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

新中国文艺政策，从共时性的角度看，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结构体系，但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则有一个逐渐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正确把握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及发展过程，对于深入理解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新中国文艺创作及理论批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从历史源头上讲，应该追溯到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所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如果把新中国看作是一个特定的时空阶段，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则可以说起于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此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可称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66年4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发表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可称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挫折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到20世纪80年代末，可称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调整阶段。第四个阶段，从1991年3月出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当前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见》以及1991年7月出台《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至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称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转型阶段。第五个阶段，从新世纪开始，新中国文艺政策得到空前的丰富、完善和发展。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时的名称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新中国文艺的开始，也是新中国文艺政策建构的开始。第一次文代会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文艺现象，也可以说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文艺现象和政治现象。从文艺政策学的角度解读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有关文件[※注]，理应成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新中国文艺政策建构的角度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值得特别重视。

第一，第一次文代会开创了一种处理文艺与社会政治关系的模式，即用这种受到执政党和政府（尽管当时新中国的政府机构还没有正式成立）主导的代表大会的形式来表达执政党的意志，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统一大家的认识，明确奋斗目标。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记载，第一次全国文代会1949年7月2日在北平召开。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的召开极为重视。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向大会发来了贺电。7月2日大会开幕，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到会致贺词，董必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华北局向大会表示祝贺，中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陆定一也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7月6日，毛泽东亲临大会会场，并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毛泽东总共讲了六句话：“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革命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周恩来副主席则向大会作了长篇政治报告。大会中的几个重要报告，包括周恩来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提纲》，以及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等，既全面总结了新文艺发展的历史规律，代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同时也是党和政府意愿的集中体现。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党中央对新中国文艺事业异乎寻常的关心和重视，但这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和掌控。因此，第一次文代会的有关安排和大会形成的文件既反映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更是党和政府意志的体现。这就使这些文件具有了文艺政策的意义。换言之，是文代会的特殊方式使第一次文代会的有关文件成为政策。而且，这种方式从此被沿用下来，成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第二，第一次文代会产生的几个主要报告，在指导思想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都反复强调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方针。这表明，第一次文代会的这些文件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履行了制定政策的有关程序。这也是第一次文代会文件具有政策意义的重要原因。

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是整个第一次文代会的纲领性文件。该报告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概括介绍了三年解放战争的大致过程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要求文艺界的同志“一定不要忘记表现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但周恩来又号召“精神劳动者应该向体力劳动者学习”，因为精神劳动者“容易产生一种非集体主义的倾向”。报告的第二部分则集中谈到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团结问题；第二，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第三，普及与提高问题；第四，改造旧文艺的问题；第五，文艺界要有全局观念的问题；第六，组织问题。其中，周恩来对文艺界的团结问题、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阐释以及关于文艺界组织问题的原则性意见值得特别注意。

除了周恩来的报告外，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总报告》着重谈了“我们的文艺运动的性质和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在政治革命上是这样，在文化革命和文艺革命上也是这样”。又认为，“三十年来的新文艺运动主要是统一战线的文艺运动”，应该进一步加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此基础上，郭沫若还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茅盾的《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提纲》主要总结了“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并且特别提到：“从斗争的总目标上看，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是一致的；从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看，双方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而就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的主流来说，最近八年来也是遵循着毛主席的方向而前进，希图同人民靠拢的。”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重要性主要在于，周扬以解放区文学的经验和成就无可辩驳地确证了第一次文代会所确立的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第三，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虽然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确定为新中国文艺的基本文艺政策，但由于当时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府，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想象中的新中国文艺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因此，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制定的新中国文艺政策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对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在结构上还远不够完备。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所形成的具有政策意义的文件主要有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几位领导人的报告以及《大会宣言》等。这些报告以周恩来的报告谈到文艺方面的六个问题最为详细，但归结起来主要也就是两个问题，即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和怎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新中国文艺发展中的许多政策问题，例如戏曲改革问题、“双百”方针问题、对于中外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文艺人才培养问题、文艺批评问题等，都是以后才逐步提出并形成的。另一方面，当时这些文艺政策在功能上也主要起的是政策的协调功能和引导功能，政策的制约功能在当时并不占主导地位。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及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对文艺采取了一种较为宽容的姿态和宽松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界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这种文艺政策宽松的情形。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之后，新中国文艺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甚至是曲折的过程。这一建构的过程大体上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才基本告一段落。期间，1956年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双百”方针、1957年周扬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61年6月周恩来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62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的公布等，是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文艺政策事件。显然，由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文艺发展的大起大落，新中国文艺政策本身也出现了变化和反复，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节 《纪要》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挫折

