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毛泽东亲自发起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震动整个中国文艺界、思想界的大事，此事件对以后中国文艺学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事件始末

电影《武训传》是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为内容的传记片，由昆仑影业公司1950年摄制，编导孙瑜，主演赵丹。剧情大致如下：武训出身于山东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由于目睹穷人不识字的痛苦，又亲身经历了没有文化受到地主欺压的遭遇，所以立志“行乞兴学”。他行乞近40年，以耍把戏、磕响头、喝脏水，甚至挨打受辱等等“卑贱的”方式乞讨钱物以备兴学。他还依托地主豪绅放债，成为高利贷者，并以所得利息买地出租，加速财物积聚。到晚年，武训已是地产跨三县的大地主，最后终于办起三所义学。他的苦操奇行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也曾得到封建统治者的赞赏和褒奖。他所兴办的“义学”也是由豪绅地主来主持，学生成分绝大多数都不是穷苦人家子弟，教学内容也是当时的封建教育，教育出来的学生，大多“学而优则仕”，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因此受到包括清朝皇帝在内的整个地主阶级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这既是史料记载的武训，也是电影《武训传》的主要情节，只是电影更强化了武训的“苦行”。

由以上对《武训传》剧情的简介，我们可以看到，武训“行乞兴学”的结果与他要拯救穷苦百姓的初衷是相背的，“行乞兴学”最终还是就范于统治阶级的需要。但其初衷对于在封建统治下希望得到解救的农民来说，不能不是一种精神安慰，因此历来民间也流传着对于武训“行乞兴学”的赞美。

对于拍摄《武训传》的初衷，编导孙瑜指出，上海的文化当局和艺术界的同志认为题材有拍摄价值，同时也是为了迎接当时的文化建设高潮，配合土改政策，歌颂忘我的服务精神。尤其是最后一点，孙瑜认为武训“站稳了阶级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真正做到了鲁迅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热爱他也可以热爱我们的民族，提高了民族的自信和自豪”。对于武训的缺点，尤其是他的斗争方式，孙瑜他们也只是认为武训限于历史条件，“所采用的斗争方式”“不足为训”而已。[※注]

电影《武训传》公映后，几乎是一片赞扬之声，连周恩来、朱德等许多中央首长也对影片持肯定态度。京、津、沪三大城市的一些报刊，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后连续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除个别文章提出某些批评外，大多数都是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赞扬武训和武训精神，认为这是一部有思想性、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大众电影》还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十部最佳国产电影之一。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社论认为，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如此之多，不但“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而且表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在社论中被公开点名的有关《武训传》的文章43篇，作者48人。一时间风向突变，风声鹤唳。

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政治思想问题保持沉默，都应该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并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还要求通过这次运动使“每个党员”懂得“革命者与封建统治拥护者”、“人民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民族传统中落后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并帮助群众“认识到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历史和未来的远景”。

《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后，京、津、沪各主要报纸第二天即全文转载，接着各报纸都发表了响应批判的社论和文章。[※注]文化部电影局“决定通知各地电影工作者及电影经理业的从业人员展开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澄清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和混乱思想，并进一步向广大观众进行宣传教育，以清除这一影片的有害影响”，[※注]并发布《关于电影从业员应积极参加〈武训传〉讨论的通知》，要求全体电影从业员“应把这一讨论视为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应该通过讨论，对武训这一历史人物有正确认识；弄清楚电影《武训传》的真正错误所在；并结合个人自己的思想，清除一些错误的、混乱的思想，树立起对于人民革命的正确认识；应该使这一讨论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注]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孙瑜的检讨短文。于是，一个自上而下发动的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了。6月5日，教育部指示教育机关讨论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领导机关应十分重视这一思想运动的领导。这一运动必须普遍到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专署以上的教育行政部门及中等以上的学校，应协同教育工会组织开展这一讨论”，“学习时间，一般定为半个月。专署以上教育行政机关及中等以上学校，在七月中旬以前，必须将这一学习运动的结果逐级总结上报”。“对县以下的教育行政干部及小学教师，除布置自学讨论外，并可利用假期集训的机会，作为专门问题进行研究。”[※注]这场批判运动的政治性和自上而下的组织性、动员性由此可见一斑。

批判运动持续了将近半年，发表的各种批判文章数以百计。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武训历史调查记》，用“事实”给武训作出了定论。1951年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宣告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基本结束。

（二）《武训传》的“错误”实质

《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出，《武训传》的根本错误是宣扬“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政治判定。令人觉得纳闷和蹊跷的是，即便武训是封建阶级的奴才，歌颂武训怎么就成了“宣扬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了呢？

