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美学的学科语境在中国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以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为代表的美学，在1949年以前占据着一定地位的话，那么，在新的时代，它已经成为批判的靶子。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朱光潜就被郭沫若封为“蓝色文人”[※注]。1950年1月，《文艺报》上曾展开过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讨论。1951年，文艺界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文艺界的中心话题，是关于《红楼梦》的讨论。这个由李希凡和蓝翎两个“小人物”开始的对“旧红学派”的批判，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最初的矛头指向俞平伯，又由俞平伯带出了对胡适等人的批判。在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中，不断有人提到朱光潜，例如胡风，借着批大人物，大批朱光潜“一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服务”。

然而，正是胡风以及胡风事件，成为此后出现的美学大讨论的重要背景。胡风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文艺界影响最大的事件。胡风本来是一个左翼的文学理论家，一直属于革命的阵营。无论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上海，还是在抗战时的重庆，胡风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胡风与晚年的鲁迅关系密切，也为他赢得了分外的声誉。然而，这位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文坛老战士，自新中国成立就开始受到批判，并且，对他的批判不断升级，直至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还在全国范围内顺藤摸瓜，将几千名与胡风有过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定为“胡风分子”，受到各种方式的处理。胡风遭到这样的命运，既是由他的观点，也是由他的姿态决定的。

胡风事件的起因由来已久。李洁非在总结胡风事件时，提到对胡风的批判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3至1944年延安来人到重庆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时，胡风所表现出的抗拒心态和所引起的何其芳等人对他的批判；第二阶段是1948年前后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发起的对胡风的批判；第三阶段是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对他的观点不点名批判，及此后从1950年开始的对阿垅的批判。[※注]这种批判和反批判，使胡风感到焦虑，使他终于在1954年，上书30万言，试图搏一搏。然而，他的这一搏，给他带来的，是“天塌地陷”的命运。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不断升级，前后公布了三批材料，最后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由公安部门介入，一大批人因此遭受牢狱之灾。

开始于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本来“美学大讨论”的目的，是在美学领域批判以朱光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美学思想，从而实现与新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建构。这是文艺界种种批判的继续，遵循着从对具体作品批判到进行艺术哲学即美学批判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一般规律。然而，对于这种讨论，朱光潜采取了与胡风完全不同的态度。朱光潜过去的美学，他那种从魏晋人格理想到以“直觉说”、“距离说”和“移情说”为代表的“无关功利”的美学主张，早已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政治气氛，与当时流行的文学艺术的“工具论”格格不入。对朱光潜的批判，已成为势所必然。在那种语境下，他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在理论上搏一搏，更何况，政治资本远胜于他的胡风已经成为前车之鉴。朱光潜在这时展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果断地作了一次切割，从而争取了主动。在1956年6月出版的《文艺报》第12期上，朱光潜发表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对自己过去的思想，主要是以他的《文艺心理学》一书所代表的思想，进行了自我批判。在大家都在批判朱光潜时，他首先批判。于是，过去的朱光潜是靶子，而今天的朱光潜就一下子又成了射手。这样一来，他就以一种新的姿态加入到了美学大讨论的队伍之中。

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吸引了当时众多的理论家参加，也形成了众多的美学观点。在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后来所说的美学上的四大派。

正如前面所说，早在40年代，蔡仪就发表了《新美学》一书，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到了50年代，蔡仪继续在批判朱光潜的过程中，发展他的美学体系。蔡仪的美学，具体说来，可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即“客观”和“典型”。美是客观的，离开人并且不依赖于人而存在，它只是人的认识对象。但是，并非所有的客观事物都美。一事物的美，就在于它的典型性。同一类的马，有的美，有的不美。马之美，就在于它在同一类的马之中，具有典型性。人也是如此，典型的人就美，文学就要写代表一类人的典型。这种美学之中有着很多的含糊之处。什么是典型？一对象的典型性是如何判定的？这些都是问题。当时的许多有关蔡仪美学的争论，都是围绕着这一类的问题展开的。

与蔡仪不同，李泽厚在1956年发表了著名文章《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注]，后来又发表的《美学三题议——与朱光潜同志继续论辩》[※注]，阐释了他的美学主张。李泽厚认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他与蔡仪一样，坚持认为，美是客观的。但是，这种客观性，并不在于对象的自然属性，而在于对象的社会属性。美不依赖于人对它的感受，但它依赖于人的存在。没有人的社会存在，就没有美。于是，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美，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后来，他根据这一观点，写出了《美的历程》一书，具体说明这种客观性和社会性是怎样统一起来。

