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语境”是一种较宽泛的说法，它一般指的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化思潮所产生的语境特征，也被称为“后学”（post-ism）研究。作为一种语境特征（Context Characteristics），“后”具有如下的理论意味：其一，它不尽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概念，不总是被理解为“现代”之“后”的某个时代或“后”于“现代”的某个时期；其二，它是一个超越时间上的持续性之外的范畴，既带有历时性，同时又带有共时性，历时性使它充满了历史意蕴，共时性使它充满了思想张力；其三，在共时性的思想张力中，它体现为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是在质疑和反抗以往哲学传统基础上的整体理论范式的变革。从这些理论意味出发，“‘后’语境”既包括传统“语境”概念的含义，又在哲学文化视野中超越了“语境”概念的语言关系特征，它在整合与提炼“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学”思潮的基础上表现为一种特有的理论、思维、观念和方法的话语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后’语境”本身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观念的展开方式，当它与具体的理论问题相遇之后，它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背景和语言环境，它自身包含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观念内在地融入了理论问题的研究过程之中。“‘后’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发展史也具有这样一种学术特性，“‘后’语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关联问题不仅仅是“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具有“后学”色彩的理论思潮的影响与接受问题，在更深层次上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观念的变迁是互为创生的。从学术史的眼光来看，“后现代主义”等“后学”思潮的方法、观念部分地被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所接受、阐释和应用，从而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在整体知识生产和知识建构层面上的变革，文学理论研究在思维方式、理论观念、语言表达、批评实践等诸多层面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甚至影响了文艺学的学科的发展态势与走向，尽管这期间的观点各异，理论取向与理论应用的方式也比较复杂，但是“后学”思潮的引进、“‘后’语境”的影响与散布所导致的理论范式的变革是明显的。就目前而言，“后学”思潮和“‘后’语境”的散布与影响仍然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发展处于同步进行的过程之中，因此更加需要我们做出客观的分析。

第一节 选择与借鉴：“后”语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接受取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开始有选择地引入“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学”理论思潮。在近20年的时间内，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不仅完成了一个“后学”思潮的引介与接受过程，而且完成了一个理论观念的相遇、选择、接受、借鉴以及应用影响的过程。由于社会历史语境、文化哲学传统、文学体验方式以及文学研究方法的差异，“后学”思潮与中国文学的相遇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多重的接受矛盾，甚至至今为止仍然显示出理论融通与对话的困境，但是，尽管如此，在近20年内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仍然对“后学”思潮给予较多的关注，因此导致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整体格局的变化也是明显的。

像其他任何一种理论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影响的过程一样，近20年内“后学”思潮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理论旅行与传播影响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这期间，虽然有着特殊的文化开放与理论变革的高潮时期所带来的希冀、憧憬、惊奇、怀疑、排斥、批判等多重接受心理所导致的接受取向的混乱的一面，但从学术史的眼光来看，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种具有阶段性特征的接受轨迹。从整体来看，这种接受轨迹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历史时段：

一 “后学”思潮的初步介绍与引进时期

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开始对“后学”思潮进行初步引进与介绍，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最早介绍“后学”思潮的是外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学者，因此，“后学”思潮在中国最早的理论旅行是从中国学者关注“后现代主义小说”等文学文体形式的革新与创造开始的。“后现代小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战后很多西方作家从深重的社会矛盾中感受到了精神世界的荒芜与痛苦，科技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完善，但也造成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的割裂，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在感受现代社会物质发展的同时，也经受了历史错位所导致的心灵挫折和精神创伤。二战后的“后现代小说”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历史与文化境况，在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品钦、冯内古特、苏克尼克、索尔·贝娄、库弗、厄普代克等人的笔下，这种精神困惑得到了深刻的揭示。同时，在他们的作品中，“后现代小说”的文体形式方面的变革特征也非常明显。他们的作品打破了一直以来文学创作的传统的形式特征，在小说的叙事模式、形式技巧等方面打破了故事的连续性，讲求文本的自我展现、文字的戏仿、素材的编织和缝合等特征。对于中国80年代初期的文学创作来说，“后现代小说”展现了一种新的文学实验，在当时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极大的兴趣。1979年《世界文学》杂志率先翻译评介“后现代小说”，汤永宽先生摘译了索尔·贝娄的长篇小说《赛姆先生的行星》，随后在1980年，《外国文学报道》也介绍了美国的几位后现代小说家，同年，《读书》以及《外国文学报道》杂志发表了董鼎山的两篇文章《所谓后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派小说》。1983年《读书》杂志再次发表了董鼎山的文章《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小说 ——“后现代主义”及其他》，1987年《世界文学》第2期推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专辑，发表了董鼎山的《“后现代主义”小说》、钱青的《当代美国试验小说的技巧》的文章。董鼎山在文章中从“自我”意识、形式结构、文学虚构等方面对“后现代小说”的特点进行了归纳，这是中国学界较早系统地评介“后现代小说”特征的文献。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界对“后现代小说”进行了大量的引进和介绍，但是总的来看，此时的研究工作仍然停留在对“后现代小说”的社会背景、形成过程、创作特征等方面的探索阶段，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特性上，尚未形成整体宏观和深度探索的理论水平，但是，这一时期的译介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后来“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学界的理论旅行奠定了接受的基础。

