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始末

1954年9月1日，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在第9期发表了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商榷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判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繁琐考证的方法以及“自传说”。此文得到毛泽东的欣赏。江青于本月下旬到《人民日报》找周扬、邓拓、林默涵、冯雪峰等人，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李、蓝的文章。周扬等人以这是“小人物”的文章以及“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等为由，拒绝转载。作为折中，《文艺报》于10月初（第18号）转载了李、蓝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蓝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两家报纸都加了“编者按”。

此事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10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注]批评所谓“大人物”联系资产阶级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愿做资产阶级的俘虏”，是“投降主义”；表示了对《文艺报》和“大人物”压制“小人物”文章的不满，提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注]由此，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全国范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拉开帷幕。

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开会传达毛泽东信的精神，22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口头指示。23日，《人民日报》发表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24日又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就在同一天，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讨论会。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10月28日的《文汇报》，都分别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11月14日的《光明日报》以发言先后为序，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全部发表。京、沪两地的三大报纸，都如此重视这次会议，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已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

就在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讨论会的第二天，中宣部副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和中央提交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报告。报告指出：“消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关于《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线，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以引导青年正确地认识《红楼梦》”。报告还指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与语言学等方面，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在这一报告上批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照办”。[※注]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文艺报》，批判迅速升级。

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了8次扩大联席会议，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检查了《文艺报》的整个工作，听取主编冯雪峰、副主编陈企霞的检讨。在12月8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把《文艺报》的错误定性为：“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限制；在文艺批评上的粗暴、武断和压制自由讨论的恶劣作风。”[※注]文联主席郭沫若，作协主席茅盾，作协副主席、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会议上也讲了话。郭沫若作了《三点建议》的发言，茅盾作了题为《良好的开端》的发言，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撤去了冯雪峰的主编职务。12月9日、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讲话。这些发言从不同角度阐明、发挥了毛泽东信中的指示精神。

在此期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11月8日，郭沫若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方面，而应当把文学艺术界的一切部门包括进去；在文化艺术界的广大领域中，特别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

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同时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通知指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通知强调：“思想战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条极端重要的战线，不加强这条战线，不首先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胜利，就不能保证在实际斗争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注]

1955年2月，俞平伯在《文艺报》第5号发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承认自己30来的《红楼梦》研究工作，最严重的错误，“自其基本性质来说，便是不能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全面地分析作品，相反地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方法去追求作者的企图”，表示“拥护这次对《红楼梦》的研究所引起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坚决和胡适以及一切反动的敌对思想划清界限”。俞平伯最后还明确地表示“我的心情是兴奋的”。

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了。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中间，以至在党内很大一部分党员和干都中间，都还有深刻影响。因此，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加强对理论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在广大人民和党员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斗争。指示认为，当时进行的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是非常必要的，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队伍的有效方法。为此，指示要求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长期的思想运动。[※注]1955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力图把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引向深入。

1955年，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共4集，收录了1954年9月至1955年6月全国各报刊发表的讨论文章129篇。前两集主要是针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评性文字，后两集则侧重正面论述《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这算是对这次规模空前的大批判做了一个总结。

据统计，从1954年10月开始，至1955年12月止，全国各地的报刊，大量发表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文章，其中期刊部分，1954年10—12月间发表论文119篇，1955年1—12月间发表论文103篇；报纸部分，1954年10—12月间，发表论文149篇，1955年1—12月间，发表论文91篇，合计442篇。[※注]

（二）批判的内容

在李希凡、蓝翎在批判俞平伯的那两篇文章中[※注]，首先明确认定“《红楼梦》是我国二百年来流行甚广而且影响很大的古典现实主义杰作”，“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在艺术成就上发展到《红楼梦》时代，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具体来看，曹雪芹生活在满清王朝行将衰败的时代，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从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尤其是曹雪芹虽有着某种政治上的偏见，但并没因此对现实生活作任何不真实的描写与粉饰，没有歪曲生活的真面目，而是如实地从本质上把它客观反映出来。这更显示出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伟大成就。小说的主人公宝玉和黛玉，都是作者所创造并肯定的人物形象，他们是封建官僚家庭的叛逆者。他们反对礼教传统，蔑视功名利禄。他们的思想已从原阶级的体系中分离出来，向封建礼教发出了第一声抗议。这些都是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现，也是人民性的体现。

