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1980年前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苏联的理论显然不解渴。文学研究还需要更新，尤其需要原来被排斥得十分厉害的西方——欧美的新方法、新理论。外国的、最新的、科技的方法论是此次引进大潮中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就纯粹的科学方法论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这场方法论热潮中，不仅有“老三论”，还有“新三论”。新三论包括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除了这些理论之外，自然科学领域的形态学以及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价值论、心理学、地理学等，纷纷被译介和借用过来。

下面，就从“新三论”与其他科学方法论两方面在当时的文学研究中的情况来做一简单追溯。

一 “新三论”与中国的文学研究

耗散结构论是比利时学者普利高津在1969年提出来的。普利高津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远离平衡态的事物由于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非对称的涨落现象，并且该事物的变化达到某个临界点时，那么，只要该事物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该事物将可能发生突变，由原来的无序混沌状态自发地转变，变为一种在时空或功能上的有序结构。事物的这种在非平衡状态下转化为新的稳定有序结构就是一种耗散结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尼葛洛庞帝在其《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曾经说过一个例子，似乎与耗散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个大礼堂里，上千个大学生坐着，主持人忽然告诉大家“请用力鼓掌”，大礼堂里面先是乱七八糟地响成一片，但很快掌声就整齐了。无序的掌声到有序的掌声就类似普利高津所说耗散结构。

耗散结构论里面十分引人注目的概念是“负熵”。20世纪80年代的我国文学研究界，在运用耗散结构论这种科学方法时，几乎都使用了这个概念。尽管论著极少，而且大多是感悟与介绍[※注]。负熵是与作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定律”的对立面存在的。“熵”强调的是宇宙的本质无序性，在宇宙中的具体存在则重点研究由有序变化为无序，生命、热量逐步变为无生命以及冷寂。一杯热茶由热气腾腾到没有热量发散，变为凉茶，甚至变为馊茶。这就是熵在逐步增大。同样的，一个系统内的发展趋势也是逐步向着无序、混乱处发展。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性格组合论”，最初就是借助了“熵”的理论，说明事物的自发的倾向总是朝着混乱而不是秩序发展，这种倾向会一直演化到“熵”的最大值。因此，所谓“性格组合”，就不可能是人物性格自动排列整齐，而是会很自然的出现混乱的排列。作家的任务，就是把趋向于混乱的性格组合安排为有序的性格运动[※注]。

但问题在于宇宙中不仅有“熵”，还有“负熵”。耗散结构论强调，负熵是物质系统有序化、组织化、复杂化的一种量度。而且早在1944年，著名科学家薛定谔就已经提出了“生物以负熵为食”的著名命题。从耗散结构论的角度来看，人类的一切生产与消费活动，其实都是负熵的创造与消费。那么，文学艺术自然也是负熵的创造与消费。由于负熵是否有价值直到如今还在争议，耗散结构论是否可以直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方法论自然也就尚待研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有限的几篇论文也无法为此提供答案。

协同论是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1973年创立的。他认为，自然界是由许许多多小系统组织起来的大系统的统一体。例如，人体包括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以及循环系统等。在循环系统中又包括了血液循环系统、淋巴循环系统等。大系统中的诸多小系统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协同论认为，任何大的系统都是一种平衡结构，而且要随时准备由旧的结构转变为新的结构。赫尔曼·哈肯的协同论其实在西方文化中并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理念。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与神的协同、人的灵与肉的协同，人与人的协同早就成了西方各国的普遍课题。正因如此，协同论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我国的文学艺术研究中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纽约的自由女神塑像，是受其特定的环境制约的，没有了曼哈顿河口，自由女神的形象就会失去其原有的含义。同样的，自由女神和火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制约与协同的问题。哈肯强调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似性，这在我国的文论著作中也有提及，如鲍昌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辞典》。

突变理论是比利时科学家托姆于1972年创立的。其研究建立在拓扑学、奇点理论和稳定性数学理论基础上，力图描述事物变化的临界点状态，进一步研究自然和社会生活中多种多样的非连续性突然变化现象。就人文与社科而言，突变理论关注的是例如我国的叙述性文学作品为什么在唐朝后期集中出现的问题。突变理论目前最流行的基础研究包括基因突变、群体事件和战争论等。突变理论突破了牛顿单质点的简单性思维，揭示出客观存在的复杂性。突变理论着眼于三大方面的辩证关系研究：渐变与突变、确定性与随机性、质与量互变。突变理论适合于研究国家、地区、企业、家族产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并进行内在的深刻原因揭示。从进化论的角度说，除了缓慢的进化，语言的出现以及直立行走、大脑的突然增大等都可以引发进化过程中的突变。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也是一种突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等的《白毛女》以及孙犁的《荷花淀》、茹志娟的《百合花》等作品所揭示的战争趋势，是可以运用突变理论来进行研究的。