与“后现代小说”在中国译介传播不同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对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从一开始就体现了整体接受的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后现代小说”这两种文学概念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差异，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与文体特征，在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接受与描述中，中国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它的文体特征和形式技巧，而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国学界在接受过程中则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对它的社会语境、哲学基础、理论观念、思维形式、精神内涵等方面的整体探索；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并引起学界关注，还在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中国的访问交流以及所直接催生的理论热潮，比如，1983年，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哈桑曾到山东大学讲学，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讲座，1987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佛克马又到南京大学作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报告。可以说，这些理论家在中国理论界的“直接出场”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中国理论界的整体接受起到了直接的催生作用。所以，在这一时期，相比文学领域中的“后学”思潮的介绍和引进而言，文学理论界无论是从数量、声势、重视程度以及影响上都明显大得多。如果说，在这一时期，“后现代小说”在中国学界的评介与引进引起的只是学界对“后学”思潮初步的感性的文学体验的话，那么，随后理论界的研究工作引起的则是对“后现代主义”整体文化精神的重视，因此它的意义更加明显。

中国当代理论界对“后学”思潮的引进集中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焦点上，在某种程度上，它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的自觉行为，更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文化观念的整体引入所导致的文化热潮和理论热度有关。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理论界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还处于一种零星的个别介绍阶段。1982年和1983年，袁可嘉先生分别在《国外社会科学》杂志和《译林》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的文章，是较早地整体地直接介绍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学术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引介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特别与1985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的“文化热”和“方法论”论争密切相关。1985年美国杜克大学杰姆逊教授访问北京大学，首次向中国介绍西方后现代文化，次年杰姆逊的讲演《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注]在中国出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年，《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翻译者唐小兵在《读书》杂志发表了对杰姆逊教授的访谈《后现代主义：商品化和文化扩张》，1987年《外国文学》杂志连续发表了他对杰姆逊等人的介绍，为中国理论界认识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启发。1988 年，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赵一凡先生翻译了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88年佛克马、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由三联书店出版，这些理论著作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特别是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社会背景、文化根源、文化表征的分析曾经成为当时理论界认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主要理论参照。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研究者从中国当代文化实践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进行分析，主要有沈金耀发表于1989年的《试析近年来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注]、王宁、陈晓明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注]、陈晓明的《现代主义意识的实验性催化——“后新潮”文学的“意识”变迁》等。[※注]虽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当代理论界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仍然处于引进和评价的初期，但是也表明理论界已经认识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性，同时也展现出了一定的理论接受的热情，这为后来“后学”思潮在中国的全面引进和接受奠定了基础。

二 “后学”思潮的全面引进与批评论争时期

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步引进与介绍，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对“后学”思潮更加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后学”思潮在中国理论界蔚为壮观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界对“后学”思潮的热情展现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特征。首先，文学理论界对“后学”思潮的关注从作为一种整体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开始转向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普遍具有“后学”特征的具体的理论思潮的关注，理论引介和接受的范围更加扩大了，同时理论研究的聚焦和学派研究的趋势也更加明显了。其次，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对“后学”思潮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引介和评述层面，综合研究的学术接受取向更加明显。再次，“后学”思潮的理论观念和思维方法开始影响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学术研究过程，“‘后’语境”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格局的影响日益明显，“后学”思潮的理论应用实践也逐渐出现。最后，“后学”思潮的学术研究不断升级，学术会议不断召开，中国文学理论界与西方学界的理论对话与呼应开始呈现，并展示了复杂的理论格局，批评论争不断出现。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对“后学”思潮的引介与认识还停留在对杰姆逊、佛克马、哈桑、伊格尔顿、丹尼尔·贝尔等少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身上，对“后学”思潮的精神特征的分析也比较集中地聚焦于作为一种整体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对“后学”思潮引进和评价的范围更加广阔，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普遍具有“后学”特征的理论思潮和流派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弗·杰姆逊、利奥塔、拉康、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斯潘诺斯、海登·怀特、库恩、罗兰·巴特、哈桑、伊格尔顿、克利斯蒂娃、赛义德、霍米·巴巴、保罗·德·曼、米勒、波德里亚等一大批理论家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他们的理论观念广为传播，一大批译介、研究后现代主义的论著也相继问世，《走向后现代主义》（佛克马、伯顿斯编，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尚水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后现代主义》（《世界文论》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知识分子图书馆”、“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专辑的译作不断推出；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著作，如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王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后现代主义之后》、王治河的《扑朔迷离的游戏》、张颐武的《在边缘处追索》、陆扬的《德里达——解构之维》、陈晓明的《解构的踪迹》、《无边的挑战》、徐贲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了对“后学”思潮的研究。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界、小说界、电影界也召开了多次以“后学”研究为主题的研讨会，极大地拓展了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的理论视野。

