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整风到“反右”

“反右”源于整风，而整风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形势的好转密切相关。

从1952年起我国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春取得了全面胜利，阶级状况和社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56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同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科学地分析了我国当时的形势，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并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地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为了实现这一伟大任务，1957年4月27日，党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当日《人民日报》发表），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以图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同时，指示还提出要防止关门整风，希望非党同志帮助共产党整风。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变革中，为了克服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必须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便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1957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注]进一步推进党的整风运动。

但是情况很快急转直下，在整风运动的鸣放过程中出现的某些言论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关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并强调“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注]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自此，“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社论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这个真理吗？”社论明确指出：“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这一篇声讨右派分子的檄文，宣告了整风运动正式转向“反右”斗争。

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对丁玲、陈企霞等人展开批判，[※注]揭开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序幕。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长篇报告。紧接着8月11日，《文艺报》第19号刊出了与《人民日报》这篇报告文字略有不同、但用语和叙述方式相当一致的文章《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对丁玲、陈企霞反党性质做了定性和结论。随着“反右”斗争的迅速扩大化，文艺界许多文艺工作者，其中既有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作家，也有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新作家，还有许多文艺理论家，都被无情地打成了右派，极大地影响甚至中断了他们的文学活动。

从1957年6月6日开始到9月17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共举行了27次，在会上先后发言的党内外作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有关人员共110多人，发言记录有100多万字，许多文艺工作者以各种名义被定成了右派。比如据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文汇报》的“右派”密通信息，想借《文汇报》这个阵地来公开为丁、陈声援，以便达到他们分裂文艺界和推翻党的领导的目的；艾青被指在这一活动中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右派的靠山；江丰反党集团在中央美术学院和民盟中的右派亲密合作到了“盟党合流”的程度等。[※注]这次大会在9月16日和17日做了总结。在9月16日的总结会上，周扬奉命就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问题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这个报告经过整理、补充和毛泽东的亲自修改，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于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算是给反右运动做了一个小结。

但文艺界的“反右”斗争似乎并没有完全结束。《文艺报》1958年第2期刊出了一个“再批判”专辑，其中包括林默涵批判王实味《野百合花》、王子野批判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张光年批判《在医院中》、马铁丁批判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严文井批判罗烽《还是杂文时代》、冯至批判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这些文章，并附上被批判的各篇原作。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编者按语”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按语”还用挖苦的口气说道：“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文艺报》的专栏刊出后，各地报刊便纷纷响应。《北京文艺》、《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羊城晚报》、《中国青年》、《文艺月报》等都发表了批判文章。

（二）“反右”运动与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全面建立

洪子诚先生曾指出，1957—1958年的文艺界反右运动，可以看作是左翼文学内部斗争中胜利的一方对另一方所进行的历史“清算”。这就是为什么在运动中“并无十分显著的‘越轨言论’”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等人被划为了文艺界斗争的重点的原因。[※注]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判断也适合此前的胡风批判）。经过这些清算，左翼文艺界因为历史问题留下的内部分歧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在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之前，《人民日报》于1957年9月1日发表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社论指出：“这是一场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那么，党的文艺路线和反党的文艺路线的区别在哪里呢？社论指出了区别的两个根本标准：文艺应当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呢，还是只作为个人的或少数人的事业，只为满足个人的名利欲望和野心？文艺工作应当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还是拒绝或者削弱这种领导？这两个问题显然是《讲话》中所要解决的，而《讲话》也给予了明确的答案，这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为政治服务。在该社论中，也一再强调了这两点。

社论指出，那些反党分子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们脱离人民，不愿到群众中去，不愿过艰苦的生活，不愿从事艰苦的劳动，而热衷于追求名利，把文艺事业看作是猎取个人名位的手段，稍有成就，就骄傲自大，目无组织，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他们一天天和党疏远，渐渐感觉党不是他们的了。”由此，这些反党分子所提倡和实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路线，跟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大多数愿意为人民服务，愿意进步的正派的文艺工作者的愿望和实践，是不相容的。这显然是违背《讲话》中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的。

