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文艺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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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2009 \ 下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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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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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此基础上， 《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并对这一新的文艺政策思想作了全面阐述，使之成为对原来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完善，并成为指导新时期文艺发展的政策依据。本来，政策的本质就是一种政治措施，再加上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过去文艺政策的制定基本上只是用来解决文艺发展中的一些方向路线的大问题，对文艺规律较少涉及，甚至有的文艺政策与文艺发展规律相违背，既影响到文艺政策的质量，也对中国当代文艺事业的发展带来负面效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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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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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文艺政策 政策 新时期文艺 文艺思想 现实主义 祝词 社会主义文艺 发展规律 文艺规律 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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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文艺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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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文学艺术的发展，也面临重大的政策调整。
其实，对于“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已经开始。1972年7月30日，毛泽东在同李炳淑的谈话中提到：“现在剧太少，只有几个京剧，话剧也没有，歌剧也没有。看来还是要说话。”[※注]沿着这样的基本思路，1975年，毛泽东对委以重任的邓小平专门谈到了文艺问题。毛泽东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注]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江青的谈话中再次谈到“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注]，并在1975年7月25日对电影《创业》作出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注]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发表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著名讲话，其中讲到：“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针对“四人帮”写作班子有意不提毛泽东关于文艺“百花齐放”的方针，邓小平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注]因此，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可以看做是此前就已经开始的文艺政策调整的延续，当然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政策的调整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和文学艺术的原因，也有着此前所不可比拟的规模和内涵。
20世纪80年代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与新时期整个社会发展一样，是从几个层次依次逐渐展开的。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首先是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开始的。这种所谓拨乱反正的内容主要是对于“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激进主义的文艺政策的反拨，目标则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恢复。这一过程包括了几个方面：一是结合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拨乱反正，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彻底的否定，对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历史的评价，使新时期文艺政策方面的拨乱反正有了一个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这之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重大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和界定，成为在文艺问题上拨乱反正的重要政策依据。二是对过去执行错误的文艺政策所带来的后果也进行了重新甄别，平反了一大批文艺界的冤假错案，为大批文艺工作者恢复了名誉。三是从文艺政策方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文艺政策进行了逐步深入的清算，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请示，正式撤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及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发表了“祝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文艺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艺政策调整的指导方针。尽管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有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但其总的方针，仍然是沿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制定的政策，特别是邓小平的“祝词”所指出的方向前进的。
其次，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逐步恢复和新的文学秩序的逐步建立，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在基本上得到恢复的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轨道和中国当代文艺政策体系的基础上，面对新形势和新需要，做出新的适应性的调整，包括对过去认为正确的文艺政策在新的历史水平上进行反思，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艺政策问题做出初步探索。例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一直是我国当代一项基本的文艺政策，也是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随着对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认识的深化，原来立足于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显然不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邓小平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注]在此基础上，《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并对这一新的文艺政策思想作了全面阐述，使之成为对原来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完善，并成为指导新时期文艺发展的政策依据。又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以来，就被确立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标准，具有文艺政策的指导意义。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这是很好的。”此后，经过历次文艺批判运动的统一思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成为社会主义文艺主要的创作方法，而且成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非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仍然被当作“异端”来看待。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潮流大量涌入，文学观念开始逐渐发生改变。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观念及其作品已基本上为国内读者所接受，原来定于一尊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被新的多样化局面所取代。有关现实主义的文艺政策也逐渐得到改变。
再次，20世纪80年代文艺政策的调整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值得注意。本来，政策的本质就是一种政治措施，再加上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过去文艺政策的制定基本上只是用来解决文艺发展中的一些方向路线的大问题，对文艺规律较少涉及，甚至有的文艺政策与文艺发展规律相违背，既影响到文艺政策的质量，也对中国当代文艺事业的发展带来负面效应。80年代文艺政策的调整，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文艺政策的制定，更加重视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相适应。1985年胡启立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祝词”第一次提出，要把“创作自由”的旗帜鲜明地写在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上，表明对于文艺创作规律认识的深化。对于胡风案的平反也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事件。最初对胡风的平反决定只是从政治上给胡风平了反，但仍然坚持20世纪50年代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否定性结论，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随着对于文艺规律认识的深化，最后决定放弃原先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政治评价，使其在文艺论争中由文艺家自己去加以认识和评价。这无疑也反映了文艺政策制定的界限和范围有了更深入的展开。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文艺政策原先没有涉及的文艺经济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并被逐渐作为政策问题提出和给予解决。1988年9月，《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正式出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策主体对于文艺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对于文艺规律的尊重。这就为新时期文学艺术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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