20世纪90年代，“后学”思潮在文学理论界形成接受高潮，一时间也使“后学”研究成为理论界的争论话题，对“后学”思潮的不同认识也引发了诸多的辩论。有的研究者积极高调地研究“后学”思潮，并积极将“后学”思潮与中国文学实践相联系，并积极从事文本阐释的研究工作，如陈晓明；有的研究者则坚持客观冷静的态度，从容地分析“后学在中国”所产生的多维多面的问题，如王一川；也有的学者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后学”思潮做长期译介传播工作，并积极呼应西方“后学”的理论问题，如王宁。但更多的研究者对“后学”思潮保持了审慎以及批判的态度，更加强调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中国语境，对“后学在中国”问题的正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保持了怀疑的目光。这种客观审视的态度也让中国文学理论界对“后学”思潮保持了一份最终的学术底线，使“后学”思潮所标榜的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拆解固有结构、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强调多元化、大胆地标新立异、反权威、反基础主义、非理性主义主张没有完全渗透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血脉之中，批评论争既有充分的必要性，同时又有难得的理论收获，它在展现了不同价值立场和选择方式的差异之后，也客观地使“后学”思潮在中国文学理论界高涨的接受热情与阐释热情转化为一种重视语境分析的学术态度，虽然中国文学理论界最终无法完全抵抗“后学”思潮的理论影响，作为一种文化语境的“后学”思潮仍然会在长时期内影响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走向，但是，毕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走向对“后学”思潮的简单认同，批评论争也会让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更加真实地关注文学理论的本土性问题。

三 “后学”理论的落潮以及“‘后’语境”的形成时期

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率先引介后现代主义等“后学”思潮，这使得“后学”思潮在中国迅速地进入了思想界和知识界的主要领域。整个90年代，在“后学”思潮的传播中，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也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热潮的高涨时期。但是，这种局面迅速地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在西方的衰落而归于平寂。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来临的这几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对“后学”的热情也逐渐衰退。这种状况的形成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作为一种异域思潮，“后学”在西方有一个自然而然的理论发展过程，当“后学”在西方走向理论衰落之时，自然中国文学理论界对它的引介和阐释也随之降温；另一方面，经过了近十年的大规模的引介，中国文学理论界也需要一个逐步消化的过程，而且西方文化思潮与中国问题以及中国语境的阐释间隔也需要中国文学理论界有一个较长的清醒反思时期，我们要反思西方“后学”思潮对我们的理论启发，我们要更准确地寻找“西学”与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关节点而不至于流于一贯的介绍评价，因此，理论热度的减退与理论研究格局的平寂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一种反思的征兆。但是，理论的落潮并不意味着“后学”理论就消失于中国理论研究的视野，经过了近十年的理论译介和引入，“后学”理论仍然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整体发展潜在地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虽然在理论研究的焦点上我们不再把“后学”研究作为直接的正面的内容，但“后学”思维与观念仍然影响着文学理论研究的格局和走向，由此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后’语境”也是自然的，“后学”理论的落潮之时，也是“‘后’语境”的生成之时。

“‘后’语境”的产生首先表现为中国文学理论界仍然对西方“后学”理论的走向予以关注。当“后学”理论在西方衰落之时，中国理论界也开始关注这个现象，有关“后理论”、“理论之后”、“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著开始问世，如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的终结？》以及保罗·德·曼的“抵抗理论”的呼声、斯坦利·费什的“反理论”观念、苏姗·桑塔格的“反对阐释”的意识、理查德·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念等，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王宁的《“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周宪的《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等论著都对“后理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其次，“‘后’语境”的生成还体现了一种理论的衰落所导致的危机意识。在西方“后学”思潮逐渐衰落之后，西方学界理论“终结”的声音不绝于耳，不但理论被判为“终结”，甚至还出现了文学的“终结”，一时间“小说的危机”、“理论的死亡”、“文学的终结”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学理论的学科危机不断出现。2000年金秋，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出了“文学终结”的声音[※注]，引起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正说明了“‘后’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仍然难以规避“后学”思维的潜在影响。最后，“‘后’语境”的生成还表现在理论阐释与文学研究视角上的“后”学思维，诸如“后革命”、“后叙事”、“后先锋”、“后历史”等种种研究主题正方兴未艾，这正说明了“‘后’语境”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已经转化为一种“再叙事”的努力，这也意味着经过了近十年的理论热潮之后，中国文学理论界其实并没有完全抛弃“理论”，也更没有完全放弃对“后学”思潮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后’语境”的生成将比“后学”理论高潮时代的影响还要大得多，这也正是我们还不能完全拒斥西方“后学”研究的原因。

第二节 转折与变革：“后”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变

“范式”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概念。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个时期内所形成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答标准的整体标志，“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注]每一个新范式的出现，都可能导致重大科学成就的基本问题的变化。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对于库恩的范式理论的引入，几乎与“后学”思潮的引入和评介同步，因此它本身是“‘后’语境”中的一个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学”思潮的引进以及“‘后’语境”的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的理论范式，研究格局与态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人文学科的文艺学研究也在“‘后’语境”中体现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因此也展现了理论范式的转变特征。

