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1952年的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是紧接着对电影《武训传》及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展开的。[※注]或者说，是因为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导致了中央发动针对文艺界的大规模整风学习运动。

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指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注]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认为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改革旧教育的重要前提之一。这次会议以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全面展开。

1951年11月17日，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检讨当时文艺工作状况时指出，两年多来，全国文学艺术事业虽有一定的成就，但文艺工作还是落后于现实的发展，造成这种落后的思想根源，就是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迎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为了战胜这种倾向，必须采取整风学习的方法，由此，会议通过决议，决定首先在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

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了学习动员大会，到会的文艺工作者800余人。在这次大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分别作了关于此次文艺界学习运动的意义的演讲（全部发表于《文艺报》第5卷第4期）。胡乔木在《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中着重批评了文艺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并提出了纠正方法。他说，在目前文艺工作中存在着相当强烈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很多作家、文艺工作者，包括党员乃至参与了延安文艺运动并表示拥护《讲话》的党员，并没有真正理解和落实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对文艺工作仍然抱着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见解”，以致妨碍了文艺工作的前进。小资产阶级群众虽然也属于劳动人民，但它绝对不能领导国家前进，因此也不能领导文艺运动前进。小资产阶级群众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够发挥它的力量，才有光明的前途。我们的文艺不应该降低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水平来为他们“服务”，而应该用工人阶级的思想来教育他们，提高他们。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才是既为工人阶级服务，也为小资产阶级群众服务，既受工人阶级的欢迎，也受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欢迎。为了改进我们的领导，胡乔木指出了文艺界的“出路”，这就是：第一，“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应该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学习，分清是非，确定立场。第二，应该充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使文艺成为工人阶级的战斗的武器，使文艺机关团体成为战斗的机关团体。第三，应该整顿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反对庸俗的敷衍了事的推诿责任的作风和自由主义、事务主义的作风，缩小和加强行政的领导，扩大和加强创作和批评的领导。第四，应该整顿文艺团体，使成为切实负起组织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批评、学习和参加实际斗争的任务，并监督文艺工作者像其他劳动者一样，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创作为人民所需要的作品。第五，应该整顿文艺出版物，反对粗制滥造的作风。最后，胡乔木强调指出党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成为文艺界的学习模范和劳动模范，应该坚决消灭文艺界党员中的任何无纪律现象。

周扬作了《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的演讲。[※注]周扬与胡乔木一样，首先明确指出：“文艺工作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的状况，是到了不能再容忍下去，必须加以澄清的时候了。”思想的混乱主要体现为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周扬认为，如果不纠正这种倾向，毛泽东文艺路线就不能够贯彻，人民文学艺术的事业就不能够前进。周扬接下去详细说明了由于领导上的放松或放弃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文艺思想战线上产生了思想界限不清的各种混乱现象，甚至认为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在某些文艺机关中居于领导地位。有些领导对于各种“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没有组织和领导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学习与思想改造工作，没有反对文艺界存在着严重的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倾向和严重的自由主义作风，没有反对《武训传》的制作、放映和对《武训传》的赞扬，没有展开批判文艺工作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比如小说和电影《我们夫妇之间》），都是这种事实的具体表现。周扬的演讲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工人阶级立场的绝对主导地位，甚至是“农民立场”也被批判（他把解放区某些描写农民的作品定位为一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描写农民的作品）。对于领导方法的改进，周扬指出：一是要“改进领导工作方法，就要建立有思想的领导，反对事务主义的领导”，所谓“事务主义的领导”，即“个人灵感式的手工业式的领导”，这是一种“无思想的领导”，也就是没有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二是要树立集体领导，反对个人领导；三是要改造文学艺术机关和团体，使它们有效地担负起团结和组织文艺工作者进行学习和创作的任务。

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丁玲、欧阳予倩、老舍、李伯钊、李广田等人。为了统一领导这一学习运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组织了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注]会议之后，全国各地文艺界掀起了整风学习的热潮。[※注]

