向和新问题,以及未来文学理论新的走向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8月19-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会议,本次会议提交论文70余篇。

9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联合英国诺丁汉纯特大学TCS研究中心,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共同举办了“消费社会与文学理论的新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消费社会与消费文化对当前文学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如何加强文学理论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等问题展开讨论。

10月22-24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暨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24届年会在山东聊城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及科研院所近8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建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途径以及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等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2008年

4月19-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河南大学在开封联合召开“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对文学研究的积极促进作用和深远影响。

7月16-17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大学文学院、兰州大学文学院和青海民族学院联合主办,青海民族学院文学院承办的“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改革与审美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在西宁市召开,来自国内7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编辑部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就改革开放30年来文学理论研究和审美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就及未来发展趋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7月23-27日,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文学理论范式及其转换”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黑龙江大兴安岭漠河举行,来自国内外的文艺理论专家学者共70余人参会。本次会议共设如下论题:文学理论范式及其演进、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学理论、“艺术终结”与“理论之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理论、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与文学理论、现代大学体制与文学理论等。

10月18-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理论室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市美学会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天津举行,来自中国各地研究机构、大学,以及美国、斯洛文尼亚等国的专家学者约70人参加了会议。

11月14-16日,为纪念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成立30周年,由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暨学会第25届年会在武汉召开。

11月,为迎接改革开放30周年,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和中文在线共同主办、《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和17K文学网共同承办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正式启动。

12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了“第二届媒介文化与网络文学高层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语言大学等单位的40余名学者、专家和红袖添香、晋江原创网、17K等著名文学网站的主编参加了会议。

12月1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的“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30年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丁国旗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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