“‘后’语境”下中国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变是一个孕育“危机”同时又在“危机”中发生重要的范式转型的过程，“克服危机的过程与解决和回答现存的问题是同步的”[※注]。“后学”思潮的引入在引发了中国的理论热潮之后，其内在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观念以及研究方法必然引起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观念的变革，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文学理念、思维形式、研究方法、话语体系、表达方式等方面逐渐摆脱了传统理论思维的局限。但是，在“后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艺学也面临着多种学术资源融汇与整合的压力。“‘后’语境”下的多重理论观念，如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既是理论思潮与批评方法，同时又是知识生成的方式与理论建构的形式，这些理论思潮在融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生产过程中引发了中国文论话语在思考方式、话语表达乃至理论生态、理论体系、理论建构上的危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失语症”问题、文学边界问题、“文学消亡论”等内在地展现了“‘后’语境”中中国文论面临的挑战，“文艺学危机论”更是展现了中国文论在“后学”思潮面前所面对的压力。有的学者提出：“文学边缘化不等于文学终结”，文学是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只要人类的情感还需要表现、疏泄，那么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就仍然能够生存下去。[※注]也有的学者认为，媒介与技术的发展，使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在向社会各个文化层面渗透中仍然会获得新的存在形态；[※注]“图像社会”的出现，文学受到威胁，但“图像社会”的出现尚不足以使文学消亡，“文学的未来将为它自己优越而深刻的本性所指引”。[※注]这些乐观的探索固然重要，但正像有的学者提出的那样，当代文艺学面临的危机不只是表层的、文学形态意义上的危机，更根本的还是文学本质或文学精神意义上的危机，是一种深层的危机，表现为传统文学所培养起来的文学性阅读的弱化，理性思维与想象感悟能力的萎缩，尤其是精神审美超越性的丧失。[※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理论的范式转型其实也是对文艺学学科的当代处境的一种检验，中国文论是否能够承受“后学”思潮所造成的语境压力仍然是文学理论范式转型中的问题。

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面向了“‘后’语境”文学理论研究范式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在“后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逐步转变了文学研究的“理论化”的态度，在文学研究的哲学基础、体系建构、价值观念、方法原则、实践过程中进一步调整了视野与姿态，在理念与经验、本质与现象、整体与过程、综合与个案等多层次的研究模式和分析格局中加强了审视与评判的力度，从而使文学理论研究强化了面向具体文学事实的能力。这首先体现在文学研究观念与理论思维方式上的转向，其次表现为文学研究方法原则的重视与提升，再次表现为批评实践形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多元选择。童庆炳先生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开始了“综合创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文论体现了“多元共生”的特征，文学研究视角层出不穷，文学观念进一步多样化，每一种视角的背后几乎都存在一种文学观念。[※注]李衍柱先生则直接认为文学研究观念变化的结果是“逐渐摆脱了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范式，由革命的文艺学转变为建设的文艺学”[※注]。这些看法都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在理论观念与思维方式上的变化。而实际的情形是“后学”思潮的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反传统、多元化的立场对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有所促进，其中“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最为明显，引起的争论也较多。“反本质主义”涉及了当代文艺学研究中的一些核心问题，比如文艺学知识格局的陈陈相因、文艺学知识体系的凝固封闭、文艺学知识培养与传授机制的困境、文艺学研究方法的陈旧与失效等等，这些思考曾被归结为“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注]。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表现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注]这些意见既指向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的本体论困惑，也同时指向了文艺学研究的“‘后’语境”问题。当代文艺学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问题的争论从深层次看是体现了普遍化与本质化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建构格局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具体问题之间的距离，隐含的是对文学理论研究观念和思维模式的深刻反思。在这种反思中，“‘后’语境”下的文学理论研究观念以及具体实施过程的研究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如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卡勒的《文学理论》对文学本质的分析、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在文学“内部研究”上的观念等，这些理论著作与理论研究至今仍然对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有积极的理论参照作用。

倡导“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研究者希望进一步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建构历史化、个性化与细节化，其中正是蕴涵了“‘后’语境”下文学理论研究的启发。但是，从整体上看，文艺学研究观念与理论思维方式的范式转型是一个复杂和深刻的变化，它不仅仅体现在主导性文学研究观念和理论思维模式上的变化，更体现在对文学研究方法原则的重视与提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理论界曾经兴起过“方法论”研究热潮，在那场热潮中，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界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批评方法，如形式主义、新批评、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等受到了中国文学理论界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再度掀起了“方法论”研究的高潮，这一次的“方法论”研究相比上一次有更加深刻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20世纪90年代的“方法论”研究热潮主要接受的是“‘后’语境”中的文学方法论；另一方面是此时期的文学方法研究开始将“方法”的研究提升到了“方法本体”的层面上，因此它产生的理论反响更加深刻。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后’语境”中的各种文学理论观念无不具有深刻的“方法论”主张和明显的“方法本体”特性。拿解构主义来说，解构主义的立场和它的方法有着极端的同一性，它在语言的立场上对文本自足的世界的解构对西方强大的“语音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传统构成挑战，它追寻的那种“永不停息、永不满足的运动的感受”[※注]本身蕴涵了一种坚持“不可确定性”的方法论哲学。在西方“后学”思潮中，解构批评的方法蔓延深广，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后学”思潮都曾感染了解构的特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在接受和借鉴“后学”思潮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它的方法原则。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研究格局来看，方法层面的探索占了很大的比重，陈晓明、王一川、王岳川、南帆等一批学者率先在他们的批评实践中将西方文学批评的方法原则应用于批评实践，出版了《无边的挑战》（陈晓明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剩余的想象》（陈晓明著，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表意的焦虑》（陈晓明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王岳川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王岳川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通向本文之路》（王一川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王一川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文学的维度》（南帆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隐蔽的成规》（南帆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一批注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方法研究的著作，以及《文艺学美学方法论》（胡经之、王岳川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文艺学与方法论》（冯毓云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文艺学方法通论》（赵宪章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批评美学》（徐岱著，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等一批优秀的方法论研究著作。在对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新历史小说”等文学创作实践分析中，“‘后’语境”中的方法论在弥补了中国传统批评方法的不足之余，更使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范式在方法层面上拓展了研究视野，深化了文本研究的空间，从而在新的理论语境中展现了文学理论研究突破原有理论范式的努力，它最主要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切入文学问题方式上的多元思考，方法本身的力量更蕴涵在文学理论范式变化的过程之中。