朱光潜在这一时期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统一的看法。他放弃了被称为唯心主义者的克罗齐、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而从被认为是唯物主义者的西方哲学家那里寻找资源。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他引用了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观点，提出物的属性有两种，一种是“物甲”，即物本身的属性，另一种是“物乙”，即物作用于人时所显示出来的属性。前者是纯客观的，后者是主客观的统一。美是“物乙”，即物作于人时所显示出来的属性。[※注]

美学上的另一派，即主观派，由吕荧和高尔泰所代表。美就是美感，依照人的性格、情绪等变化。对象本身无所谓美和不美，全在于人对它的感受。

在这四派中，主观派不占据主流，从一开始就成为各家批判的靶子。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前朱光潜美学观点，就是主观派。他的所谓“直觉”、“距离”、“移情”、“内摹仿”，都是典型的从主观角度来考察审美现象的观点。“直觉”是人的直觉，即人在面对对象时，取一种直觉，而非功利的和科学的态度。“距离”是指人的心理距离，即面对对象时，与对象在实际人生中的功用在心理上拉开距离。“移情”是人将自己的情感情绪投射到对象上去，使对象也仿佛具有情感色彩。“内摹仿”是人在面对运动着的对象内心在动觉上进行摹仿。他所选择的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认为审美现象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审美者在面对对象时具有某种主观方面的精神状态。正是由于这种状态，使审美成为可能，从而也使对象被当成是美的对象。在朱光潜审时度势，放弃了他的这些观点之时，主观派的代表人物却接过了这种观点，在当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其他的三派，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总体说来，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之所以能形成一定的影响，主要是由于朱光潜的个人效应。朱光潜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重要的美学家，曾对现代中国美学的形成作出过重要贡献。他还介绍了大量的国外美学。但是，他的这种美学观，在理论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方面还有所欠缺。由于时代的要求，他试图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他之所以看中洛克以及狄德罗等人，也是由于他们被认定为是唯物主义者。然而，无论是洛克还是狄德罗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都相距甚远。因此，这种理论本来就有着体系上的种种困难。不仅如此，朱光潜在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以前的美学立场。例如，他对爱德华·布洛的“距离说”，仍然情有独钟，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坚持，或使之通过变形而获得新的存在理由。他对审美中“想象”的作用，仍有着情感上的亲和，试图将它放入到新理论的框架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成立后的朱光潜的新观点，不过是在他旧观点的基础上，努力加入一些当时被人们普遍认定的唯物主义的因素而已。

在当时，从美学原理上讲，最有影响的还是蔡仪和李泽厚。蔡仪美学坚持认为，美在客观事物本身，在于客观事物的典型性，而人的因素只是体现在对这种本来就有的美的认识之上。美的形成与人的活动和人的历史无关，就像自然物的形成，与人的活动无关一样。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所能做的，只能是认识它们。从美学的角度看，人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欣赏它们。这种观点从理论上讲，当然不是无可挑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从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从与自然共存的关系开始的。首先是共存中的互动，其后才是逐渐对这种共存的关系的认识，并在共存的关系之中进一步进行主客体的分解，从而区分出哪些属于主体，哪些属于客体。人与自然在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的漫长过程中，形成了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也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本身就是美的。蔡仪看不到这一点，只是借助于典型概念来解释美。问题在于，事物的典型是怎么形成的，从什么意义上讲是典型，这些都有待于解释。

在欧洲，这种思想最早来源于理性主义哲学所主张的“完善说”，即美在事物的“完善”。一事物符合该事物的规定性，并将这种规定性完美地展现出来，就是美。或者说，每一事物都有着上帝在创造它们时的目的，有着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目的因，该事物完美地实现了这个目的，它就是美的。花朵鲜艳、鹿和马矫健、狮子老虎凶猛，都是美的。小伙子壮如山、姑娘柔如水，也是美的。这种美学的主流地位后来被康德美学所取代。对于康德来说，美的原因不在于对象与其自身的目的性之间的关系，即它相对于这种目的的完美程度，而是由于主体面对对象时两种心理能力，即知解力和想象力的发挥达到相互和谐。对象需要有合目的性却没有目的，从目的性角度来思考对象，所得到的不是审美。然而，“完善说”尽管在康德那里受到了沉重打击，却总是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在后来的一些重要美学家的著作之中。在黑格尔的《美学》中，美被说成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就要求感性显现符合理念的本性。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些句子似乎也含糊地包含着这一层意思。例如，马克思写道：“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注]这句话成为焦点。蔡仪对马克思将美与畸形对举感到欢欣鼓舞，说明美就是不畸形，从而美即完美。

