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艺政策，从共时性的角度看，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结构体系，但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则有一个逐渐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正确把握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及发展过程，对于深入理解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新中国文艺创作及理论批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从历史源头上讲，应该追溯到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所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如果把新中国看作是一个特定的时空阶段，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则可以说起于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此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可称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66年4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发表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可称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挫折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到20世纪80年代末，可称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调整阶段。第四个阶段，从1991年3月出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当前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见》以及1991年7月出台《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至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称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转型阶段。第五个阶段，从新世纪开始，新中国文艺政策得到空前的丰富、完善和发展。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时的名称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新中国文艺的开始，也是新中国文艺政策建构的开始。第一次文代会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文艺现象，也可以说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文艺现象和政治现象。从文艺政策学的角度解读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有关文件[※注]，理应成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新中国文艺政策建构的角度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值得特别重视。

第一，第一次文代会开创了一种处理文艺与社会政治关系的模式，即用这种受到执政党和政府（尽管当时新中国的政府机构还没有正式成立）主导的代表大会的形式来表达执政党的意志，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统一大家的认识，明确奋斗目标。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记载，第一次全国文代会1949年7月2日在北平召开。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的召开极为重视。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向大会发来了贺电。7月2日大会开幕，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到会致贺词，董必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华北局向大会表示祝贺，中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陆定一也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7月6日，毛泽东亲临大会会场，并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毛泽东总共讲了六句话：“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革命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周恩来副主席则向大会作了长篇政治报告。大会中的几个重要报告，包括周恩来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提纲》，以及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等，既全面总结了新文艺发展的历史规律，代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同时也是党和政府意愿的集中体现。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党中央对新中国文艺事业异乎寻常的关心和重视，但这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和掌控。因此，第一次文代会的有关安排和大会形成的文件既反映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更是党和政府意志的体现。这就使这些文件具有了文艺政策的意义。换言之，是文代会的特殊方式使第一次文代会的有关文件成为政策。而且，这种方式从此被沿用下来，成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第二，第一次文代会产生的几个主要报告，在指导思想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都反复强调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方针。这表明，第一次文代会的这些文件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履行了制定政策的有关程序。这也是第一次文代会文件具有政策意义的重要原因。

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是整个第一次文代会的纲领性文件。该报告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概括介绍了三年解放战争的大致过程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要求文艺界的同志“一定不要忘记表现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但周恩来又号召“精神劳动者应该向体力劳动者学习”，因为精神劳动者“容易产生一种非集体主义的倾向”。报告的第二部分则集中谈到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团结问题；第二，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第三，普及与提高问题；第四，改造旧文艺的问题；第五，文艺界要有全局观念的问题；第六，组织问题。其中，周恩来对文艺界的团结问题、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阐释以及关于文艺界组织问题的原则性意见值得特别注意。

除了周恩来的报告外，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总报告》着重谈了“我们的文艺运动的性质和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在政治革命上是这样，在文化革命和文艺革命上也是这样”。又认为，“三十年来的新文艺运动主要是统一战线的文艺运动”，应该进一步加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此基础上，郭沫若还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茅盾的《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提纲》主要总结了“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并且特别提到：“从斗争的总目标上看，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是一致的；从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看，双方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而就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的主流来说，最近八年来也是遵循着毛主席的方向而前进，希图同人民靠拢的。”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重要性主要在于，周扬以解放区文学的经验和成就无可辩驳地确证了第一次文代会所确立的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第三，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虽然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确定为新中国文艺的基本文艺政策，但由于当时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府，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想象中的新中国文艺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因此，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制定的新中国文艺政策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对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在结构上还远不够完备。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所形成的具有政策意义的文件主要有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几位领导人的报告以及《大会宣言》等。这些报告以周恩来的报告谈到文艺方面的六个问题最为详细，但归结起来主要也就是两个问题，即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和怎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新中国文艺发展中的许多政策问题，例如戏曲改革问题、“双百”方针问题、对于中外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文艺人才培养问题、文艺批评问题等，都是以后才逐步提出并形成的。另一方面，当时这些文艺政策在功能上也主要起的是政策的协调功能和引导功能，政策的制约功能在当时并不占主导地位。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及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对文艺采取了一种较为宽容的姿态和宽松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界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这种文艺政策宽松的情形。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之后，新中国文艺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甚至是曲折的过程。这一建构的过程大体上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才基本告一段落。期间，1956年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双百”方针、1957年周扬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61年6月周恩来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62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的公布等，是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文艺政策事件。显然，由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文艺发展的大起大落，新中国文艺政策本身也出现了变化和反复，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