在文艺与党的领导问题上，社论一再强调，必须坚持党对文艺的领导地位。社论指出，文艺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而党对于文艺工作，如同对其他一切工作一样，必须正确地加以领导；只有这种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各种反党分子所切齿痛恨和集中攻击的，正是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他们反对党领导文艺，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艺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使文艺成为给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而作为党领导下的文艺队伍，必须忠实地遵循党的文艺路线，坚决地执行党的文艺政策，使各方面文艺工作者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社论还从文艺创作的角度，重申了对“毒草”（参阅下面对“香花”和“毒草”的介绍）坚决予以铲除的态度，认为作家、艺术家虽有创造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充分自由，有发挥个人才能的充分自由，但是，决不容许任何人利用这种自由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作家、艺术家虽有充分的自由可以相互学习、观摩，并且可以结成创作上和艺术风格上的不同流派，但决不容许任何人有暗地里搞小宗派、搞反党集团的自由，不管他们有多老的资格，有多大的“声望”。社论说：“我们不怕毒草”，“毒草是必须铲除掉的”。这样的语气无疑具有强大的威慑力。社论最后明确要求“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从这场斗争中吸取教训，警惕自己，永远不要骄傲，永远和劳动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永远跟着党和人民一道前进，不要落后；只要离开党，离开人民，就会落后，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可以说，这篇社论明确了“反右”运动中的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这点在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周扬的文章把“反右”斗争提高到了吓人的政治高度，明确指出，“反右”斗争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是大非之争，是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之争，是当前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这样的观点基于紧接着的一个论断：“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每当阶级斗争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就可以在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它的征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次文艺大批判以及文艺学相关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论断的体现。

在这篇文章里，周扬以丁玲和冯雪峰如何成为右派分子的经历为例，论证了文艺界右派分子“堕落”的世界观的根源，并系统地阐述“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本分歧”的基本点。周扬说：

由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不同，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文艺思想上是存在着根本分歧的。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文艺为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真实地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而又为群众所理解和喜爱，提高群众的思想情感，鼓舞群众建设新生活的信心。这种文艺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另一条路线是：文艺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服务，而只是为少数人服务，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满足个人名利欲望和迎合少数人的趣味，不是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而是沮丧群众的战斗意志。这种文艺对于社会的发展不是促进而是促退。这就是右派分子所主张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也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

这一界说与1957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是一致的。文章还具体归纳了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的主要观点，这就是“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说社会主义文艺不真实，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创作自由’”。文章分别就这三条逐条加以了驳斥。

周扬指出，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成就，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社会主义文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的文学。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能和它相比。这种“新”，体现在从来没有一种文学能够像社会主义文学那样相信人民的无穷创造力，而作家也不再是站在人民之上或人民之外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而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分子，他们把密切联系群众，努力为人民写作，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这样的文学，难道不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先进最崇高的文学吗？”而这种新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与坚持民族风格，正确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文艺传统，一贯重视文学艺术的普及工作，走文艺的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这些观点显然是《讲话》文艺思想的重申。

周扬指出，社会主义文学虽然还比较年轻，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才自觉走上了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到现在才有十五年多一点，但是当我们的作家透彻地理解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劳动群众真正打成了一片，并且充分地掌握了优秀的文化遗产时，当文学有了巩固的新群众基础时，社会主义文学一定能够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很快地赶上并超过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

关于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周扬指出，正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真实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劳动和斗争中改造世界、同时又改造自己的雄伟过程，描写了推动社会前进的阶级斗争和新旧斗争的复杂现象。这种文学艺术打动了新时代千百万群众的心灵，世界上还有什么文学艺术比这更真实的呢？因此，真实与否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立场不正确，描写再真实也是不真实的！明白了这点，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周扬指出，我们的文学作品是应该歌颂光明，暴露黑暗的。但“问题是从什么立场和为什么目的去进行揭露和批评”。正确的做法是要站在正确的立场歌颂应该歌颂的“光明”，揭露应该揭露的“阴暗面”，而不能“有闻必录”甚或“幸灾乐祸”地去渲染和夸大阴暗面，抹煞光明面，造成读者对生活的曲解和失望。这里，真实和事实如何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立场。比如说，我们的作品可以描写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缺点和错误，当然也可以描写失败和牺牲，但不应当使人看了灰心丧气，而是增添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我们对于现实是充满信心的，所以我们的文学永远是乐观的。我们和右派分子、修正主义者在关于写黑暗的问题上的分界线就在这里。