批评实践形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多元选择是“‘后’语境”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范式转型的又一个表征。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批评实践的价值判断问题向来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将价值论维度引入文学理论研究意味着文学理论研究的理性选择和精神追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审美价值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敏泽、党圣元的《文学价值论》（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杜书瀛的《价值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咏吟的《价值论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但是，随着“后学”思潮的涌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在价值探讨中面临着深入的挑战。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对现代主义的一元论、客观本质、永恒真理、绝对基础、纯粹理性、终极意义等价值观念的质疑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的价值立场的选择；另一方面，在“后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价值批判问题也面临着自身文化发展的挑战，非理性写作、欲望叙事、身体写作、消费文化等种种感性形式影响着文学写作与文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在这种历史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在价值评判的立场和方式上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体现了对“‘后’语境”的复杂的呼应。这种呼应是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多元化态势表现出来的。在“‘后’语境”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批评价值判断上也部分地展现出了对后现代主义等“后学”思潮所标榜的价值观念的信奉；在批评理念上展现出了对主体价值的零散化和去中心立场的追求；在文本解读中赋予文学批评以消解深度模式和瓦解对现实超越性信仰的一种“后现代”式价值取向。其具体表现是在对池莉、方方、刘震云等所谓“新写实主义”作家以及马原、洪峰、苏童、余华，格非等“先锋派”作家的批评研究中强化了文本的零散化立场与价值标准的松散与悬浮姿态；在写作姿态上，重视所谓的“零度写作”与“中止判断”等反传统、反理性、反文化、反历史的价值立场，不再关心所谓“中心价值”，在对韩东、欧阳江河、李亚伟为中坚的“第三代诗人”的批评以及对莫言、刘恒、刘震云、贾平凹等人一系列创作为主的“新历史小说”的批评中，强调文学批评对多元文化的追求、对正统史观的背离以及对传统现实主义固有价值情感的反叛；在批评话语上则强化了后现代主义的能指滑动的语言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批评价值判断的多元选择不仅仅体现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分散的价值立场，其根本性的理论诉求也是对破除既定陈规更新价值观念的追求，更是破除文学理论研究“体系情结”与“理论建构热情”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批评价值立场上的多元选择也是一种对“理论”的反叛方式。在这种反叛面前，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并非体现出了全部的认同，更有在对“‘后’语境”反思与批判的立场上的价值重建的努力，这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后’语境”的另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在反思与批判的立场上，学者们重视的是在“‘后’语境”启发下中国文论融入世界的可能、观察实践的方式以及实现综合创新的途径。钱中文先生提出，当代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文学理论研究的滞后，并非由于什么“前苏联体系”所致，也并非是“后现代真经”所能解决的问题。[※注]王元骧先生认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虽然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一旦进入我国，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它的意义也就发生了变化。”[※注]曾繁仁先生认为，近30年来，我们引进了西方文论，但“事实证明，只有从建构出发才能更有利地吸收，当然吸收也会有利于建构，两者相辅相成”[※注]。这正说明了在“‘后’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我们既不能忽略文学理论范式转型的客观情势与具体表征，但也绝不能将“‘后’语境”提升到理论建构的根本性层面上，毕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型仍然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的变化中的一部分。

第三节 扩张与批判：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现代性立场

从“现代性”的立场出发，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双重视野中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逻辑演变的进程，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特殊历史境遇造成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形态特征。

回望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论其实一直处于传统与现代的纠缠之中，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文学发展现实历史地生成了中国文论的逻辑展开方式和理论建构形式，这使得百年文论一直以来保持了无法消弭的自主性特征。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势，中国文论自从开启现代篇章以来，就无法彻底拒绝西方现代文化、哲学与美学问题模式与思想形式的吸引与挑战，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中国文论开始不断地融入西方文化思潮所制造的理论问题之中时，中国文论在整体局面上更加表现出了独特的现代性特征。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之所以说它无法回避，是因为现代性与中国文论的内在发展是一个共生的问题。从现代性的立场和视野把握中国文论的发展轨迹既是一种描述的方式和视角，同时又是中国文论问题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当“失语症”的问题不断出现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当“‘后’语境”不断影响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当文学理论不断遇到本土化、民族化与全球化，当文学理论不断遇到文化研究的挑战而日益陷入危机，“现代性”既成了面向中国文论的“提问方式”又成了它的“问题之源”。

