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中国文艺学界了解外国文论的重要途径，构成了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6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始终是与国外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联系在一起的。本章旨在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理论译介工作及其影响进行回顾，同时兼及与文艺理论有交叉地带的美学和哲学领域的相关情况。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理论的译介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介绍苏联文论为主；80年代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转向思想启蒙，以译介欧美西方文论为主；以及从90年代末开始的与西方文论的对话。如果说50年代的翻译受到政治理性的指引，那么80年代的翻译活动是在启蒙理性的统领下进行的，而9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的翻译工作则是受学术理性的驱动。在翻译组织者的立场和态度、翻译文本的选择及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等层面都可以看出这种内在逻辑。这些外国文学理论资源，形塑了当代中国文论界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话语系统和批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20世纪50-60年代：全面借鉴苏联文艺理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到50年代，出于意识形态建设和构建新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现实需要，中国学界对苏联文学和文艺理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走上了全面借鉴苏联文艺理论的道路。译介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内容上，苏联文艺理论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例如，在当时最具影响的刊物之一《人民文学》杂志的创刊号“发刊词”中，强调“最大的要求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注]可以说，官方和理论界的有意推动造就了这一阶段的苏联文论译介的繁荣景象。即便到了50年代末，中苏关系交恶之后，这种情况也并未有太大改观。

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文艺与政治密不可分，政治高层对文艺问题关心备至，常常以理论的形态或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做出直接指导。从苏联方面来看，最高领导人如列宁、斯大林等人都曾对文艺发展的方向做出过指示，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负责人如卢那察尔斯基、日丹诺夫等人对文艺理论问题也多有论述。30-40年代，对苏联文艺界影响最大的是著名的“日丹诺夫论断”，日丹诺夫时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联共中央书记，这样的政治地位，意味着他的文艺主张实际上代表着苏联官方指导思想。他强调艺术的思想性、人民性、阶级性、党性和社会意义，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上，极力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日丹诺夫推崇古典原则，用西方现当代文学艺术创作方法（如“为艺术而艺术”原则、唯美主义等）而创作的作品则被斥为市侩主义和庸俗趣味，认为它们是腐朽的、有毒的。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现代主义、形式主义等现代流派，一律被概括为“资产阶级思想”。他对于这些艺术思潮的基本判断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颓与腐朽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学的衰颓与腐朽，这就是现在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学状况的特点和特色。”[※注]同时，他通过一系列的大批判来实践这种观点，对国内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进行粗暴的打击。在1947年6月举行的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一书的哲学讨论会上，日丹诺夫作了一个批判性的发言，宣布要在“完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下，“向国外敌对思想，向国内苏联人意识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作全面的进攻”[※注]。这样一种对待非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文化的立场，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文论界对待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的态度。

苏联官方对待文艺理论的指导原则，对于将苏联理论界思想原则奉为圭臬的中国学术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可想而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高度政治化的苏联文论成为新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主要依据。反映在外国文论译介领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和苏联文论为主。这个时期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问题的经典论述，如《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J.弗莱维勒编选，王道乾译，平明出版社1951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苏联的米·里夫希茨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四卷本）（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1966年版）[※注]、索洛维耶夫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曹葆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司徒真译，新潮书店1950年版）、《论托尔斯泰》（林华译，北京中外出版社1952年版；立华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克拉斯诺娃编的《列宁论文学》（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等等。从编选者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个别情况外，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大部分都是从苏联学者编选的文集转译过来的。这些经典论著的译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做了有力的铺垫。

在这一时期，在苏联方面的大力举荐下，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别林斯基（别列金娜选辑：《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辛未艾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生活与美学》（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辛未艾译，第一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等人的文论著作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文艺理论教材和文艺研究的重要内容。另外，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高尔基（《苏联的文学》，曹葆华译，东北书店1949年版；《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文学论文选》，孟昌、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文学书简》，曹葆华、渠建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965年版）、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经过系统的翻译和有意识的推介，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苏联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权威地位还体现在文艺理论教材的引进方面。50年代，先后引进了苏联文论教科书十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作为“苏联近年来唯一的一本大学文学理论教科书”[※注]的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共分三部，由平明出版社在1953、1954年出版，查良铮译）；1954年春至1955年夏，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为文艺理论研究生授课时的讲稿基础上形成的《文艺学引论》（此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翻译，于1956年由北京大学印刷厂付印，后经整理于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柯尔尊在1956-1957年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生和进修教师讲课时所使用的讲稿《文艺学概论》，由该系外国文学教学组翻译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出版。此外，谢皮洛娃所著的《文艺学概论》（罗叶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杨成寅译，朝花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也都相继翻译过来，成为中国高等院校文艺理论教学的主要参考书，也成为中国文艺理论教材写作的范本。在此期间，中国出版了一批文艺学教科书，基本都是沿袭它们的框架体系和语言范式，其中比较权威的如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虽然可以看到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教材的努力，但仍未跳出以上框架，实际上是在文艺理论教材编写领域确立了“苏联模式”。

这个时期，翻译篇目和内容的选择都与当时的政治决策有直接关系，着重译介那些强调文学本质的反映论、文学创作的典型化原则、文学评价的阶级性、社会性和人民性的苏联文论。例如，与捍卫苏联官方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相呼应，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组编了《苏联文艺理论译丛》，其中包括《苏联作家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后的有关言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收录了苏联文艺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次大规模讨论产生的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译文社编的《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除此之外，还有苏联学者的一些相关论著，如留里科夫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个问题》（殷涵译，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奥泽洛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若干问题》（戈安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阿·杰明季耶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文学的主要方向》（曹庸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特罗菲莫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艺术的创作方法》（牛冶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等等。这些论著，推动和加强了国内学界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坚持和研究，使之成为这个时期文学创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

