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
第二节 《纪要》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挫折
|
来 源
：
|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2009 \ 下编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6 | ||
|
摘 要
：
|
1966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的出笼，可以说是新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曲折。《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称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这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以及《纪要》的产生过程，根据《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1979年5月3日）中的说法：“一九六六年二月。总之， 《纪要》以其作为“文化大革命”中文学艺术基本政策的地位，既对新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作了简单粗暴的否定性评价，又对以后文学艺术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限制与障碍。 | ||||||
|
关键词
：
|
纪要 部队文艺 文学艺术 文艺 工作座谈会 毛主席 文艺黑线专政 无产阶级文艺 文艺界 社会主义 抛出 |
||||||
在线阅读
第二节 《纪要》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挫折
字体：大中小
1966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的出笼，可以说是新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曲折。
在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史上，事实上一直存在着歪曲偏执和科学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并不限于文学艺术，而是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里都有所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文艺批判运动”、1957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运动、1959年文艺界的反右倾等，都是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偏离。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对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更是以相当严厉的口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艺术进行了批评，认为中国文联及其所属的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称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这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以及《纪要》的产生过程，根据《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1979年5月3日）中的说法：“一九六六年二月，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步骤。一九六六年一月底，江青窜到苏州找林彪、叶群密谋策划。随即由林彪指令总政治部派人到上海参加江青召开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为江青插手部队文艺工作提供条件。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在会上系统地抛出了她蓄谋已久的反党意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的纪要由江青和张春桥、陈伯达亲自加工、整理成文。《纪要》把林彪吹捧江青‘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话载入正式文件。同时，还规定部队文化部门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纪要》抛出以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关、戚等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更加大肆吹捧林彪，吹捧《纪要》，特别是吹捧江青，把她封为‘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以后，又把‘黑线专政’论从文艺扩展到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公安等其他各条战线。”1966年3月12日，林彪在《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中对《纪要》作了进一步介绍，认为：“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注]经过了这样一种最高决策程序之后，1966年4月16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在中共党内发表。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在没有提及座谈会和《纪要》的情况下，披露了《纪要》的基本观点。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公开发表《纪要》全文。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以及《纪要》标题和文中的林彪名字被删去。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请示，正式撤销《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通知”指出：“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纪要》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结论，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的，也是完全不符合我国文艺战线的实际状况的。《纪要》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领导的文艺事业，从根本上篡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篡改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纪要》在‘破除迷信’和‘彻底革命’的旗号下，排斥一切中外古典文学的优秀遗产，全盘否定我国三十年代文艺的重大成就，从而彻底践踏了‘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荣传统，贬黜了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以来的无产阶级文艺，推行反动的文化虚无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纪要》不顾文学艺术事业本身固有的规律，设置了许多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禁令，完全抛弃了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和党领导文艺的一系列无产阶级政策。《纪要》贯穿的思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反民主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纪要》推行的路线，是林彪、‘四人帮’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
从政治上讲，《纪要》的出台标志着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合谋”的开始，并且力图运用文艺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工具。但从文化的立场上看，《纪要》的诞生则标志着中国当代激进主义文艺政策的全面登场。《纪要》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实际上《纪要》本身则始终贯穿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想路线。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纪要》在对新中国文艺的基本评价上抛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艺术，称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并且还提出“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文化虚无主义”立场。其次，《纪要》在对文学艺术发展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孤立的、静态的文艺发展观，一方面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时期了”；另一方面，大肆鼓吹所谓“样板戏”，认为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标志着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再次，《纪要》在观察文艺问题的思想方法上运用的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把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简单化，把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绝对化和模式化，并且炮制出有关的清规戒律。《纪要》在提出所谓“根本任务论”的同时，要求“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总之，《纪要》以其作为“文化大革命”中文学艺术基本政策的地位，既对新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作了简单粗暴的否定性评价，又对以后文学艺术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限制与障碍。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