1966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的出笼，可以说是新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曲折。

在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史上，事实上一直存在着歪曲偏执和科学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并不限于文学艺术，而是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里都有所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文艺批判运动”、1957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运动、1959年文艺界的反右倾等，都是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偏离。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对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更是以相当严厉的口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艺术进行了批评，认为中国文联及其所属的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称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这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以及《纪要》的产生过程，根据《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1979年5月3日）中的说法：“一九六六年二月，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步骤。一九六六年一月底，江青窜到苏州找林彪、叶群密谋策划。随即由林彪指令总政治部派人到上海参加江青召开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为江青插手部队文艺工作提供条件。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在会上系统地抛出了她蓄谋已久的反党意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的纪要由江青和张春桥、陈伯达亲自加工、整理成文。《纪要》把林彪吹捧江青‘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话载入正式文件。同时，还规定部队文化部门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纪要》抛出以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关、戚等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更加大肆吹捧林彪，吹捧《纪要》，特别是吹捧江青，把她封为‘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以后，又把‘黑线专政’论从文艺扩展到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公安等其他各条战线。”1966年3月12日，林彪在《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中对《纪要》作了进一步介绍，认为：“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注]经过了这样一种最高决策程序之后，1966年4月16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在中共党内发表。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在没有提及座谈会和《纪要》的情况下，披露了《纪要》的基本观点。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公开发表《纪要》全文。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以及《纪要》标题和文中的林彪名字被删去。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请示，正式撤销《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通知”指出：“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纪要》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结论，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的，也是完全不符合我国文艺战线的实际状况的。《纪要》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领导的文艺事业，从根本上篡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篡改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纪要》在‘破除迷信’和‘彻底革命’的旗号下，排斥一切中外古典文学的优秀遗产，全盘否定我国三十年代文艺的重大成就，从而彻底践踏了‘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荣传统，贬黜了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以来的无产阶级文艺，推行反动的文化虚无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纪要》不顾文学艺术事业本身固有的规律，设置了许多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禁令，完全抛弃了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和党领导文艺的一系列无产阶级政策。《纪要》贯穿的思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反民主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纪要》推行的路线，是林彪、‘四人帮’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

从政治上讲，《纪要》的出台标志着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合谋”的开始，并且力图运用文艺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工具。但从文化的立场上看，《纪要》的诞生则标志着中国当代激进主义文艺政策的全面登场。《纪要》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实际上《纪要》本身则始终贯穿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想路线。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纪要》在对新中国文艺的基本评价上抛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艺术，称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并且还提出“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文化虚无主义”立场。其次，《纪要》在对文学艺术发展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孤立的、静态的文艺发展观，一方面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时期了”；另一方面，大肆鼓吹所谓“样板戏”，认为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标志着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再次，《纪要》在观察文艺问题的思想方法上运用的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把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简单化，把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绝对化和模式化，并且炮制出有关的清规戒律。《纪要》在提出所谓“根本任务论”的同时，要求“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总之，《纪要》以其作为“文化大革命”中文学艺术基本政策的地位，既对新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作了简单粗暴的否定性评价，又对以后文学艺术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限制与障碍。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文艺政策的调整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文学艺术的发展，也面临重大的政策调整。

