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
二 胡风的理论答辩：《论现实主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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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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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2009 \ 上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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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香港新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展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正面讨论，拉开了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批判序幕。《丛刊》一出版，就在香港和国统区文坛引发了强烈的震动，并对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致今日要了解与研究1948年的中国文学及以后的发展趋向，就一定得查阅这套《丛刊》”[※注]。这套《丛刊》有组织地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以及对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自由主义作家的批判，构成了中国当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化批判规约、套路都将发生重大转变。一香港的批判：《大众文艺丛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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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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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大众文艺 文艺思想 大众文艺丛刊 感性 丛刊 主观战斗精神 人民 阶级 现实主义 知识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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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胡风的理论答辩：《论现实主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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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香港的批判，胡风写了长篇论文《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从一个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专业视角来判断、回应《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企图说明一下文艺思想是怎样走了过来，变化了过来的”[※注]。可以看出，胡风是在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这两种创作倾向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主客观化合论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理论。胡风认为，这两种倾向从不同角度破坏了现实主义的力量——“主观公式主义是从脱离了现实而来的，因而歪曲了现实”[※注]；“客观主义是从对于现实的局部性和表面性的屈服、或漂浮在那上面而来的，因而使现实虚伪化了，也是在另一种形式上歪曲了现实”[※注]。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在于“没有通过和人民共命运的主观思想要求突入对象，进行搏斗”[※注]。
胡风将讨论限定在文艺创作领域内，在这个特殊的专业内部探讨一系列理论问题——即“究明创作实践的过程，作品思想性的根源，文艺是通过怎样的特点去影响读者，发生力量”[※注]。胡风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了“主观战斗精神”的来源和基础。在历史唯物论的大框架中，人首先是感性的存在，即“感性的对象”，有着独属于他的情感、热力、愿望和追求。人们以各自的“感性”在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中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构成了复杂的人类社会，因而，人也就成为“感性的活动”，或者称作“对象的活动”。每个人都带着他的生命的全部内容生活在由其“感性的活动”构成的世界当中。因而，人是具体的人，历史的人，阶级的人，社会的人。作家创作时，在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之间构成了四组关系，即自己的感性活动与感性的对象的关系、自己作为感性的对象与对象作为感性活动的关系、对象作为感性的对象与作家作为感性活动的关系、对象作为感性活动与作为感性对象的作家的关系。因此，“从对于客观对象的感受出发，作家得凭着他的战斗要求突进客观对象，和客观对象经过相生相克的搏斗，体验到客观对象的活的本质的内容，这样才能够‘把客观对象变成自己的东西’而表现出来”[※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胡风提出了“人格力量”（实践的生活意志），主张将革命的主义化为作家的实践意志，“凭着它去深入现实、把握现实、克服现实的实践意志”[※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风将创作过程看作生活过程，“而且是把他从实际生活得来的（即从观察它和熟悉它得来的）东西经过最后的血肉考验的、最紧张的生活过程”[※注]。
关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结合的问题，胡风依然从五四文化传统和启蒙的角度论证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反帝反封建的实践斗争中，和人民原来就有过某种联系，“有过或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在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上，是“思想主力和人民之间的桥梁”，是人民的先进。同时，胡风也指出了知识分子的二重人格——即所谓游离性。旧知识分子和有革命要求的知识分子“由于残留的所谓‘优越感’和虽然困苦但却大都可以勉强得到的生存的空隙，不容易做到决然地完全抛弃幻想，因而滞留在自作多情但实际上却是虚浮的精神状态里面”[※注]。创作上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就是作家游离性的结果。为了克服这种游离性，知识分子要深入实践，在长期的磨炼中进行改造。至于那些深入人民的内容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实践原就是克服着本身的二重人格，追求着和人民结合的自我改造的过程”。[※注]因为他们的创作实践“依靠着对于历史现实的发展方向的承受，依靠着把自己放在反封建的斗争要求里面，依靠着对于被革命思想所照明的人民的内容（负担、潜力、觉醒、愿望和夺取生路）的深入”。[※注]
胡风所理解的思想改造的实践途径并不着意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变，而是在反封建、在架构现代思想与人民之间桥梁的意义上实现。他认为，人民包括了广泛的统一而对立的内容：一方面具有“伟大的精神”——在剥削和奴役下担负着劳动的重负，善良地担负着，坚强地担负着，流着汗流着血地担负着；另一方面“又是以封建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样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注]。在胡风的视野中，与人民结合的迫切意义在于：避免对人民“优美”的主观憧憬。尤其是在反封建主义斗争到了“真枪实剑的风云际会”，“应深入进去的是平凡的但却深含着各种各样活的内容的具体的人民，甚至就是你身边左右的人民，不能是憧憬里的概念；要去汲取的是真实但却沉重的、活的、具体的、各种各样的担负生活的永生力量，各种各样的夺取生路的求生愿望，以及怎样把这些力量这些愿望禁锢着、玩弄着、麻痹着、甚至闷死着的各种各样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不能是憧憬里的清一色的优美”。[※注]
胡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基本内容“就是使人民的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从‘自在的’状态进到‘自为的’状态，也就是从一层又一层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突围出来，解放出来，挣扎出来，向前发展，变成物质的力量”[※注]。因此，思想文化斗争与革命实践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作家与人民的结合，首先是和这样的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人民结合；所谓如何与人民结合，则首先是“从生活实践开始，在创作实践里面完成，而且只有在创作实践里面才能完成的结合过程”。[※注]显然，胡风从作家的专业角度探讨问题，作家与人民共命运的立场通过创作活动变成了一种实践。
《论现实主义的路》是对《大众文艺丛刊》批判的回应，胡风试图从理论上澄清问题，“不仅仅是答辩，而是想就现实主义这个问题写成一本系统的小册子，然后就现实主义美学问题再写一个小册子”。[※注]他的阐述视角基本限定在学术领域，并在自己的理论话语系统中阐释问题。胡风自道：“当时，完全是从理论上来分析，以平等的身份来讨论”，[※注]以为“理论问题应是越谈越清楚”。[※注]但是，《大众文艺丛刊》之所以发起这次批判，却并不仅仅是由于学术问题的分歧，而是出于政治规训和争夺文艺理论话语权的需要。当时，随着军事战场上的胜利，统一文艺思想上的认识显得越来越紧迫。胡风文艺观点与《讲话》的不对应性，被认作一种对抗或不服从态度，甚至是对理论话语权的威胁。“他们却处处以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自命，因而引起了读者不少的误解”。[※注]“为了宣传介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并有计划澄清和批评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注]，香港文委创办了《大众文艺丛刊》。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思路呈现出复杂性的一面，显现出学术话语系统与政治话语系统的矛盾和纠缠。一方面，试图“从原则上以说理的态度来澄清思想的混乱”[※注]，“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力避文学上的命令的调子”，[※注]以期达到文艺思想上的团结；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论说中又流露出非说理的严厉姿态和非学术的论述逻辑。不久，在对胡风更大规模的批判中，这种矛盾逐渐消失，统一于政治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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