在此基础上，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简论》乃至《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们认为，俞平伯过分注重考证，仅仅停留在局部问题的考证上，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而“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这是作者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所作批判的核心。具体的批评意见如下：

第一，针对俞平伯偏重考证的研究方法，他们指出，“仅仅停留在局部问题的考证上，不能从理论上作出全面的评价，应该说，这还不能算作研究工作的主要部分”；而且过分注重考证，就会把《红楼梦》这样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还原为事实的“真的记录”，认为这部作品只是作者被动地毫无选择地写出自己所经历的某些事实。他们指出，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谈到《红楼梦》的风格时，首先肯定它的“最大手段是写生”，而俞平伯所谓的“‘写生’就是‘记实’”，“这样，在《红楼梦》中所表现出的‘写生’的特征，就是写了一些极平凡的人物，‘并且有许多极污下不堪的’”。“这些意见很明显地表示出俞平伯先生所理解的《红楼梦》的艺术方法，也就是记录事实的自然主义写生方法。”用自然主义的方法代替现实主义方法，“其结果就产生了一些原则性的错误”。他们认为：“《红楼梦》所以成为现实主义杰作，却并非像这些自然主义歌颂者们所称颂的简单地复写客观事实真相。恰恰相反，曹雪芹是从事实的真相中概括出典型的现象，进而写出了社会发展的真实来。它不仅暴露现实中丑恶的一面，同时也创造出了他理想中的新人，体现了作者所理解的美，因而也就必然引导人们同作者一道去追求真正美的现实。它不仅显示了对于真的追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表明了作者对于美的追求的生活理想。真和美的综合才使《红楼梦》博得现实主义的高度成就。”

第二，就俞平伯所提出的《红楼梦》“色”、“空”的观念，他们认为，既然《红楼梦》是色空观念的表现，那么，“书中人物也就不可能是带着丰富的现实生活色彩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而是表现这个观念的影子……所以把《红楼梦》解释为‘色’‘空’观念的表现，就是否认其为现实主义的作品……俞平伯先生既然把《红楼梦》的内容归结为‘色’‘空’观念，因此也就必然会引出对人物形象观念化的理解”。

第三，就俞平伯对《红楼梦》人物的分析，李希凡、蓝翎认为，俞平伯对于《红楼梦》中人物的考证，也是脱离了它的社会内容和作者的身世进行孤立的考察。他们说：“贾宝玉不是畸形儿，他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在他的性格里反映着人的觉醒，他已经感受到封建社会的一切不合理性，他要求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下去。这种性格愈发展愈明显愈强烈，也就与封建官僚地主阶级所要求他的距离愈大，当时的社会也就会更加迫害他，贾宝玉的性格与社会的冲突也就愈来愈尖锐。但是当时的社会却是没有给这样的人准备下出路，这些‘英雄’也只能够以个人的形式去反抗当时的社会，同时也注定了他反抗的无力，因而他的结局就只能是悲剧的。但这不是个人的悲剧，因为正是通过了贾宝玉的悲剧性格，透露了社会新生的曙光。贾宝玉的出走正是象征着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天才的被毁灭，是社会的崩溃的预兆。”而“俞平伯先生所推断的贾宝玉贫穷而后出家的结局，就失去了这样的社会内容，也抽掉了他的积极意义，使贾宝玉从一个反封建的英雄变成为逃避贫穷而遁入空门的市侩。这对这个光辉的艺术形象，是一个显著的歪曲”。而针对俞平伯提出的所谓“钗黛合一”，他们认为这“明显调和了其中尖锐的矛盾，抹煞了每个形象所体现的社会内容，否定了二者本质上的界限和差别，使反面典型与正面典型合二为一。这充分暴露了俞先生对现实主义人物创造问题的混乱见解……总之，俞先生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了《红楼梦》”。