其实，对于“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已经开始。1972年7月30日，毛泽东在同李炳淑的谈话中提到：“现在剧太少，只有几个京剧，话剧也没有，歌剧也没有。看来还是要说话。”[※注]沿着这样的基本思路，1975年，毛泽东对委以重任的邓小平专门谈到了文艺问题。毛泽东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注]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江青的谈话中再次谈到“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注]，并在1975年7月25日对电影《创业》作出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注]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发表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著名讲话，其中讲到：“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针对“四人帮”写作班子有意不提毛泽东关于文艺“百花齐放”的方针，邓小平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注]因此，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可以看做是此前就已经开始的文艺政策调整的延续，当然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政策的调整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和文学艺术的原因，也有着此前所不可比拟的规模和内涵。

20世纪80年代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与新时期整个社会发展一样，是从几个层次依次逐渐展开的。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首先是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开始的。这种所谓拨乱反正的内容主要是对于“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激进主义的文艺政策的反拨，目标则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恢复。这一过程包括了几个方面：一是结合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拨乱反正，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彻底的否定，对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历史的评价，使新时期文艺政策方面的拨乱反正有了一个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这之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重大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和界定，成为在文艺问题上拨乱反正的重要政策依据。二是对过去执行错误的文艺政策所带来的后果也进行了重新甄别，平反了一大批文艺界的冤假错案，为大批文艺工作者恢复了名誉。三是从文艺政策方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文艺政策进行了逐步深入的清算，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请示，正式撤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及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发表了“祝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文艺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艺政策调整的指导方针。尽管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有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但其总的方针，仍然是沿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制定的政策，特别是邓小平的“祝词”所指出的方向前进的。

其次，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逐步恢复和新的文学秩序的逐步建立，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在基本上得到恢复的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轨道和中国当代文艺政策体系的基础上，面对新形势和新需要，做出新的适应性的调整，包括对过去认为正确的文艺政策在新的历史水平上进行反思，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艺政策问题做出初步探索。例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一直是我国当代一项基本的文艺政策，也是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随着对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认识的深化，原来立足于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显然不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邓小平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注]在此基础上，《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并对这一新的文艺政策思想作了全面阐述，使之成为对原来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完善，并成为指导新时期文艺发展的政策依据。又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以来，就被确立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标准，具有文艺政策的指导意义。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这是很好的。”此后，经过历次文艺批判运动的统一思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成为社会主义文艺主要的创作方法，而且成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非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仍然被当作“异端”来看待。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潮流大量涌入，文学观念开始逐渐发生改变。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观念及其作品已基本上为国内读者所接受，原来定于一尊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被新的多样化局面所取代。有关现实主义的文艺政策也逐渐得到改变。