与苏联文论译介“一边倒”的局面相比，这一时期的西方文论译介相对处于弱势。由于苏联对待西方现代理论的否定态度，欧美国家的文论一概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而遭到拒斥，中国学界对西方的文艺理论的译介不多，主要以古典和近代文论为主，有几套具有代表性的丛书或文选值得一提：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文艺理论译丛》，于1957年创刊，最后一期出版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共出版了17期。1958年12月的第6期出版后，因故停出，于1961年复刊。复刊后，在内容上，仍然沿袭原来的选文宗旨，即“要有计划地有重点地介绍外国的美学及文艺理论的古典著作，包括各时代各流派的重要的理论家和作家有关基本原理以至创作技巧的专著（摘要）和论文。但是不拟刊载当代的文章或资料了，因此改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注]。更名的目的在于更加名副其实，但是也彰显了在内容选择上的一个基本趋向，即只选择西方古典文艺理论译著，而不再刊载当代的论著。该译丛选取了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20世纪整个西方文艺批评史中的名家名篇，每一期都围绕一位作者（如《文艺理论译丛》第2辑里刊载了巴尔扎克本人的4篇文章和雨果、泰纳、左拉、布吕及耶尔等人针对巴尔扎克的评论文章、《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辑、第9辑都刊载评论莎士比亚的有关文章）或一个课题选择论著（如悲剧理论、喜剧理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在译者的名单中，可以看到宗白华、朱光潜、吕荧、李健吾、陈占元、王道乾、金克木、缪灵珠、冯至、卞之琳、曹葆华、汝信、柳鸣久等人的大名。由此可以看出，该译丛从作者到译者的选择都基本遵循“名家名译”的原则。

另一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所编的《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与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在同一年（1961年）创办，前两年共出版6辑，为不定期的内部丛刊。“内容偏重学术方面，每辑都有一个中心，如第一辑是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二辑是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第三辑是谈当代美学问题，第四辑是关于比较文艺学与其他反动的资产阶级美学流派，第五、第六两辑是论述古典的美学和文学理论”。[※注]清一色都是苏联学者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中国读者只能透过苏联学者的眼睛，以间接的方式了解西方文艺理论。从1963年开始，改为双月刊，并注明“内部发行”。在1963年第1期的“编后记”中对改版后的方针做了补充说明：“今后我们的任务是译载世界各个重要国家最近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包括现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章，供国内文艺理论工作者、文艺教学工作者以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参考、研究或批判。”[※注]改版后的刊物内容、主题更丰富，也不再限于苏联学者的论著，而是涵盖世界各国的重要理论文章，更直接地反映了外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动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增刊”》出版的文艺理论“黄皮书”，包括：《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1963）、《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写战争问题》（1963）、《苏联青年作家及其创作问题》（1963）、《苏联文学与党性、时代精神及其他问题》（1964）、《苏联一些批评家、作家论艺术革新与“自我表现”问题》（1964）、《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上、下册，1965）、《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1965）。扉页上注明了是“供内部参考”，在此书的“编辑说明”中说：“为了了解和研究苏联近年来的文艺思想，我们编了这套内部资料。内容包括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党性、真实性、时代性、写战争、正面人物、传统与革新、自我表现等问题，以及有关苏联青年作家的材料。文章是从1959 年以后的苏联报刊、书籍中选译的，大部分是全译，一部分是摘译。”[※注]这几本黄皮书，是中苏关系走向恶化后，作为“反面参考资料”提供给国内文论界的。

196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所编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分上、下编），该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1960年左右形形色色的英美资产阶级文艺论述当中选译重要的文章或章节，借此提供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一个简括的面貌”，并按共同倾向将文选分编成辑。对于一些积极关心政治、表现出“左”倾倾向，“认真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文人，该书认为“超出了资产阶级的范畴”，不予选择，而对于那些一时投机，“搬弄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文艺论著”的文章，就性质说，“形成了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一个变种”[※注]，因此选入编为一辑。在“后记”中，编者将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主流定性为“反动的”，认为“它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思想的腐朽性和腐蚀性”，[※注]在该书的封面和扉页上都印有“参考资料 内部发行”的字样，可见，编译此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批判。

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些古典美学著作，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吴献书译，1957）、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宗白华，韦卓民译，1961）、帕克的《美学原理》（张今译，1965），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组织翻译了一批西方文艺理论经典著作，如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1958），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任典译，1959）、《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1963）、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罗念生译，1962）、贺拉斯的《诗艺》（杨周翰译，1962）和丹纳的《艺术哲学》（傅雷译，1963），等等。

另外，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上、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选取了从古希腊到19世纪的“具有代表性、有创造性并对当时和后代有影响的”[※注]西方文艺理论，为更清晰、全面地了解外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以上这些西方古典译著在翻译质量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在五六十年代，组织翻译和出版这些以西欧古典文论为主的书，体现了编选者的学术勇气和非凡眼光。当然，这样一些工作，是得到官方的默许或支持的。1962年4月时，为了纠正文艺界极“左”思潮，经中央批转中宣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文艺八条”）中有这样一条，即“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古典的和当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重要理论著作”，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艺术流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也“应该有计划地向专业文学艺术工作者介绍”。虽然是以“揭露和批判”为目的，但是对待外国文艺理论态度上的这种暂时性的松动，使得翻译出版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成为可能，从而为新中国文艺理论界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但是，由于在文本的选择上参照苏联模式，遵循政治标准和党性原则，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排他性，我们对于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仍然有着很深的隔膜，甚至闭目塞听，对国外学术界的动态和学科发展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甚至连朱光潜先生也将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西方文艺理论斥为“日趋腐朽颓废，‘主义’五花八门，故作玄虚，支离破碎……无须为它们浪费笔墨。”[※注]他的《西方美学史》没有介绍对西方现当代美学产生重大而深刻影响的尼采和叔本华的思想，就是这种观念的直接反映。当时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在讨论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现当代文艺理论家的观点时，往往持否定态度，而由于没有相关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通过引述的语言片断，脱离语境、凭借想象对其理论进行批判，常常不得要领。

