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
一 新中国成立前对苏联文论的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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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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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2009 \ 上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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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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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对苏联（包括19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介绍，始于五四时期。之后，随着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俄国19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理论与批评著作，列宁关于文学艺术的讲话、文章及相关言论， 20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的许多文学思潮与流派的观点和学说，便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了中国。据后来的学者统计，这一时期翻译的苏联学者的文艺学论著有罗达尔森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孟克译，上海光明书店1937年）、伊佐托夫的《文学修养的基础》（沈起予、李兰译，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米尔斯基的《现实主义——苏联文艺百科全书》（段洛夫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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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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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文艺理论 文艺思想 文艺 现实主义 文学理论 苏联文论 理论家 典型问题 文艺学 马克思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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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中国成立前对苏联文论的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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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对苏联（包括19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介绍，始于五四时期。1921年《小说月报》出的《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就发表有郭绍虞的《俄国美论与其文艺》一文。之后，随着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俄国19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理论与批评著作，列宁关于文学艺术的讲话、文章及相关言论，20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的许多文学思潮与流派的观点和学说，便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了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译介苏联文论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1924年，由苏联回国的太阳社成员蒋光慈在《新青年》季刊第3期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该文的主要观点取自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与“岗位派”。1925年，任国贞编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收入“列夫派”褚沙克的《文学与艺术》、“岗位派”阿卫巴赫的《文学与艺术》、沃隆斯基的《认识生活的艺术与今代》以及1925年7月联共（布）《关于在文艺领域内党的政策》的决议。这一时期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声译）及《托尔斯泰与当代工人运动》（郑超龄译）等文章也被首次翻译了过来。对苏联文论的译介，成为之后国内“革命文学”论争的诱因之一。
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鲁迅、冯雪峰、陈望道、冯乃超、林伯修等人更是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艺理论著作。1929-1930年，鲁迅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论文集《艺术论》。冯雪峰在1927-1930年这几年时间里，先后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沃罗夫斯基的文学批评文集《作家论》、梅林的《文学评论》、列宁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梗概》（即《卡尔·马克思》）、《论新兴文学》（即《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等一系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弗里契等俄苏文艺理论家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文学思想开始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所熟悉。
1932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决议，解散“拉普”，成立“全苏作家同盟”。在同年10月底至11月初召开的“全苏作家同盟”第一次大会上，批判了拉普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当时中国的“左联”迅速在自己的刊物上对此进行了报道。一年之后，周扬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依据吉尔波丁在全苏作家同盟第一次大会上的报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进行了阐释。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一个被中国的文论家反复讨论的极为重要的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关于现实主义的文艺通信，在此之后，也从苏联译介进入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瞿秋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2年，瞿秋白完成《“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这部著作。此书包含了《恩格斯论巴尔扎克》、《恩格斯论易卜生的信》，还包括在苏联理论家相关文章基础上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等文章[※注]。1933年4月，瞿秋白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发表于《现代》杂志。该文把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论述系统介绍到了国内，对国内纠正“左联”时期的一些错误认识，深化左翼理论家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理解，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一大批学术性较强的苏联文艺理论著作与教材被翻译介绍到了国内。据后来的学者统计，这一时期翻译的苏联学者的文艺学论著有罗达尔森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孟克译，上海光明书店1937年）、伊佐托夫的《文学修养的基础》（沈起予、李兰译，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米尔斯基的《现实主义——苏联文艺百科全书》（段洛夫译，上海朝锋出版社1937年）、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楼逸夫译，上海天马出版社1937年，以群译，重庆联营书店出版1946年）、西尔列索的《科学的世界文学观》（任白戈译，上海质文社1940年）、顾尔希坦的《文学的人民性》（戈宝权译，香港海洋书局1947年）[※注]。另外，华西里夫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爱拉娃卡娃的《苏联文学新论》、高尔基的《苏联的文学》、阿·托尔斯泰的《苏联文学之路》等著作，也都是在这一时期被介绍进来的。这些翻译的理论著作，对于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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