就当代中国文论的研究现实来看，现代性最初成为一个研究焦点与西方“后学”思潮的引入有直接的联系。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后学”的接受史来看，当我们对“后学”开始倾注热情的时候，也同时孕育了一个与“后学”思潮的冲突与呼应问题，即作为一个哲学和文化概念的“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思想关联问题，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后学”思潮的接受研究也内在地包含了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

最先被中国理论界所接受的杰姆逊、利奥塔、丹尼尔·贝尔、本雅明、福柯、波德里亚等西方哲学家的理论中本身包含深刻的现代性思想，当他们开始被引入中国理论界的时候，他们的现代性思想也得到了深入的阐释。至于哈贝马斯这样的明显有现代性立场的哲学家，自然更是中国学界所关注的对象。但是，毕竟就基本精神来说，“现代性”的研究与整体“后学”思潮的基本理论趋向还有重大的区别。在哲学与文化的意义上，作为“后学”基本理论趋向的“后现代性”指的是“后学”思潮所内在地含有的为摆脱传统理性和宏大叙事模式而探寻的一种反传统、非理性、多元化、破碎性、解构性的思想趋向和精神特性，标志着颠覆现代社会以来的“总体性”与“宏大叙事”的能力与策略。而“现代性”既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有一定的理论关联也有它独特的问题特性，按照英国文化理论家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标志着一种内在的分裂：即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构性意味的现代性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旨趣的批判的现代性。前者是理性的建构，后者则意味着文化的批判，而且更多地与感性与体验相联系，也就是齐格蒙·鲍曼所说的，现代性还包含关于美、纯洁和秩序的梦想，包含追求美丽、保持纯洁和追求秩序的过程，更加强调从美学体验、艺术实践、审美精神、文化影响理解现代性的意义，即审美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为一种内在的张力，一种二律背反，一种脱节。如何解决这种二律背反，本身构成了现代性的内在问题，同时也预示着“后现代性”成为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对“后学”思潮的接受又不能完全替代对“现代性”问题的集中探讨，特别是不能代替对现代性的内在“自反性”特征的思考，这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现代性的“问题之源”的一面的原因。

作为一种“问题之源”的探讨，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开始眷顾现代性问题开始，中国文学理论界就没有停止过对“什么是现代性”的探究，因此，对“现代性”的文化根源、哲学精神、理论线索、基本倾向的研究占了当代文学理论中现代性研究的很大比重。在这种研究中，当代文学理论界除了积极地译介西方的现代性研究著作外，也更多地从“现代性”问题在西方思想文化界的促发因素以及现代性思想的问题史和学术史视野上考量，尽可能在还原现代性的文化语境的过程中把握现代性的理论特性与哲学内涵。在这方面，中国当代一批理论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周宪的《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颐武的《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陶东风的《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余虹的《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德胜的《扩张与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徐岱的《美学新概念》（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王一川的《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法的《文艺与中国现代性》（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这些理论研究著作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展现了研究成绩：1.在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根源与现代性哲学理论发展线索上有明显的成果，突出了现代性的基本的理论脉络和理论倾向，为国内学者研究现代性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学术参照。在这方面周宪的《审美现代性批判》与《现代性的张力》有集中的探讨，周宪的审美现代性研究从现代性的问题史出发，对现代性概念的历史生成和文化分野过程有集中的探讨，特别是凸显了审美现代性的理论结构和表征形式，更系统地面对了“研究现代性不只是要说出现代性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辨析我们在其中怎么样的问题”[※注]。2.对现代性的文化立场与精神特征有深刻的认识，对现代性文化内涵与哲学意蕴做了积极的把握。3.在还原现代性的文化语境的同时，呼应了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现实，对中国当代文化裂变与文化转型问题做了积极的探索，集中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现代性问题与诸种表现形式，比如张颐武的《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陶东风的《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张法的《文艺与中国现代性》都突出了现代性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关系，对现代性冲击下的当代文化危机有一定的认识。