总体说来，这个时期的翻译活动，系统、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译介苏联文艺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主要途径，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流地位，并决定了中国文艺理论界的理论构架、话语模式和评价标准。具体体现为：

一、在苏联模式影响下，文艺批评从政治功利角度出发，党性、阶级性成为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评判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理论和现实的需求，但是也造成了价值取向的单一性和片面性，甚至走向极端，阻碍了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上文提到的日丹诺夫是苏联极“左”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在“出版说明”中对日丹诺夫给予极高的评价，称赞他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杰出的活动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著名理论家和天才的宣传家、国际工人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对于苏联文学艺术和哲学研究工作的繁荣和发展起了极为巨大的推动作用。”[※注]日丹诺夫在苏联的影响主要是在三四十年代，而在中苏关系已经出现微妙变化的1959年引进他的这些带有非常露骨的文化专制主义特征的言论时，却仍给予如此坚决的肯定和赞扬，不自觉地忽视其恶劣影响，虽然同他的这些言论与当时中国的政治需要相吻合有一定关系，但也可见苏联对文艺的“左”倾态度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

二、这个时期文艺理论的关键词和话题大多来源于苏联文论，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文学的阶级性、党性、世界观、形象思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问题，等等。50年代“美学大讨论”讨论的美的主观性和客观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些讨论的移植和延伸。而哪怕是作为当时最为正统的研究领域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其深刻性和学理性也值得质疑。根据朱光潜先生的回忆，在50年代的讨论中，他“逐渐看到美学在我国的落后状况，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往往并没有弄通马克思主义，至于资料的贫乏，对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有时甚至缺乏常识，尤其令人惊讶”[※注]。话语的趋同、资源的匮乏以及对政治性的过度强调，使这一阶段的文艺学和美学研究在学术上趋于肤浅，缺乏建树。

三、在苏联的有意引导下，翻译篇目的选择也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例如，苏联官方对“别、车、杜”的理论极其推崇，而事实上，按照当时阶级划分标准，这几位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色彩。但是，对苏联的盲目崇信使中国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大举引进和介绍这些理论，在中国文艺学界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长期以来执行的单一标准在人们心中造成了一种印象，即把苏联文论理解成铁板一块，而事实上，译介过来的这些作品并不能代表苏联文论的整体。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个时期对苏联文艺理论的译介并不是全面的，而是有遗漏的。例如，俄国形式主义在苏联曾作为异端遭到清算，在这一时期中国基本没有译作问世；巴赫金曾因为政治原因遭到流放，他的作品直到80年代才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可见，苏联对待某些作家作品的态度引导着我们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我国的外国文艺理论译介领域投下了浓重的投影。

事实上，苏联文艺理论的翻译引进工作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苏俄文学理论中蕴涵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社会批判意识，对中国文学界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吸引力。1930年“左联”成立时专门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把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放在突出位置，俄苏文论自然地成为引入重点。瞿秋白、鲁迅、冯雪峰、周扬等为代表的左翼文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瞿秋白编译和翻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和《列宁论托尔斯泰》；鲁迅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冯雪峰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沃罗夫斯基的《社会的作家论》；周扬翻译了别林斯基的《论自然派》，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等等。这时期的很多俄苏文论都是从俄文以外的其他语种间接翻译过来的，其中以日文居多，这种情况到了50年代时已有了根本改观。有学者断言：“如果说解放前每七八本译著中只有一本译自俄语的话，那么到了50年代中期以后平均每十本就有九本是根据原文翻译的。”[※注]但是，二三十年代的翻译工作的意义在于，这些文学界、文艺理论界的领军人物致力于翻译俄苏文论本身就已在不知不觉间奠定了苏联文论的主导地位。苏联模式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甚至发展至毫无障碍地长驱直入，是由中国社会迫切的现实需要决定的。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治界和学界都在致力于摸索一条新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板，文艺与政治高度结合的模式正迎合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鲁迅所说的“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是这一思路在逻辑上在自然延伸，而5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氛围则为这一倾向逐渐走向极端提供了外部环境。可以说，中国对苏联文论的全面借鉴，早已经越出了文学的边界，而带有明显的革命功利主义的特征。