关于创作自由，周扬指出，在我国，文艺和科学事业是享有充分自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这种自由的重要保证。但这种自由是有范围和限制的，对于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学，是自由的，而对于资产阶级的作家、对于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来说，这的确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他们不能自由地鼓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不能自由地写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了，因为这样的作品会受到群众的指责和反对。正是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崇高目的，使我们的作家能够摆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束缚，和劳动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中取得无限丰富的创作源泉。这是创作上的真正的自由。作家感到不自由，正是由于受到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束缚，正是由于他不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他只能表现自己或自己周围的少数人，因而他的自由是很小的。作家只有和时代和人民相结合，才能有真正的广大的自由。这就是周扬理解的创作自由。

最后，周扬重申了《讲话》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把政治和艺术看成是对立的统一的，把“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作为创作的奋斗目标，以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而以政治标准为第一来衡量一切作品。

周扬的文章发表后，《文艺报》就该文组织了一批作家和批评家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们充分肯定了周扬对两条道路斗争的总结，指出周扬的这篇文章所涉及的文艺上的根本原则与毛泽东的《讲话》完全一致（袁水拍语），强调了毛泽东的《讲话》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具有的“转折”意义（王瑶语），并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根据《讲话》精神，把自己改造成“又红又专”的人。邵荃麟（以及林默涵）更是详细地整理了“中国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这样一条“脉络”，包括最早的胡适一派，后来的“新月派”、“第三种人”，再后来的胡风一派，还有延安的王实味、萧军、丁玲等以及国统区的胡风、冯雪峰等，到解放后又有陈涌、钟惦棐、秦兆阳等人。这一脉络，把20世纪20年代直到50年代的许多各不相同的作家和文学派别，都串在一起，并置于“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反对派的对立面，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些作家的价值和地位，真正称得上是“历史的清算”了，而清算的结果，显然就是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全面胜利和巩固。[※注]但与此同时，“左”的思想却在一次次的批判中不断巩固，甚至泛滥，虽然“反右”后经过了几年的调整，但瞬即就滑入了“文革”的深渊中。极“左”思潮开始了中国文艺界的十年横行。

（三）“香花—毒草”批评模式的确立

“香花—毒草”说是在党的“双百”方针政策实施和紧跟其后的“反右”斗争中提出的，并主要在“反右”斗争中被普遍运用，成为当时盛行一时的批评模式。所谓“香花”和“毒草”，是通过一种比喻说法指代文学批评必须首先运用政治标准来分辨两类性质不同的文学，一类是“香花”，指的是社会主义文学；一类是“毒草”，指的是反社会主义的文学。这个简单的比喻当然对应着两种简单的解决措施：对“香花”要坚决扶持；对“毒草”则坚决铲除，毫不留情。这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批评模式。

“香花”和“毒草”的比喻是由毛泽东提出的。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注]中，总结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经验，论述了香花和毒草、好事和坏事的辩证关系。指出，香花和毒草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

在1957年2月27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注]中，毛泽东阐述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1）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2）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3）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4）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5）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6）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指出，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而在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后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注]（1957年3月12日）中，也反复提到了“香花—毒草”说，认为在任何时候，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这里也明确了铲除“毒草”的决心。

“香花—毒草”说提出后，便立刻在文艺界、批评界、文化界、文艺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形成了“香花—毒草”批评模式，并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得以实施，将文艺作品划分为“香花”和“毒草”这样简单的两种类型，并且把主要精力放在批判“毒草”上，从而使文艺批评成为文艺斗争、政治斗争的武器，同时也造成了极坏的文艺批评风气，无限上纲上线、非学术的个人攻击、浓重的“火药味”等，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