如果说，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对作为一种“问题之源”的现代性研究主要是在面对“现代性是什么”的问题以及对这个问题的问题史引出的文化语境与历史发展脉络的思考的话，那么，对于作为一种“提问方式”的现代性的研究则更加直接和理性地对待现代性的立场与中国文论内在的历史生成和逻辑表达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表现出了拨开现代性的历史迷雾重返中国文论基本问题与逻辑表达的直接性特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首先认识到了现代性之于中国文论发展的理论关系以及中国文论独特的现代性历程。钱中文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率先撰文探讨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他着眼于百年中国文论的历史化进程，立足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内在发展和外在影响，深入阐释了中国文论在自主性与现代性的内在勾连中的发展方向。他指出，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的指向。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的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注]他还指出了中国文论独特的现代性选择方式，那就是“我们面临着对文学理论现代性选择，同时我们也将被现代性所选择”[※注]。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生成，面对着强大的传统问题，似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文论像我国那样，在传统问题上总是纠缠不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现代性选择还得“在原有的文化、文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注]。最后，他指出了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要求，那就是要求文学具有新的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视野中探讨中国文学理论的现实发展，必须“重建新的人文精神，发扬我国原有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适度地吸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优秀成分，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改善与完善人的心灵，重建人的精神家园，协调好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科技的关系，使人逐步成为精神自由的人，全面解放的人。”[※注]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研究中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视野开阔，立论扎实，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当代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性是一个突出的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理论发展方向的把握上，还体现在具体从中国文学实践与文学生态语境中把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上，这是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也就是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必然需要文学实践、文学史视野、文化发展过程的现代性佐证。陈晓明主编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从现代性的立场入手，重新梳理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变革和转型过程，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实、文学实践的现实发展等方面回应了现代性的挑战，坚持回到文学史研究本身，回到文学经验本身，呼唤重新建立现当代文学科学研究的规范，重新思考文学特质的问题，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南帆的《后革命的转移》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在《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中，南帆从“失语症”与理论家的民族情绪、中国文论传统与现代性国家建构、文学理论知识形态与学科发展等诸多方面考察了现代性话语的深刻意义，指出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必须在现代性话语的平台上展开”，如果放弃这个主题，回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那么，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研究的意义将荡然无存，“现代性是困难的，也是意义所在”[※注]。此外，王晓明的《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程文超的《意义的诱惑——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当代转型》（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何言宏的《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李扬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庄锡华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等一系列论著也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这些研究恢复了文学理论现代性研究所必需的文学经验和文学事实，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研究有重要的经验意义。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研究必将最终直面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道路与发展趋势，特别是在深入把握现代性思想精髓的基础上探索当代文学理论深入文学现实的能力和整体创新发展的道路，这既是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研究的意义同时也是它提出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研究在这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呼应，钱中文先生通过深入总结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历程提出，在今天全球化愈益成为一种社会发展趋势的环境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面对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西方古代文学理论以及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三种文化资源或者说三种传统的定位与选择，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应该以现代文学理论中能经受住反思、批判的部分为基础，广泛吸收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长处，以它的科学精神、原创性与独创精神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化，最大限度地激活其中最具生命力、可与当代审美意识融为一体的精华部分，结合当代文化的剧变，沟通古今中外、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文学与影视、网络文学，在跨学科的多种方法的运用中，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话语。[※注]王杰立足于“中国当前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的雏形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发展”[※注]的现实，坚持从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新变化中探索中国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要求和形态，李春青立足于中西文论不同的解释传统——以西方为代表的比较倾向于认知性解释的传统和以中国古代文论为代表的倾向于评价性解释的传统，以及在20世纪所遭受到的困境探索当代文学理论的生长点，认为当代文学理论绝不能将目光局限于解释和评介文学现象本身，而应该关注与之相关的一切文化历史现象，将文学理论拓展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研究理论。[※注]这些理论研究最突出的意义是切实地提出了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问题，因此，它不仅仅是面向现代性理论问题的研究，更是面向问题本身的研究，正是在他们的启发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具有了超越“‘后’语境”的可能，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在这方面也开始展现了自身的问题意识与理论精神，这也预示着随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理论研究内部的视野，而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联系了起来，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不仅仅是面对传统的文学对象的研究，而且面临着学科拓展与理论深化的难题。在现代性的视野中，我们不仅应该思考“文学理论是什么”，还要思考“文学理论究竟可以做什么”，更要思考“文学理论将走向何方”，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融于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之中，我们会发现，现代性给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视野与方法，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本身也正处于现代性的途中。

第四节 危机与重建：“后”语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重构

早在后现代主义等“后学”思潮开始引入中国的时候，美国学者哈桑曾经建议：“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国家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的话，中国实际上也是‘后现代化’了。”[※注]而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了解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之后则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在从西方“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注]并且在他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中一本正经地“致中国读者”：“也许对最新流行的无论什么东西抱有一点怀疑态度总是可取的：今天激动人心的真理是明天陈腐的教条。”[※注]对于“‘后’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来说，这两种态度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由于“后学”思潮的涌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理论范式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是新的学术资源对中国文论的客观影响，但是，这个转型的过程并非是直接而简单地发生的，而是裹挟着不同理论传统的矛盾与冲突、多种理论资源融合的压力与焦虑、不同理论话语趋同与求异的危机与挑战，从这个角度上看，“‘后’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型仍然需要深刻的理论建构的眼光。在“‘后’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并没有放弃理论对话的努力，更没有遗忘理论建构的责任，“‘后’语境”在多维地影响中国文论的理论格局之时更激发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信念。