质言之，50年代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文艺学界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苏联文艺理论的态度是更强调坚持，而不是发展，造成机械式的挪用和移植。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是以俄苏为中介来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因而渐渐陷入了一个误区，即认为苏俄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在苏联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画等号，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苏联作家的阐释性论著不加分析地一概作为最高典范来译介和接受，对其顶礼膜拜。而这种盲目崇信必然导致误解，如受弗里契的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机械反映论的阐释，把一些苏联领导人的“左”倾教条主义艺术观奉为马克思主义来宣扬，甚至把苏联二三流的文艺理论作品译成中文，鱼目混珠，广为传诵。相形之下，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原著的钻研反而不够深入，甚至受苏联某些论著的影响，对马恩的理解存在偏差。这种倾向与特定的政治气候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殊路径有直接关系，但它直接导致中国学界对苏联的文论几乎全面照搬，对苏联的文艺政策、文艺思想几乎全盘接受，而缺乏批判性的审视和认真的学理层面的探讨，对除此之外的文艺思潮和流派则采取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这必然会对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产生深刻影响。同时，由于长期固守俄苏文论的指导思想、理论框架和批判模式，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现当代文论都被排除在外，造成中国文艺学研究资源贫乏、话语单一、视野狭窄。更重要的是，文艺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联姻，使得“文艺为政治服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定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甚至是唯一原则，这对当时的文艺创作产生了不利影响。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使苏联国内的社会心理经历重大转折，文艺政策也有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苏联官方放松了对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控制，思想的“解冻”使文艺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创作的自由，并恢复了与西方文艺界的交流。但是这次会议之后，两国关系出现裂痕，中国开始独立探寻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逐渐走向“左”的极端，因此并未受到苏联文艺界这种转向的影响，错过了理论纠偏的时机。随着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冷却甚至恶化，苏联文艺理论被当成“修正主义”而受到批判。到了60年代后期，中国学界也阻断了与苏联等东欧国家的学术联系，只通过“黄皮书”这样的内部参考资料来了解苏联文艺的发展。但中国文论界仍然脱不开苏联文论的话语体系，苏联文论依然是中国文论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到了“文化大革命”，各方面的翻译活动基本停滞，外国文艺理论的译介一片萧条，这种理论话语的贫瘠为80年代的“翻译热”培植了重要土壤。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论的大规模输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政治和思想领域开始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国门重新打开，意识形态松绑，各种禁锢被打破，文艺学和美学界也在重大历史机遇中谋求新的发展。苏联文论已经不再能激起人们的学术热情，消除迷信，摆脱桎梏，成为文艺理论界的共识。现代西方文论对于长期浸淫于苏联模式中的中国文艺理论界来说，新鲜、深邃而迷人，如一位学者所说，西学“打开了一扇门，进入了一个非常广大的世界”[※注]。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希冀驱动下，理论界对西方文论的态度由50年代的拒绝、排斥、批判转向欢迎、吸纳、赞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的文艺理论建设也同样是这样。”[※注]通过译介外国文论，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改变中国文论封闭的局面，成为大势所趋。

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这次会议之后，我国的文艺理论界思想空前解放、各项活动空前活跃，西方文艺理论的介绍和引进工作逐步开展。开始只是重新出版一些已经出版过的古典译著，如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以及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上、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等等。同时，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的翻译工作也得以继续，如朱光潜先生所译的黑格尔的《美学》（第二、三卷，商务印书馆）、莱辛的《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和《歌德谈话录》（爱克曼辑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鲍桑葵的《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都得以陆续出版。商务印书馆1981年开始将过去以单行本刊印的译本汇编成《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重新出版了一些60年代曾经出版过的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著作。从书目可以看到，这些译著依然局限于对一些已成为经典的文论家的介绍和研究。尽管如此，仍然可以从这些成果中看到新局面开始的曙光。

1980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美学研讨会，李泽厚在这次会议上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有许多爱好美学的青年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冥思苦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也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或文章经常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国外现在的研究成果和水平。”这种情况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地将国外美学著作大量翻译过来。我认为这对于彻底改善我们目前的美学研究状况具有关键的意义，你搞一篇有价值的翻译比你写十篇缺乏学术价值的文章作用大得多。”[※注]

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人们逐渐认识到，我们多年来奉行的文艺理论体系和模式，已经跟不上文艺发展的步伐，不能对新的文艺现象做出解释。1986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天津市作协分会和天津南开大学在天津召开了一次“中外文艺理论信息交流会”。会议主张对于西方的一些文学理论、观念、方法，先“统统拿来，然后加以咀嚼和消化”，并且，“当我们将它们‘拿来’的时候，不一定先简单地给他们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匆忙地给它们‘定性’。更不要先入为主地断定它们是错误的，便拒绝对它们分析研究”，因此这次会议又被称为“拿来主义”会议。[※注]在将这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结集出版时，组织者发出了这样的宣言：“我们宁肯做一个有过失误的创造者，也不要做一个‘永不走路’、‘永不跌跤’对社会什么贡献也没有的碌碌无为者。一个有失误的创造者，比一百个总是重复前人正确理论的人更有价值。”[※注]很明显，这次会议认为，我们现在对西方文论的借鉴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

有了这几次重要会议的推波助澜，更重要的是迎合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建设的迫切要求，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工作迅速推进，而这项工作是作为当时“翻译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展开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界迎来了清末民初以来的又一次翻译热潮。据统计，“1978-1987年间，仅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著，就达5000余种，大约是这之前30年的10倍。”[※注]“翻译热”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出现，主要基于思想界的一个共识：中国社会各领域百废待兴，通过译书来了解西方、认识西方，成为第一要务。正因为如此，“翻译”的意义就不是语言的转换这么简单，而是指向一个更高的目标，即完成思想的启蒙，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半个世纪之前，鲁迅曾把翻译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的“窃火”，在中国社会经历冰封之后，搬运西方思想火种再次成为一条寻求突破的途径。在“睁眼看世界”的求知意识驱动下，中国的理论界又迎来了新一轮的西学东渐。

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在80年代初期出版的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是当时广受欢迎的一套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政治、法律等方面的著作，成为80年代文化标志之一。如丛书的“编者献辞”所说，该丛书志在迎接“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使中华民族开始自己悠久历史中的“又一次真正的复兴”，编者还引用了弗兰西斯·培根的一段话以明志：“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注]正像丛书的命名所昭示的那样，该丛书的组织者希望通过倡导科学理性，来开启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这个时期的翻译活动的组织者们深信自己所做的工作对于中国学术，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都将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如《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编者所说：“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注]这套丛书的编委会成员是一批青年学者，如甘阳、徐友渔、刘小枫、陈维刚等，都心向西学，志在学术，但其编委会以“文化：中国与世界”为名，实际上反映出他们的一种希望，即通过对一些具有根本性的学术问题的研究，以间接而更具渗透性的方式推动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对这些学者来说，学术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大的政治。