胡绳在《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注]中对上述问题给予了解释。胡绳首先分析了武训本人的思想本质，即“极端地忠于封建主义的奴才主义，至死不悟的保皇主义”。其具体表现是，站在地主官僚的立场上办所谓“义学”，其中封建教育的内容分毫没有改变，也丝毫没有改变封建统治秩序。这与康有为的主张是不同的。康有为虽然并没有主张根本推翻封建教育，只是主张按资产阶级的方向在教育上进行改良。但如果实行这种改良，封建统治秩序就不能不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动。所以，“康有为的改良主义运动究竟还是要去触动封建统治秩序，那怕是很少的触动”。[※注]但对于武训来说，显然连触动的念头都没有。这种彻底的保皇主义因此必然具有极大的反动性。如果说否定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强调文化改良，还算是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体现；那么，宣扬和赞颂武训的这种文化改良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体现。“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一说就是这么来的。

另一方面，胡绳指出：“在革命斗争时期，普及反动的文化教育，其意义就是阻止群众的觉悟，抵抗革命斗争，所以是反动的，是向反动阶级的投降。”[※注]而且，为了突出和提高武训而否定、贬低周大，甚至把周大看作是粗鲁的杀人犯，这更“透露了一种由于害怕群众而来的软弱的资产阶级观点”，“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而是代表其反动性的观点”。[※注]总之，“这种认为离开政治斗争，人民可以在文化上‘翻身’的看法，这种为提高武训而抹煞和污蔑农民革命的看法……不是别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有许多人正是从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出发而欣赏和赞美武训这个封建主义的奴才”。[※注]

1951年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扬的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更为具体地分析了《武训传》的“反动”本质，明确指出：“电影《武训传》污蔑了中国人民历史的道理，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用改良主义来代替革命，用个人奋斗来代替群众斗争，用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来代替革命的英雄主义。电影中武训的形象是丑陋的、虚伪的，在他身上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卑鄙，歌颂他就是歌颂黑暗和卑鄙，就是反人民的，反爱国主义的。”这一陈述可以说是对《武训传》的最后总结和定性。

批判的内容除了指责《武训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根本错误之外，还给武训本人戴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帽子。此外，批判运动还涉及私营厂出品的其他许多影片，以及电影界、文学界、史学界等一些作品、文章和观点，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异常严重的影响。

毛泽东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发动这样一次大批判运动呢？早在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明确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号召反对“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思想”，扫除思想障碍，将正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迎接由新民主主义向着社会主义的转变。[※注]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毛泽东首先从文艺战线上揭开了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序幕。由此，“发动这次‘讨论’的目的比澄清对一部电影和一个历史人物的认识上的思想混乱远为广泛、重大”。[※注]而此先例一开，以后文艺上连绵不断的论争、探讨都以此定调上升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使当代文学思潮蒙上浓重的火药味，并从整体倾向上变为政治思潮所驱使的工具。[※注]

（三）《武训传》批判对当代文艺学的影响

《武训传》批判对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首先，把一个文艺问题轻率地提升为政治问题，把文艺批评直接转变为政治批判，这对今后文艺学话语型产生了巨大影响。《讲话》中所提出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这次批判运动中被夯实、加固。自此以后，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到文艺界去找先兆，从文艺部门先开刀。自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文艺也就不断地被拿来“开刀”。这种运动的惯性轨迹，在后来的历次文艺大批判运动中仍清晰可见。[※注]

胡乔木后来曾对这次批判运动进行反省，指出，对这部影片的问题，本来应该通过文艺批评的方法，通过讨论和争鸣加以解决。当时采取这种大规模政治运动方式来批判一部电影，以一种“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态度，把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简单地混淆起来，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电影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注]

其次，这次批判运动强化了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的单一性，同时使得文艺学探讨过分政治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本来在强调歌颂工农兵的主题和题材方面，已有忽视甚至排斥其他题材的苗头。这次气氛紧张的思想批判运动对此又有所助长。有些文章把影片编导的艺术手法也冠以“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帽子，堵塞了艺术手法多样探索的可能性。

再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文献。他在这里提出的“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的论题和论证，补充发挥了他在《讲话》中关于歌颂与暴露的观点。在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反映历史的问题上，则与毛泽东在京剧《逼上梁山》的通信中的观点——“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相通。[※注]通过批判《武训传》，毛泽东希望文艺工作者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研究文艺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自从《讲话》后，文艺工作者还是主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观念，并没有自觉地“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文学艺术”，社论希望在这方面向文艺工作者提供范例，“促使文艺工作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具体运用到文艺创作中，提高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关系的认识”。[※注]可以说，这一思想和目的一直贯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大批判中，比如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中，这一目的显得更为明确。但是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的含义并不是非常明确的，也不是一个完全属于学理范围的问题。在今天看来，我们很难认同当时被批判的文章或其作者都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