理论建构的信念首先离不开对西方现代文论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移植的效果的合理反思和评价。西方现代文论有着它自身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现代性现实，当它在中国文论开启现代性历程之后被中国文论引介之时，不可避免地在表达方式、理论体系、话语实践等诸多方面与中国文论话语产生“时空错位”。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开始受西方现代文论影响的时候，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就没有忽视这种“时空错位”所造成的理论误读及其应用性的偏差。经过近20年的努力，目前来看，清理这种误读与偏差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曾繁仁先生就曾深入研究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与西方现代文论之间存在着的“时空错位”问题。在他看来，西方现代文论是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事实上在我国不仅存在着现代的生活文化状况而且存在着大量的前现代生活文化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引进西方后现代理论，特别是“解构”的后现代理论，必然与作为还在“建构”中的我国文学理论存在着重大的语境差异，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应该充分认识到不同语境的差异。[※注]钱中文先生也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相当普遍地摒弃了旧有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转向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来说，这固然满足了求新、求知的欲望，但是也产生了理论的错位，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来说，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具有自主精神的理论话语，确立文学理论的主体性。[※注]有的研究者也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西方文论影响下的理论“过剩问题”，[※注]也是对西方“后学”思潮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接受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很多有启发性的见解。

从文化语境上看，西方“后学”思潮与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存在着不可通约的间隔，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系统整理和消化当代西方文论的新现象、新思潮、新发展、新趋势，并有效地与中国当代文学现实相联系，以增强中国文论的生命力，仍然是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尽管这种客观的现实会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对西方“后学”思潮的看法，但经过了近20年的时间，这种“间隔论”基本上仍然能够在理论建构与理论发展的眼光中保持借鉴与拓展的适度心态，进而走向深入的理论探索。曾繁仁先生系统地探索了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他提出，西方后现代文论之“后”的文论也有一种通过对于现代性之反思超越走向建构的意味，特别包含对于现代性中不恰当的唯科技主义、唯经济主义与工具理性的一种反思超越，通过对于这种具有绝对性的形式“结构”进行“解构”，进而走向建构一种新的具有“共生”内涵的理论形态，这样的具有“建构”内涵的“后现代”对于我国是有着借鉴的价值的。[※注]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如何借鉴西方“后学”思潮上有一定的启发。高建平先生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美学与文化多样性问题研究，在积极参与和构建中国美学、中国文论与西方美学的对话中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取得了很多值得关注的优秀成果，在西方“后学”思潮崛起与文化多样性日益明显的形势下，他的文学理论研究和美学研究更多地强调树立走出“美学在中国”、建立“中国美学”的意识[※注]，他的工作具有深刻的当代意义，特别是对中国美学与文论如何在“‘后’语境”下走出“失语症”的阴霾，完善理论建构的任务有重要的意义。陶东风先生、金元浦先生近年来致力于当代文化研究，陶东风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原则和发展方向，受到了高度关注，同时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范式转化中做了积极的探索；[※注]金元浦先生更多地从历史总体发展的大趋势和现实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深入探讨当代文学研究中发生的所谓“文化转向”的根源与表现，[※注]并在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层面上做积极的应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中值得认真对待的研究成果。类似的成果还有很多，种种探索的成绩证明在“后学”思潮的涌入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并非完全放弃了理论自主性与自律性理想，也并非忽视了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现实的具体情境，西方“后学”思潮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与“话语移植”的过程使得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与第一世界批评理论界日趋“接轨”，并将中国文论置于多元化、多极化、碎片化的、众声喧哗的“后现代”理论大联唱之中，在这个情势下，中国文论对西方“后学”思潮的接受不完全是重建中心的策略与手段，也并不意味着单一的批判，有效借鉴西方“后学”思潮合理因素进而走向理论的超越，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来说，这并不遥远。

任何理论的建构都离不开明确的立场与发展方向，在“‘后’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中，“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则指导下，立足于经过百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逐步建构起来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借鉴吸收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两大理论资源，用以应对、回答、解释、解决文学的新现实和新问题，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逐渐结合过程中综合创新，努力使古今、中西相融合，从而使新世纪文艺学一方面具备源源不断的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在理论建构上能够不断破旧立新，在创新中逐步完善，在动态建构中取得与文学现实和实践的相对平衡，进而使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获得新的生机，产生新的活力”[※注]。这种提议代表了一种集中的看法，同时也预示了理论建构的原则与方向。而“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创建我们当代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这样才能在21世纪的世界美学中取得我们应有的一席地位，同国外美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和真正的思想交流，为美学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注]，这种观点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目标。这也是我们重视“‘后’语境”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最终归宿之所在，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任务十分艰巨。在任务面前，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并没有将“建构”流于口号，而是在深入的理论反思与批判中做出了很多富有实效的研究，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文论”、党圣元先生对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科学术理念和方法论的反思以及对古代文论现代化的深入研究，[※注]杜书瀛先生对全球化问题的深入研究，[※注]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拓展，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当代文论与西方现代文论较为冷静的对话性。在“‘后’语境”下，中国当代文论并没有完全“失语”，更没有失去理论对话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后学”与“‘后’语境”让中国文论获得了重新检讨理论缺憾与学科局限的机会，让中国文论在文化多样性面前获得了综合发展的可能，在多元复杂的文化时代，中国文论在世界文学理论的格局中正不断前进，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没有“终结”，中国文论更没有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