如此宏大的目标和抱负，使这场运动始终渗透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正如一位学者所言：80年代的翻译者们“既不是从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也不像1990年代许多人所主张的，从专业和学术建设的需要出发，而是从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变革的需要出发，从他们对于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和历史使命的理解出发，投身到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去”[※注]。因此，这场大规模译介西方理论的活动，是整个民族思想大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表征，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的进程。

这时的文艺学、美学著作的翻译，是作为这项整体进程的一部分出现的。但是它又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当时思想界所普遍关注的关于人的价值、人性的本质等问题，同时也是文艺理论和美学探讨的核心，美学可谓得风气之先，成为思想解放、引领社会思潮的学科，这也是80年代“美学热”出现的原因之一。

在“翻译热”的大势席卷之下，大规模引进西方文论成为文艺理论界的一项重要活动，译介的力度和速度都是空前的，西方现当代各种思潮如潮水般涌入，成为中国文论建设的主要理论资源之一。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译文丛书主要有：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王春元、钱中文负责的编译小组所编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当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另外，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组织的《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金观涛主编《“走向未来”丛书》中的某些译著，甘阳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北京大学出版社《文艺美学丛书》中收录的一些译著，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几种以翻译单篇文章为主的刊物性书籍，如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学译文》、文化艺术出版社的《世界艺术与美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美学新潮》，等等；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学与艺术评论》，开辟了“美学书刊评介”专栏，也对西方现代美学理论进行介绍。

80年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翻译的全面繁荣，译丛、译著众多，本章只能择其要者加以介绍和分析。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丛书主要有以下几种：

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分散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四家出版社出版。该译丛收录了西方20世纪重要的经典论著，如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周金环、马钟元译，滕守尧校，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李普曼的《当代美学》（邓鹏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康定斯基的《论艺术的精神》（查立译，滕守尧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桑塔耶纳的《美感》（缪灵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布洛克的《美学新解》（滕守尧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克罗齐的《美学的历史》（王大清译，袁华清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科林伍德的《艺术原理》（王至元、陈华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覆盖了符号学、形式主义、新康德主义、自然主义等流派的代表著作。切合“美学热”的大浪潮，该丛书共出版了50多部，其中苏联的作品只有7部，其余大部分都是西方现当代美学的大家、名家的作品，大都堪称经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王春元、钱中文负责的编译小组所编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由三联书店发行。在这套译丛的说明中编译者写道:“本译丛主要编译介绍现、当代世界各国文学理论和文艺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近年来……深感我们对最近数十年来国外文学理论研究的现状，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知。这种状况，对于建设、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迫切要求，是很不适应的。”[※注]这种论断反映了在文艺理论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焦急心态，即尽快了解西方文论在20世纪的新进展，并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补课”的意味。在这套译丛中收录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对当时的文艺理论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译作。其中包括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1984）、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1988）、斯托洛维奇的《现实中和艺术中的审美》（凌继尧、金亚娜译，1985）、佛克马、易布斯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译，1988）、卡冈的《艺术形态学》（凌继尧、金亚娜译，1986）、今道友信的《东方的美学》（蒋寅等译，1991）等14部作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当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由吴元迈担任主编，1986年出版第一辑。“主要编译介绍当代世界各国文艺理论批评领域中，那些具有新特点和新倾向的著作，供我国文艺理论工作者和爱好者参考之用。它既包括当代西方各国文艺理论批评领域中不同思想流派的著作，也包括苏联、东欧及其他国家有较大影响又有一定代表性的文艺理论著作。总之，力求结合我国文艺理论建设的需要，和尽可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当代世界文艺理论发展的趋向。”[※注]该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1988）、奥符相尼科夫和萨莫欣编的《现代资产阶级美学》（涂武生、杨汉池译，1988）、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批评传统》（袁洪军、操鸣译，1991）、戈尔德曼的《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1988）等7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甘阳等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三联书店出版），主要译介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和美学著作，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1986）、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1987）、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1987）、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1989）、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李小兵译，1989）、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1987），等等，这套丛书强调哲学性、思想性、学术性，对翻译质量的要求颇高，在当时思想界引起了巨大轰动效应。

与五六十年代的外国文论翻译相比，这个时期的译介活动呈现出速度快、范围广的特点，思想更为解放，一些在以前属于研究禁区的著作陆续出版，全面覆盖了现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努力提供介绍新思潮、新方法论、新理论学派的第一手资料，景象异常壮观。

从编辑出版方面考察，可以看出，这些丛书的组织者，都是当时最活跃、影响力最大的学者，如李泽厚、钱中文、甘阳、吴元迈、金观涛等。他们是一批引导社会思潮的精英，对于学科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异常明确的目标。在国门打开之时，这些学者最先投入组织和翻译工作中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识到译介外国文论，尤其是西方现当代文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由于迎合时代需要、市场前景广阔，出版社也非常积极地出版这些翻译著作。可以说，学界和出版界的紧密配合，是促成这一时期西方文论翻译工作迅速铺开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场“翻译热”中，这些原先不属于翻译界的丛书组织者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从翻译宗旨的确立、翻译计划的制订，到书目的选择和译者的选择，决策权几乎都是掌握在编委会手中。相形之下，出版社只是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这是有意争取的结果，也与当时的文化形势相符。[※注]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特点是翻译队伍的年轻化，与五六十年代西方文论“名家名译”的原则相比，80年代的译丛常常起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其中的很多人正是通过参与这些翻译工作而走上学术道路或建立学术声誉的。