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鲍昌教授，在1985年前后多次在讲演中介绍“新三论”。他对于“负熵”与“突变论”尤其感兴趣。

二 其他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借用

1985年被学术界称为“方法论年”。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文学界出现的新的创作形态催生着新的文学理论，客观上也在促成着文学研究中科学方法论的形成。其时，相当一部分学者相信，科学方法论能够解决文学研究中的理论不足问题。

我国的文学界对于这种情况进行了即时的回应。1985年就已经举行了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注]。除了“熵定律”、“耗散结构”以外，“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甚至数学方法也被借用来进行文学研究。但是，总体来看并没有多少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科研成果。

数学方法借用到文学研究，其实在世界上并不是没有先例。就我国的情况来看，统计学用于风格统计、作家使用词汇的统计，也不是80年代的专利。但在1985年前后，数学方法被部分学者正面在专著中列为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这在我国则是空前绝后的。1986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傅修延、夏汉宁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一书就坚决主张，文学的研究一定要吸纳数学方法。傅修延、夏汉宁认为，数学方法不仅仅是统计学的方法，还包括模糊数学、悖论研究以及概率论、组合论和博弈论[※注]。总之，几乎所有的数学分支都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1985年前后的科学方法论热与科学在我国的再度受到重视是分不开的。在郭沫若所说“科学的春天”到来之后，其他一些领域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哲学界的学人也参与其中进行科学方法论的探究，在当时也很受学术界和社会的欢迎。在这些特定的领域内，专业的学者们展开的对于“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以及博弈论、组合论、概率论的研讨，是正常的学术研究。这就好像邮电学院不研究“信道”、“信噪比”反而不正常一样。当时，一批科学家也参与了方法论的研讨，这对于我们国家在“文化大革命”破坏基础上重新建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但是，与系统论等“老三论”的情况不同，在“数学方法”的旗帜之下，并没有多少可以让今天的我们去进行重读的具体科研论文和著作。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一书所说“数学正在向文学进攻，文学本身也正在向数学靠拢”的情况过了二十多年也并没有出现。书中所引用模糊数学来计算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文章，似乎更接近数学论文而不是文学研究。最为明显的事实是，应和者寥寥。

1985年前后的科学方法论大盛，当时就被形象地概括为“方法论热”。这个“热”字的概括是极为准确的。“三论”中的“老三论”尚有不少人关注，到了“新三论”登台的时候，就没有多少学者对它们感兴趣了。到了1990年以后，使用科学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的论文就几乎很难找到了。

在8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这场科学方法论热潮中，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把“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与“综合法”也算作是新的科学方法论，并统称之为“逻辑方法”。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创造的形式逻辑被披上了新的外衣。在这些专门的领域，学者们对于“归纳”、“演绎”、“分析”与“综合”等方法论的探讨，是在科学认识论范畴内的反思，带有很明显的颠覆与重构的意味。但这种做法显然忽略了形式逻辑是中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硬是把普通逻辑拔高为新的方法论。1979年以后十多年里，我国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里一直有“形式逻辑”部分。而且，假如把“逻辑”也算作是方法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创造的形式逻辑是方法论，我国的公孙龙子之名辩类辩证逻辑就不是方法论了？胡适所研究的“名学”就是这类逻辑。我国的名辩不仅是逻辑，而且拥有很完整、极具东方特色的逻辑体系。佛教独创的因名学也是世界上三大逻辑之一，难道也不是方法论？因名学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逻辑之一，在我国的西藏地区保存相当完整，至今还在佛寺里面讲授和研究。但在“方法论热”中，同属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中的两个被生硬地砍掉了。“方法论热”之中的绝大多数论著都没有搞明白一个基本事实，“熵定律”、“耗散结构”、“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这些前沿性的科技研究领域里有一个普遍的倾向，那就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恰恰是“三段论”无法归纳和演绎才出现的新概念。波尔等人十分倾心中国哲人的论述就是明证。

对于最近十几年来更复杂一些的“光子纠缠”之类现象，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原有西方形式逻辑方法的不足。但是，对该现象的研究是有实际用途的，未来的互联网需要在星际传输，即使是光速，在1光年的距离内也需要跑1年，一封自动回复的电子邮件就要两年时间才能收到。假如可以把光子纠缠现象开发出来，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可见，光子纠缠及“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等，都不是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可以概括的。这些现象甚至也不是可以用形式逻辑的分析和综合就说得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