再次，20世纪80年代文艺政策的调整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值得注意。本来，政策的本质就是一种政治措施，再加上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过去文艺政策的制定基本上只是用来解决文艺发展中的一些方向路线的大问题，对文艺规律较少涉及，甚至有的文艺政策与文艺发展规律相违背，既影响到文艺政策的质量，也对中国当代文艺事业的发展带来负面效应。80年代文艺政策的调整，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文艺政策的制定，更加重视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相适应。1985年胡启立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祝词”第一次提出，要把“创作自由”的旗帜鲜明地写在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上，表明对于文艺创作规律认识的深化。对于胡风案的平反也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事件。最初对胡风的平反决定只是从政治上给胡风平了反，但仍然坚持20世纪50年代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否定性结论，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随着对于文艺规律认识的深化，最后决定放弃原先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政治评价，使其在文艺论争中由文艺家自己去加以认识和评价。这无疑也反映了文艺政策制定的界限和范围有了更深入的展开。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文艺政策原先没有涉及的文艺经济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并被逐渐作为政策问题提出和给予解决。1988年9月，《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正式出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策主体对于文艺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对于文艺规律的尊重。这就为新时期文学艺术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四节 20世纪90年代文艺政策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包括文学艺术发展，曾一度陷入徘徊的局面。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为90年代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整个社会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促使90年代的文学艺术以及文艺政策发生新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文艺政策的转型是与新时期整个中国社会和文艺发展的转型密不可分的。90年代文艺发展的转型是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历史转折，其意义和作用不亚于新时期初期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其基本特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文艺发展的新的历史平台，由此带来文艺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包括文艺机制的市场化、文艺价值的多样化以及文艺地位的边缘化等。这就对90年代文艺政策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更具有革命性变革的要求。因此，90年代文艺政策的转型要解决的基本政策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处理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协调文艺发展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合理关系，促进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问题；二是要处理好在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的同时，进一步按照文艺自身发展规律，促进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问题；三是要处理好坚持依法办事和进一步完善当代文艺政策体系的问题。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这一转折的理论基础，是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来之不易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在1992年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注]怎样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正是邓小平的这些的精辟论断，极大地推进了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文化艺术产品也随之进入市场，带来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市场规律与艺术规律的矛盾问题。艺术在过去主要被理解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和象牙塔内的东西。“但是从另一意义上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它像别的东西一样，是一种经济方面的实践，一类商品的生产。批评家，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很容易忘记这个事实，因为文学是处理人类意识的，这就会诱使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局限于这个领域之内。”[※注]文学艺术成为一种特殊商品之后，仍然有一个按艺术规律办事的问题。与之同时，文艺生产的诸多市场规律问题如成本、利润、销售渠道、购买者的口味、包装策略等问题接踵而至。这就需要国家和政府制定适当的文艺政策，正确处理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协调文艺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合理关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改革过去不合理的文艺体制，既讲文艺的社会效益，也讲文艺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文艺事业健康发展。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文艺与经济关系的政策，如1991年2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关于加强演出市场管理报告的通知》，1991年7月21日《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1996年11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等。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之于文学艺术，既不是馅饼，也不是狼来了，而是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还与国家和政府有着远较过去更为密切的关系。政府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和组织者，为保证国家利益和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对社会实施有效的组织和控制。在传统社会里，这种组织和控制的方式表现得非常简单，其影响和作用也相当有限。但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达，对社会进行有效组织和控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以文代会和文联、作协等组织对文学艺术事业实施有效的组织和控制，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现阶段历史要求的文艺组织方式，对新中国文艺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事业组织方式也存在一些重要缺陷。胡风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过尖锐批评。“双百”方针提出后，也有评论家作过呼吁。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对文艺发展规律缺乏深刻认识，对文艺家的创造性劳动缺乏应有的尊重。而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要处理好在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的同时，进一步按照文艺自身发展规律促进文艺事业健康发展。正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重大问题，党中央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方针政策。

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建构还有一个自身不断完善的问题。这在过去，主要是文艺政策的指导思想受到较大的限制，文艺政策的内容还比较狭窄，文艺政策的实施方式也还比较简单，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原有的不足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造成文艺经济方面的政策的缺陷与不足日益突出，需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与之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和法治进程的加快，文艺立法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就对文艺政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的挑战。政策和法律，都是社会调控的有效手段。民主政策既具有政治措施的原则性，也具有某种灵活性；政策具有鲜明的党派性，但党的文艺政策又必须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政策自然需要得到有效贯彻，却又不具有强制执行的特点。这些特点使文艺政策在新中国文艺事业中如鱼得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社会调控手段的历史发展看，法律具有适应面广、操作性强等特点，具有比政策更为普遍的适应性的历史特征。因此，国家对于文艺事业的调控，从文艺政策到文艺法，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在我国现阶段，文艺政策和文艺法，有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需要一方面结合文艺发展的新的历史特点，把文艺立法尽快提上日程；另一方面，继续完善现有的文艺政策体系，使之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第五节 新世纪文艺政策的发展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历经波折的新中国文艺政策以崭新的姿态，臻于完善、丰富和发展。

新中国文艺政策主要有三种文本形态，即典型文艺政策文本，准文艺政策文本和超文艺政策文本。典型文艺政策文本，是指党和国家制定并实施的有关文艺问题的政策文件；准文艺政策文本指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就文艺问题所发表的重要著述和讲话；超文艺政策文本，是指通过有关文艺的重要会议、评奖及相关活动所显示的政策意义。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最高层面还未发布过典型的文艺政策文本。2001年12月1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11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是新世纪最重要、最权威的国家文艺政策宣示和文艺工作指南。