蔡仪当然没有使用“完善”这个术语。他所使用的“典型”一词，来源于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论述。恩格斯认为，文学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例如，经过一些年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从总体上已经得到了改变。这时，环境改变了，或者说，尽管还有着种种不同的小环境，工人运动在不同地方的发展还不平衡，但由于时代的总体变化，可以被视为典型的环境已经改变了。这时，再表现那种逆来顺受的工人，就不典型了，只有表现具有反抗性格的工人，才典型。[※注]

蔡仪的“典型”观，当然并不仅限于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刻画。首先，他的典型不再仅仅指人的性格和环境，而是包括人、动物，甚至植物和无生物的自然在内。其次，他将是否典型看成是美与不美的区分。再次，他将典型观与自然的生物进化联系起来，认为有生命的事物比无生命的事物美，动物比植物美，高等动物比低等动物美，人比动物美，人的美在于人的精神。这是黑格尔美学的体现。

与蔡仪不同，李泽厚所提出的美学观，则强调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这就是说，社会的因素加入到了美的形成之中。对于这种社会因素在美的形成中的作用，李泽厚强调，审美感觉是在功利性活动中形成的。人首先是用功利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只是后来，才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事物。实用先于审美，前者成为后者的源泉。在这种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和《艺术与社会生活》等著作的影响。当李泽厚接触到马克思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他对同样一句话“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中的前半句加以强调。美是劳动创造的！原始人在劳动生活中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示欣赏，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感到愉快，这是美的最初的起源。美不是对象的自然属性，而是对象的社会属性。对象的自然属性是审美欣赏的基础，形状、色彩、光泽等自然属性，是使一物成为审美对象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离开了人的活动，自然属性不可能成为美的。只有在人的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生活中，具有自然属性的对象才可能变成审美对象。

在此基础上，李泽厚发展出了积淀说。他认为，人们从用功利的眼光看待事物，到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事物，是审美活动形成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积淀为感性，内容积淀为形式。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双重构造的过程。一方面，在人的内心，通过积淀形成了文化心理结构。这是一个从文化到心理的过程，人的文化活动，在心理上留下了痕迹。日积月累，就形成了心理结构。另一方面，在对象那里，原本与人无关的事物，与人发生了关系，首先是功利性的关系，后来就有了审美的关系。

这种“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和“积淀”的观点，从理论上讲，也是有其盲点的。这种理论以人为中心，从人的起源来探讨美的起源，从人与动物的不同点来探讨美的本质。人从动物进化而来。对于人在什么时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我们所存在的，只是一种哲学上的认定和划分。制造和使用工具、语言、理性、原始信仰和宗教，这些都可能并确实被人们用作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准。这种进化，本来就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寻找某一种标志，所体现出的，只是一种哲学上的立场。当我们进一步以此作为出发点，来完成美学上的建构的话，那么，我们只是在叙述一种哲学的立场而已。早在制造和使用工具之前，在语言出现之前，在有理性、有信仰之前，原始人或原始人的祖先，就开始进行超越直接功利性的选择，包括性的选择和对生活环境的选择。对此，我们可以将这称为“审美”，也可以不称为“审美”。怎么用词，是我们决定的。但我们的这一决定并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在进化的过程中，有着大量的连续性。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漫长的半猿半人的状态。强调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某种属人的因素的推动，使人有了美，这一观点并不能得到证明。从蜜蜂选择花朵，到孔雀择偶，再到原始人装饰自己，其间有着连续性。人制造和使用工具，只是影响人的审美活动，并不能成为这种活动的起源。

更进一步说，理性积淀为感性，内容积淀为形式，也是有问题的。这种积淀活动，如果它存在的话，也不能成为感性之源。相反，从动物到人的感性活动本身的起源，本身并不来源于理性。恰恰相反的是，理性活动，或者说思维和逻辑活动，都是在此感性活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在内容积淀为形式之前，并没有形式感。我们在自然界、生物界，看到大量的图形和色彩，并不是通过打制石斧才认识到几何图形，也不是通过陶器上的鱼形和蛙形图，才形成图案意识。这些例子，其实都是可疑的。

尽管这些讨论中出现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但这绝不等于说，当时的讨论就没有价值。恰恰相反，美学大讨论涉及有关美的本质的一些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对于以后美学学术的发展，对于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的兴盛，对于美学队伍的培养，对于美学问题在中国的形成，都是有益的。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对这种讨论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种讨论只解决唯物与唯心问题，是一些伪问题，这是不正确的。在那个大批判盛行的年代里，美学大讨论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些研究气氛，形成了一种思辨的传统，并且，幸运的是，这种讨论从总体上说，没有被政治干预所打断，为此后的美学热准备了条件。

与美学大讨论具有共生关系的，有一场关于“形象思维”讨论。这种讨论与美的本质具有互补关系。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论形象思维一章中已经详加论述，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