第四，就俞平伯提出《红楼梦》“怨而不怒”的风格，他们指出，俞平伯先生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本末倒置地把《水浒》贬为一部过火的“怒书”，且对他所谓的红楼梦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李希凡、蓝翎指出：“俞平伯认为《水浒》、《金瓶梅》、《儒林外史》等书作者的态度太不温厚，对现实的激愤有些‘过火’，缺少含蓄，不如《红楼梦》的‘平心静气’。而实际上，这些特点却正是这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们对生活矛盾更深刻的揭露，并且明显地流露着作者的反抗情绪。因之这并不是缺点，而是中国文学最光辉的富有战斗性的现实主义传统。”“俞平伯先生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的实质，是他对《红楼梦》的自然主义见解的另一表现。这就是说曹雪芹只是客观地记录自己的‘情孽’经过，并没有通过人物形象情节，体现出作者的爱憎来，对于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对于现实生活既不歌颂也不批判，只是复制和模写，这样的‘怨而不怒’的艺术方法所创造出来的作品自然会成为‘好一面公平的镜子啊!’”“但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却否定了俞平伯先生的论点。现实主义的创作总是通过自己的作品积极地反映现实，这种反映现实的态度本身就渗透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美学评价。正因为这样，他们的作品才能积极地影响现实，唤起人们对现实的爱憎感，并为美好的理想去斗争。文学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缺乏明确社会见解的作品。所以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自然主义评价是和现实主义相违背的。”

此外，就俞平伯的《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一说，他们认为，《金瓶梅》是托宋朝事来暴露明朝新兴商人兼恶霸官僚的腐朽生活的现实主义杰作，而《红楼梦》则是没落的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挽歌。后者在创作方法上受前者的影响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但是，后者决不可能是“脱胎于前者”，俞平伯“不加具体的分析，而确定《红楼梦》从《金瓶梅》那里承继了抽象的‘色空观念’，这首先就从理论上否定了二者是现实主义作品”。

总之，他们在肯定《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的基础上，批判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主观主义变形的客观主义态度”，并认为这种态度使得俞平伯“把《红楼梦》看成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作品。因而否定了它的现实价值，歪曲了作者的创作方法”，“从文学批评观点上说，俞平伯先生的见解就是反现实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注]

应该承认，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的批判确实使用了一些比较尖刻的言辞，但依然没有超出学术研究的范畴。问题是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大大提升了批判的级别，并从学术领域直接转向了政治领域，改变了其学术讨论的性质。在通信的开头就确定了这次批判的性质是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有了这个政治性极为强烈的定性，自由、平等、理性的学术探讨当然就不可能进行了。在这封信的结尾，毛泽东虽然强调“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当政治运动来临时，人人自危，人人自保，“团结”是根本谈不上了。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具体阐释了毛泽东通信的内容，进一步推动了对俞平伯的批判。文章首先把俞平伯和胡适联系了起来，一并打入“资产阶级的‘新红学家’”之列：“‘五四’以前的‘红学家’们就很不少,‘五四’以后又出现了一些自命为‘新红学家’的，其中以胡适之为代表的一派资产阶级的‘新红学家’占据了支配地位，达三十余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的论著中看到胡适之派的资产阶级反动的实验主义对待古典文学作品的观点和方法的继续。”接下来，又依据李希凡、蓝翎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对《红楼梦》研究的主要观点和方法进行了“联系胡适”的批判，认为李希凡、蓝翎的批判“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之派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第一枪!”而“这一枪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之派的‘新红学家’们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在全国解放后仍然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这一危险的事实,视若无睹。这两篇文章发表前后在文艺界似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所以，“我们对于优秀的文学遗产”的研究，“迄今为止，仍未脱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影响”。文章最后号召:“现在，问题已经提到人们的面前了，对这个问题应该展开讨论。这个问题，按其思想实质来说，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目的，应该是辨清是非黑白，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每个文艺工作者，不管它是不是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都必须重视这个思想斗争。”