从接受范围和效果来看，这些译作、译著的影响力并不限于学术界和思想界，在普通读者中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中国社会经历长时间的封闭，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求知欲。各种外来思潮的大量涌入，使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美学译文丛书》最初的几部初版印数都在几万册，《艺术与视知觉》几个月内便卖出了6万册。像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样一些专业人士都觉得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也有数万乃至数十万册的销量。当然，这其中不乏赶时髦的成分。在读者中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即根据字面意思，或仅凭书名来决定是否阅读或购买一本书。如卡西尔的《人论》是一本难懂的符号学著作，人们望文生义，以为它是一本关于“人”或“人道主义”问题的书，这是当时最受关注的话题，结果这本书出版后一年内就印了20多万册，极其畅销。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在尽可能迅速地了解外来思潮的狂热气氛中，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这样一些在西方都只是在学术界范围内讨论的人物，在中国却受到很多人的热烈追捧。而与这种喧闹繁荣的景象相对的是，一些在西方学术界极受重视的重量级著作，翻译到中国来之后却石沉大海，并未得到中国文艺学界的回应，如李普曼的《当代美学》、沃尔海姆的《艺术及其对象》，等等。这种情况，一是因为西方文论大规模地涌入，乱花迷眼，泥沙俱下，表面的活跃背后隐藏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在读者中有一种跟风、一哄而起的效应，而对这些外国文论缺乏认真的鉴别；二是由于中国长期与国际学术界失去联系，对国外同行正在做的工作及讨论的话题茫然无知；三是这个时期的人们迫切希望用西方理论解决中国问题，因此钟爱更为宏大的叙事，而对于学术性较强、较为专门的著作缺乏兴趣。这些情况反映在外国文论的译介方面，明显表现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例如，我们的理论界对于西方正红得发紫的分析美学重要代表作几乎没有引进，对于一些处于国际学术话题中心的重要理论也缺乏关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文艺理论译介工作的重要特点，即立足于现实的高度选择性和与文化思潮的紧密联系。例如，50年代的文艺理论翻译工作受“全盘苏化”的指导思想的统摄，80年代的翻译热与流行的“全盘西化”论相伴相生，而90年代的重建中国文论的努力则与“国学热”的升温相呼应。

80年代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得外国文论译介工作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功绩同时也造成了它的缺憾，它们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无法割裂开来。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翻译引入这些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中国文艺理论界和思想界逐渐摆脱了狭隘的意识形态模式的禁锢。在苏联文论模式笼罩下曾经讨论了几十年的话题显得陈旧枯燥，再也不能激起人们的兴趣。大规模输入西方文论本身基于对一种美好前景的预设，即通过引进西方文论，改变苏联文论一统天下的局面，输入新的理论资源，中国文论将迎来一个繁荣的春天。通过引进西方文论，拓宽了理论视野，引发了文学理论界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讨论、文艺与人道主义关系的大讨论、异化问题大讨论、方法论热[※注]、存在主义热、现象学热、解释学热、结构主义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等热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文论令人目不暇接。但是，这样一种缺乏时间顺序的进入，难免使人心浮气躁、眼花缭乱，一时难以理顺各种思潮之间的关系，对各个理论体系的发展逻辑线索缺乏清晰的认知。事实上，由于长期失去联系和沟通，国内文艺理论界对于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发展处于很深的隔阂状态。因此，对这些外来文论的理解常常存在错位，既没有还原这些理论的产生语境，也很少清楚地梳理其发展的逻辑线索，不知道别人在思考什么，在说什么，为什么这样思考，为什么这么说。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解的浅表化，甚至导致误读。

第二，理论资源的调整，带来了研究范式的转型。西方文论的特点是有着严密的逻辑层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观点新颖，富于独创性；重视个体的价值，充满人文关怀，等等，这对于习惯苏联文论高头讲章式的批评和中国古典文论的感悟式批评的中国学者产生了巨大吸引力。通过这些译著，人们对西方文艺思潮和文艺理论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在此之前，由于受意识形态的束缚，人们只是看到这些译著中的只言片语，就展开批判，难免误读。例如，在50年代时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批判，常常根据字面意思，将之理解为功利主义、“市侩哲学”，而事实上，实用主义只是批判从欧洲传来的传统哲学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学院空谈之风，提出一个新的切入点。通过对实用主义的代表著作的翻译，可以澄清误解，使人们更理性、更深刻地看待这个学派提出的问题，这有利于我们的文艺学和美学的学科建设。但是，80年代的理论界对于纷繁的西方文论基本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刚开始还把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当作反面教材引进，供国内学界研究、批判，但很快就转变立场和姿态，主要以“学习”和“补课”为目的。一般引入外来理论的过程是碰撞以后的吸纳和融合，但80年代的翻译缺乏“碰撞”这一环节，对于西方的理论观点基本是无条件接受。这种态度，造成了另一个误区，即从照搬俄苏模式转向套用西方模式，逐渐形成了一种对西方文论的理论崇拜，对外国文论缺乏认真的审视和有效的鉴别，这容易陷入生搬硬套、囫囵吞枣的境地。

第三，在“美学热”和“文化热”的共同驱动下，对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的介绍作为当时知识界全面了解西方的一部分，在思想界和整个社会范围内都有着异常强烈的需求。由于时间紧迫，为了使中国读者以最快的速度了解西方文艺理论，翻译组织者大都非常重视翻译的速度。因此，很多丛书的翻译较为粗疏，甚至存在一些错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许正是当时的目标使然。在《美学译文丛书》的序中，引用了李泽厚的话：“值此美学饥荒时期，许多人不能读外文书刊，或缺少外文书籍，与其十年磨一剑，慢腾腾地搞出一两个完美定本，倒不如先放手大量翻译，几年内多出一些书。”[※注]“定本”固然好，但是鉴于当时理论界的饥渴程度，相形之下，翻译速度更为重要。在这种需求的驱动下，这套丛书中的很多采用合译的方式，以便于以最快的速度推出。李泽厚后来曾回忆说：“这套丛书原计划一百种，其中好些重要著作，如杜威的《艺术即经验》、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以及海德格尔、维根斯坦、贡布利希、本杰明等等有关论著，或因未找到译者，或因译者未译或未完成译事，以致均付阙如。已出版的原作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质量颇差因某些原因勉强收入。”[※注]李泽厚所说的几本未能收入《美学译文丛书》的书现在都已翻译过来，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某些译文的质量问题，的确是无法回避的。