第七次文代会、第六次作代会，是新世纪文艺界的第一次盛会，会议开得隆重而热烈。江泽民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说：“人类已经跨入了新的世纪。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先进的精神文明。实现这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推进两个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肩负着重大的职责”。江泽民在讲话中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四个“希望”：一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投身并深刻了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推进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繁荣；二是牢记人民是文艺工作的母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这个真理；三是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四是高度重视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工作。[※注]

时隔五年后，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6年11月10日在北京隆重开幕。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在讲话中，进一步高度肯定了文艺工作在革命、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高度赞誉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如火如荼的和平建设时期，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响应人民和时代的召唤，高掣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进步号角，通过各种艺术方式讴歌人民，昭示光明，凝聚力量，鼓舞人心，激励亿万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努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在讲话中以四个自然段，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一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二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三要大力发扬创新精神，积极开拓文艺的新天地；四要做到德艺双馨，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广大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按照建设和谐文化的要求，自觉投身亿万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和更好未来的伟大实践，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文艺形式，努力生产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精品力作，积极推进我国文艺创新和繁荣，为全民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党和人民的期待，也是时代的召唤”。[※注]

江泽民和胡锦涛都要求各级政府，要热心服务，大力支持，不断提高领导文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制订规划，完善政策，改善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扶持和表彰奖励优秀文艺人才和文艺作品，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机制。他们同时要求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正确文艺方向，发挥自身优势，履行好联络协调服务职能，起好桥梁纽带作用。

新中国文艺政策的酝酿建构，蕴涵着诸多丰富的元素，如因时应世，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文艺创作和发展的规律，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文艺的功能和作用，等等。而无论从文本宣示抑或实践操作来看，都可以说新世纪以来文艺政策正在走向兼容、通达、超拔、完善和拓展。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新世纪以来，国际局势和中国社会都发生进一步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正如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的：“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注]这“四个深刻”，不仅是中共中央提出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和依据，也是人们理解和践行国家文艺政策的时代线索。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也明显地体现在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上：

第一，文化观念与学术理论多元共生，冲撞互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魅力和影响日盛。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西方文化处于霸权地位，他们在架构文化与文学的观念时，很少吸纳中国元素。意大利的维柯不无诙谐地说：“中国在几百年以前还和世界其他部分隔绝，出自虚荣地夸口说中国比世界哪一国都更古老，可是经过了那样长的时间，现在还在用象形文字书写。”[※注]甚至2001年，在各国学界很有影响的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来中国在北京和上海等地访问演讲时，还认为中国文化是游离于世界文明之外的。林林总总的事例，都能说明，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学界和民众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视野，存在着很大的偏见。不过几年的时间，儒学成了世界热门学问，汉语成了世界的热门语言。这之间，倒过来又出现另一类偏颇论调，就是夸大中国的力量和影响，甚至提出“中国统治世界”或“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设想。由于西方观念多年来变化小、发展慢，而中国短时期变化大、发展快，导致西方一些人常常眼花缭乱，形成种种对中国的误读。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偏概全，西方一些大思想家、文学家，如歌德、伏尔泰、雨果和普希金等，向来是神往并积极评价中国的。伽达默尔更是倡导“二百年内人们确实必须学习中国语言，以便全面掌握或共同享受一切”。[※注]至于我国，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很多仁人志士积极别求新声于异邦，热情学习引介外国一切有益于国家强盛进步的东西。新时期以来，我国学界大量地译介了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弥补了某种空白，激活了学科建设和文艺创作。同时，也产生了某种偏颇。比如有的论者认为西方文论资源“成为中国文论的主要思想资源”，是“未来中国文论学科和教材的基础”，这样的推断显然是不妥当的，这既忽略了中国文论的传统资源和本土智慧，也缺乏多元共生，互补互促，以我为主的学术意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文艺方法论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其一，用新方法分析作品时忽略‘文学性’”，“其二，忽略多种研究方法的互补性”，“其三，为方法而方法而不是去分析方法之目的”。[※注]近年来，我国主流学术在沟通、对话的学术语境中，在新世纪全球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文论建设及美学建设等多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完成和正在完成许多重大的科研项目。很多作家、艺术家也吸纳借鉴了国外文艺创作的新方法、新理念与新技巧，扩大了自身创作的艺术张力，推动了文艺的多彩多姿。