就北京的整风学习情况来看，从1951年11月24日整风学习运动开始到1952年7月14日结束，参加人数1228人，其方式是通过展开各种形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从个人开始，检查立场、文艺思想、工作态度；另一种是以本单位工作中的问题为主，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进行检查。在检查中，许多单位采取了“思想互助”的办法，每一整风学习小组内的成员，自愿结成互助组，每个人的问题都先在互助组内“自由”漫谈，互相启发，经过仔细交换意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后，再提到小组上报告和讨论。这种“帮助”个人深刻反省自己、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的方法，成为以后历次政治思想运动的主要方式。通过思想检讨暴露出的“错误”文艺思想主要表现在：（1）不能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认为文艺与政治无关，或者庸俗化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艺就是艺术加政治；（2）在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上，有些人还强调为小资产阶级服务；（3）在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上，许多文艺工作者还存在轻视普及的现象；（4）在文艺民族化问题上存在盲目崇拜西洋和轻视民族艺术遗产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讲话》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文艺原则还没有得到完全落实。据说，经过整风得到的成果是：（1）在思想上得到了提高，划清或初步划清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界限，认识到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必须受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并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认识到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必须进行思想改造，认识到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才能获得创作源泉，并使自己在群众中得到锻炼和改造。（2）大批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3）文艺刊物进一步整顿。（4）文艺团体得到调整。（5）几个主要的文艺工作机构进行了整顿和改进，如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而这次整顿收到较大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有了毛泽东的《讲话》这一文件的领导，并有了延安文艺整风学习的经验。[※注]

上海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和北京差不多，在整风中也发现了许多“问题”，如思想界限不清，立场不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在创作上走向形式主义的绝路，轻视普及工作，严重的自由主义作风等，而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文艺工作者未能真正领会和掌握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特别是文艺界领导方向，没有能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放松甚至放弃了在文艺领域中进行阶级斗争，容许以至于纵容了非工人阶级思想在思想领导中占有了地位。[※注]

总之，从1951年底到1952年7月左右，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进行了半年多时间，整风的核心内容，就是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讲话》方向。胡乔木和周扬在整风动员大会上都强调了这一点，而在整风中各文艺界人士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也反复强调和重申这一点。早在1951年10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5卷第1期）上，就发表了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为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而奋斗》，指出：“为了更好地使文学艺术在思想领域中发挥其高度的教育人民的效能，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当作迫切的政治任务。”我们的新文艺，“因执行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对人民进行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及人民民主革命的教育”，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由于文艺工作中偏离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对毛泽东思想缺乏应有的认识，应有的学习和应有的宣传，使得文艺界出现了像电影《武训传》这样的错误。社论由此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全面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夏衍在整风运动的自我批判中，也明确指出，要纠正错误，改进领导，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夏衍说，上海有光荣的历史和解放后党的文化关心，但三年以来，我们的文艺工作却没有按照党和人民的希望，充分运用这些有利条件，把我们的工作向前推进，而是产生了许多错误的思想，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未能真正地领会和掌握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特别是在文艺领导工作中，没有能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容许以至纵容了非工人阶级思想在思想领导中占有了地位”。[※注]由此，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领会毛泽东的《讲话》方向，成为改造思想的重要法宝。柯仲平在西安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也强调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柯仲平指出，自毛泽东《讲话》发表十年来，“中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因为能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指示的文艺方针努力实践，所以文艺真正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文艺真正能为革命的政治，能为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服务了，文艺队伍成了很受人民热爱的一支光荣的队伍了，文艺空前的得到发展了”。在此基础上，柯仲平具体分析了坚持毛泽东文艺方针，坚持工农兵方向的重要性以及具体措施。[※注]

应该说，这次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基本上还是属于统一思想的运动，并不像后来的政治运动通过无限上纲来整人乃至置人于死地。以往的文艺界，除了少数的文艺理论家，一般的文艺工作者是很少过问文艺理论的。通过学习，让文艺界掌握分析问题的理论方法，对于认识现实，提高创作和批评，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不过也应当看到，由于整风关注的是理论问题，强调的是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因此对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对文艺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点，并没有得到深入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留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