除此之外，还存在很多不合规范的地方，如“编译和摘译盛行；随意删去注释和参考书目；不注明原作的版本和出版时间；搬用台湾或20、30年代的陈旧译本，等等——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不仅是因为那时候学风粗疏浮躁，不如今天那么讲究‘学术规范’，而是在更大的使命感和整体性问题意识面前，这些所谓‘学术规范’的问题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注]不过，这种情况随着90年代初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以及中国社会和法制建设进程的推进而基本结束。

80年代的外国文论译介工作的意义在于重新建立起与世界文艺理论之间的联系，为新时期的文艺理论建设输入了新的活力。由于选择翻译的文本本身大部分都是名著，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影响巨大，而这些译著所引发的话题，以及在这些译本的影响下产生的各种阐释、批判性的论著和论战的推波助澜，引起更多的人对原著的关注和研读，逐渐造成了一种“滚雪球”效应，西方理论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越来越大，成为一种强势话语。而这其中有很多理论与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之间仍然存在差距。中国学术界似乎只能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而缺乏批判性的反思和独到见解。并且，国内学界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更多的是横向移植，最常见的做法是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的材料，而未能达到与中国本土文学和文论的融会贯通，甚至与人们所熟悉的中国古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脱节。于是，到了9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对西方的话语霸权，甚至“文化殖民”提出质疑，而这种质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基于在西方的理论话语熏染下形成的思维模式。但无论如何，这说明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了自觉意识，不再愿意继续做西方文论的附庸。面对中国文论的输出和西方文论的引进之间存在的严重逆差，中国文论界开始了重建中国文论体系的努力。

第三节 新世纪：走向多元对话

本章所谓的“新世纪”，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时间概念，并不严格局限于21世纪，更确切地说，它指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文论译介和中西文论对话的趋势。经过近一个世纪，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积累，引进了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为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先要了解，才能对话。进入新世纪，西方文论翻译工作呈现出“共时”的特点，正在逐渐缩小译介的时间距离，如周宪、高建平主编的《新世纪美学译丛》，周宪、许钧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金惠敏主编的《国际美学前沿译丛》，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王逢振和希利斯·米勒主编的《知识分子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商务新知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未名译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学术思想译丛》等，都致力于介绍最新的国际理论动态，使中外文艺理论界的关系由单向传播走向多元对话。

这个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译介工作更理性，也更系统，以梳理、阐释为主，带有更强的时代感和学术性。这一时期对外国文论的接受不仅仅是停留在方法论、术语等表层，而是向纵深发展，对各种流派和思想的产生语境作更深入的考察，进行系统的研究、清理、深化和拓展，同时，竭力探求新的研究方向，有着更明确的学科发展意识。具体说来，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重要的特征：

一、美学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紧密结合，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现代性理论、后现代思潮、后殖民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译著数量迅猛增长。

80年代中后期，杰姆逊曾在北京大学作“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当时并未引起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不符合当时的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思潮接轨，后现代理论迅速蹿红。福柯的《性史》、《疯癫与文明》，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和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都曾出过多个版本[※注]，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人的著作也相继翻译出版，中国学者大举跟进，此方面的论文和论著蔚为大观，研究“后”学成为学术界的时尚。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遽转型，市民社会中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的显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译著陆续出版。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一些刊物如《文化研究读本》上也刊载了一些译文。卢卡契的《审美特性》（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991年版）、《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不同版本（张醵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马丁·杰伊的《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也陆续译介过来。此外，重庆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洪佩郁、蔺月峰译，1990）、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1993）、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李小兵译，1989），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洪佩郁、蔺菁译，1994）、《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1989）等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作。

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也收录了很多文化研究理路的译著，如马克·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时代》、《麦克卢汉精粹》，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约翰·菲斯克的《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约翰·斯道雷的《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伊格尔顿的《文化的观念》。中央编译出版社专门出版了《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理解大众文化》、《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等等。这样一些论著，都具有相当的前沿性，启发和刺激了国内的文化研究。

这些译介活动，反映了新世纪外国文论译介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和理论需求，以学术诉求为基本驱动力的有意识推动，努力地在学术层面回应当代社会思潮的变化。

二、在已完成的文论译介工作的基础上，查漏补缺、填补空白，把一些重要的，但是仍未译成中文的学术著作引介进来。

上一节李泽厚所提到的未能翻译过来的几本书，这一时期都陆续翻译出版。杜威的《艺术即经验》由高建平翻译，于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由韩树站翻译，1996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阿多诺的《美学理论》由王柯平翻译，199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门罗·比厄斯利的《西方美学简史》（原名《美学：从古希腊到现代》，高建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也翻译成书。这本书在国外是美学专业的研究生必读的书目，多年来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与中国读者见面。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美学史的叙述停留在20世纪中期，原作者也已故去，为了更完整地再现西方美学史的全貌，使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代美学的新进展，中译本的第二版，由著名美国美学家柯提斯·卡特续写当代部分：“美学：从1966到2006”，使该书成为一本名副其实的写到今天的美学史。