第二，时代催生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势必形成多元共生、互补互促的生动局面。由于市场化的渗入和媒体的发展，文艺队伍产生分化。以文学为例，传统文学的体裁以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影视戏剧文学为主。题材分为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等等。近年来的文学创作，无论从题材、题旨，还是从体裁、写法上，都比以往有更为宽广的拓展，更为多样的进取。文学队伍得到扩大，到2009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达7000多人。

所谓“非传统文学”中，发展势头最强劲的是“网络文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注册的文学网站已经达到了3000多家，比较知名的有20多家。这些网站有些偏于题材分类，如小说、诗歌、散文；有些则偏于类型写作，如校园文学、青春文学和玄幻小说等（参见包明德、陈福民主持的国情调研成果：《当代文学生产、传播与影响的调查与分析》）。

同时应该看到，在传统文学繁荣的背后，也有斑驳和荒芜。以长篇小说为例，每年出版的数量接近千部，但佳作还不多。“茅盾文学奖”从1982年第1届到2009年第7届，评上的34部作品，从文本的内核到结构，从题旨、价值、情感到语言，总体上代表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创作水平。但调查显示，其中一些作品并没有更广泛地进入读者的视野，未能产生应有的艺术效应。网络文学大多文学元素贫弱，写法上相对稚嫩，甚而非理性因素浓重。然而也确有些作品鲜活灵动，有生活绿意，可读性强，加之写作门槛低，传播快速，受众面广。

文学的终极关怀是光明、和谐、进步和美好，它不可动摇的元素是意义和价值，还有优美的语言和智慧的技法，等等。在新世纪多彩宽松的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势必会互补互促，多元共生，找到契会点，共同确立文学的尊严，构建文学的中国精神。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还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注]这些话语，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化建设、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期待、引领和规约，也凝结了学术界和文艺界的崇高使命和时代职责。

胡锦涛在“两会”上的讲话，引起热烈反响，与会的作家、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综其要义有下列四点：

第一，讲话对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的文艺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讲话中提出的许多新的论题，新的理论需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加以落实。八次文代会和七次作代会是新世纪文艺工作者的盛会，讲话是引领中国文艺工作者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繁荣社会先进文化的纲领性文件。

第二，讲话中出现最多的词是“人民”、“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当前文学作品题材丰富了，但真正贴近人民生活、反映时代的作品还需要努力，有巨大艺术震撼力的作品还不够多。文学应带头创建和谐文化，文学在当今社会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精神和价值取向。

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要有和谐文化。和谐文化不是单指对一部作品的要求，而是指文艺呈现的多样性、包容性，文坛只有异彩缤纷、百花齐放，才可能有和谐的局面。和谐文化就是把对立的、冲突的矛盾转化为共生的、互利的、融合的文化。“和谐”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

第三，身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文艺工作者感到无比自豪和幸运。中国的发展强盛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敬重，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富于时代品貌和艺术魅力的作品，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和时代进步中，是义不容辞的。讲话把文学艺术提到软实力高度，既具有政治性、思想性，又具有文学性，对文艺家具有意识上的冲击力，为当今文坛注入一股鲜活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第四，讲话强调创新，对创新中的失误要宽容，但创新不能割断传统，某些“颠覆传统和经典”的论调，是不利于创新的。我们要继承真善美和人类良知。现在文化发展还有困难，因为现实的变化快，不了解不熟悉的东西太多，需要奋力适应时代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