此后的批判文章，基本观点大致相同，批判调子也高度一致，比如郭沫若说:“俞平伯先生的研究之所以成为了问题，是他三十年来，特别是自解放以来，在思想、立场和方法上，都没有什么改变。这种情况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俞平伯先生对王佩璋的文章的删改上。那表露了俞平伯先生不仅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而且还有浓厚的封建思想的残余。”[※注]周扬说:“俞平伯先生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一个代表者。俞平伯的考证和评价《红楼梦》,也是有引导读者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注]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次大批判，有学者明确指出，这和他亲自发起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的历史背景、政治意图都是一脉相承的，其做法也是相同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只是导火线，批判的主要目标是胡适，主要意图是清除政治、哲学和文化学术领域里的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注]可以说，毛泽东亲自发起这场批判运动，从根本上说是出于政治目的。[※注]具体来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私有生产资料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与之相应，与资产阶级及其思想意识的斗争，便成了革命的主要任务。

（三）《红楼梦》研究批判对文艺学的意义

首先，很显然，这次大批判与上次《武训传》批判带给文学/文艺学的消极影响是一样的。“从一个具体的人、一部具体的作品入手，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批判运动，并且很快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一个更为广泛的对象，也成了1949年后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开展批判运动的惯常模式。”[※注]文艺问题依然没有逃脱政治的拷问。

其次，这次批判除了破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之外，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要在思想战线、学术研究领域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红学本身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从1954年有了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的开端。”[※注]而就文艺学领域而言，它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批评方法成为文学史、文学理论、当代文艺思潮研究的共同遵守的方法。[※注]这一点要比《武训传》的批判更进了一步。《光明日报》在发表李、蓝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的“编者按”中，就明确指出：“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注]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上，很多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俞平伯的“资产阶级思想”相对立，强调前者的绝对正确性。比如吴组缃在发言中评俞平伯说：你“若是学习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来从事研究，有什么问题研究不明白呢?”舒芜说：“今天指导我们思想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作品中的人民性和现实性是有力的条件。俞先生如果解放以后思想很明确的话，决不至愈研究愈糊涂。”何其芳说，俞平伯先生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所以在研究《红楼梦》的书中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李、蓝两位同志用这些观点来研究《红楼梦》和俞平伯先生的著作，所以就达到了许多基本问题都正确的结论”。杨晦说：“在文学研究方面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原很困难。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如何与具体问题结合，考据到底起些什么作用，都是不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当然，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掌握确实的资料也是一个问题，过去许多人在考据上下过功夫，假使他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他们的考据就会更有价值。”[※注]在这些发言中我可以看到，当时人们虽然明确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的重要性，但在理解上显然有机械化和教条主义的倾向，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以致成了万能的法宝。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进行文学批评，而不是作为标签和帽子，如何尊重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尊重文学批评的规律，特别是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如何保证那些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研究存在的合法性，这些问题或论述很少，或根本没有涉及。

相比之下，何其芳的下述论述值得我们注意。他在《没有批评就没有前进》的发言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文艺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文学艺术的时候，就不能限制于只考察作者和作品本身，必须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阶级的情况，政治情况，以及文化思想情况，然后才可能判断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是属于什么阶级或什么阶层，然后才可能判断它在当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同时又指出文学艺术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文学艺术的时候，就不能限制于只考察作者的阶级立场和主观思想，必须充分了解它们通过艺术的形象所反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活所包括的客观思想和社会意义。忠实地描写社会生活的古代的杰出的作家，他们的作品的内容总是突破了他们的主观意图和阶级偏见的限制，通过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本身总是显示了比他们原来所意识到的远为巨大远为深刻的意义。恩格斯把这称为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注]

应该说，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样的认识是比较恰当和公允的，对于发展新中国文艺批判、文艺学有积极的作用。但可惜的是，这样的意见是凤毛麟角。在政治斗争的浪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往往会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而非文艺批评的方法。真正的文艺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批评都被政治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