除此之外，以前未受到应有重视，但在国际美学界广为人知，甚至成为话语中心的一些著作也译成中文出版。如在当代西方美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国著名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其思想的影响力丝毫不逊色于海德格尔和萨特，但他的著作在中国却一直难觅踪迹，在21世纪初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眼与心》、《知觉现象学》、《哲学赞词》等都有了中译本，收入“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如分析美学的代表人物阿瑟·丹托的《艺术的终结》（原名为《哲学对艺术的剥夺》，欧阳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在文艺理论界、艺术界和美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艺术是否会终结”的大讨论，在此之后，他的《美的滥用》、《艺术的终结之后》（均由王春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相继译介过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努力地与西方保持同步，形成对话。这既是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需要，也是世界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的一种自觉的转向。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信息技术的进展，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都拥有同样的信息平台，各种交流日益广泛、频繁。外国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的新进展随时都能被中国学者获知，当代西方的文艺理论和思潮几乎能够同步进入中国，并引起反响。不少译著的中文版和外文版的出版时间相隔很短，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差，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学者讨论的前沿问题反应迅速，基本呈现了同步的特征。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通过国际会议、学术访问、讲学、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或出版论著、邀请西方同行来我国参加国际会议或讲学等活动主动地加强与国外的学术联系，增进外国同行对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的进展的了解。2002年秋天，在北京举办了“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国际美学研讨会，国外第一流美学家云集，盛况空前。这次会议，使中国学者更直接地了解外国美学的进展，更重要的，是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向国际美学界介绍现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认同和好评，认为这是“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建构世界美学的一个转折点”[※注]。

我们看到，在中国文论界有意识地着手建构自己的美学和文艺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很多西方学者也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转向东方，从中寻找新的灵感和发展契机。当代著名美国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桥”。他希望能在中国和美国哲学之间搭建起一座桥，加强彼此之间的互动。作为实用主义美学在新时代的传承者，舒斯特曼努力地从亚洲思想中寻求启示。[※注]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新世纪美学的发展，需要中西方学者通力合作，解决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在其中寻找共鸣。例如，意大利美学会会长马其亚努提出要“为世界美学构造一种世界语或共同语”，希望以此为基础，“让人们知道在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之间存在的富有意味的联系”[※注]。

在新世纪，有几套具有代表性的丛书反映了这样一种寻求双向交流的努力：

周宪、高建平主编的《新世纪美学译丛》，收录了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2002）、迪萨纳亚克的《审美的人》（户晓辉译，2004）、诺埃尔·卡罗尔的《超越美学》（李媛媛译，2006）等一批反映西方美学最新研究成果的译著。如编者所说：“西方美学经过差不多两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基本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些新的、有影响的美学论述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框架产生了，美学上的论争开始在新的理论平台上进行。”契合这种新的发展趋势，该译丛的目的是“了解国际美学发展的现状，以我们自身的理论资源，参加到国际美学对话中去，这是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必由之路”[※注]。国外美学新的发展动向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进入世界体系提供了契机，一种美学上的“国际主义”呼之欲出。

周宪、许钧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收录了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2002）、彼得·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2002）、戴维·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2003）、沃尔夫冈·韦尔施的《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洪天富译，2004）等一些重要的西方学者关于现代性背景下的美学问题的论著。该译丛的立意非常清楚：“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注]新时代的中国不再遥遥地跟在西方后面奋力追赶，而是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立足自身的实际，同时又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更高、更宽的平台上来思考。这反映出当代中国学术界对于自身的一个定位：中国已被纳入世界体系，一切的国际问题都与我们有关，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中国学术界不再是学生的姿态，而是主动投入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

《国际美学前沿译丛》由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合编的一套丛书，这带有某种象征意味，表明中外美学界的交流和合作，目的在于让中国读者了解“十数年来国际美学界的风云变幻……主要萃取西方美学家的新作，从艺术到文学，从文化哲学到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美学，选材力求广泛。……目的是希望读者由此而对国际美学近年的走向和成就有窥斑之了解”，而更深刻的诉求是倡导一种“球域”美学，即兼具经验的普遍性和不同传统的个性的美学，该丛书的编者相信这将是未来美学发展的方向。[※注]曾担任国际美学学会主席的斯洛文尼亚美学家阿莱斯·艾尔雅维奇的《图像时代》（胡菊兰、张云鹏译，2003）、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陈定家、汪正龙等译，2002）、保罗·克劳瑟的《20世纪艺术的语言》（刘一平译，2007）等代表当代美学最前沿研究成果的著作都被收录其中。

王宁主编的《文学理论前沿》，这是一套论文集性质的丛书，宗旨是“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合办，在顾问委员会名单中可以看到雅克·德里达、拉尔夫·科恩、特里·伊格尔顿、J.希利斯·米勒、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这样一些最为活跃的国外学者的名字，编委中，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并列，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共同谱写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

从以上所述的这些翻译活动，我们可以看出，新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采用一种双向的视角，套用文化学的一个术语，即“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的话语崇拜，导致对自身学科发展的忽视。有学者非常犀利而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近百年来，中国人几乎总是跟随在外国人的理论创新之后，翻译介绍，来往奔走，疲于奔命，而这种跟随与模仿，又往往变为一种时髦与招摇。”[※注]的确，新时期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要思考的不再是引渡和挪用的问题，而是怎样不再让自己的理论园地成为外国文论的“跑马场”，怎样利用传统资源，构造有独特学术个性的理论格局，在新一轮对话中掌握话语权。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的交流，也才能在多元化的世界文论格局中，拥有一席之地。因此，在新世纪，我们应该在有选择地吸收国外先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建构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形态，在与世界的平等对话中发掘中国文论的当代价值，为世界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