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许多论述文艺与政策、与任务关系的文章（如上所引）在坚持文艺为政治、政策服务的同时，也一再批评那种机械、僵化的图解政策的做法，以及为赶任务而赶任务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但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六七年间，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相当严重。这种现象引起了文艺部门的领导、文艺理论批评家和作家们的重视，对其原因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1952年5月23日、26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和周扬的文章，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明确批评了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指出“这类作品，除了拾掇一些口号和概念之外，空无所有”，它的人物没有血肉、没有性格，它的内容缺乏生活，只是把肤浅的政治概念和公式化的故事粗糙地糅合在一起，既不是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映，也不会对群众产生真正的教育作用。这样的作品“实际上却是取消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真正功用”。社论引用毛泽东的《讲话》继续强调了作家应该深入群众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生活，强调了典型化的重要性，认为这才是毛泽东所说的真正有出息的作家。

周扬的文章题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进一步指出了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很“严重”，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如不加以反对和纠正的话，就会大大地妨碍文艺事业的前进和发展”。周扬也指出了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所以能够“合法”存在，没有受到批评，有时甚至受到鼓励的主要原因，就是文艺工作者以及一些文艺工作的领导者错误地理解了“文艺服务政治”的真正含义，文艺创作总是从抽象的政治概念出发，而不从实际的人民生活出发。最后，周扬指出，目前文艺工作上仍然应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是，一方面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

1952年第16号《文艺报》开辟专栏，“希望展开对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的批评”，首先发表了3篇读者来信。1953年3月，周扬在全国第一届电影剧作会议的报告中，也谈到了文艺表现政策的问题。他首先肯定了文艺作品表现政策的必要性，然后指出了过去在文艺表现政策方面存在的缺点，这就是“从政策出发去表现政策，把政策改变成图解来解释政策的条文，不是从生活出发去表现政策”。[※注]周扬指出，在以前的革命时代，向群众向人民用文学形式来宣传我们的政策甚至图解我们的政策，这是必要的，起了进步的作用，但建国后的建设时期仍然使用战时的文学表现政策的方式，周扬认为是不合适的。他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来论述说，如何再图解式地表现政策，会“使我们的艺术的思想性，艺术性，现实主义受到障碍。那样要求文学来解释政策实际上就是取消了文艺的创作。我们所要求的文艺创作，就是表现人物，表现典型，反映时代的创作。如果不反对那种方法我们就不能前进”。[※注]关于反映政策会不会过时，周扬强调只要我们的作品全面地、当作一种历史的记录来反映我们党的政策，就不会过时。即便政策过时了，我们的作品也不会过时。关于政策与生活的关系，周扬指出：“我们的作家在描写时就应该从生活出发这一点是肯定的。政策作为它的一个指南，作为他观察生活的一个指导，他能指导去观察生活的原则就是按照政策的观点去观察。”[※注]总体上看，周扬在这次讲话中，是比较强调文学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的，但他的大前提文学创作还是要在政策的指导下，并且要在作品中间来反映政策。

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所作的《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里，周扬又进一步把反对“概念化、公式化以及一切反对现实主义的倾向”，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提了出来，并对文艺部门“简单的行政方式”的领导，以及“从教条公式出发”，“粗暴的、武断的”文艺批评进行了批评，指出这些“助长了”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倾向。对这种“左”的倾向的严肃批评，成了第二次文代会一个重要的内容。大会以后，各地报刊对“左”的倾向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其中虽然没有形成新的直接针对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的批判，但在许多文艺领导人讲话和理论家的文章中，依然不时地提出对这一问题的批评。1956年2月底，周扬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上（报告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号）再一次强调要同“相当普遍存在的最有害的毛病之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作斗争”，而要克服文艺创作中的公式主义，作家就要正确地深刻地认识生活，积极参加变革生活的斗争，和进行斗争的人们保持血肉相关的联系，而不是采取回避或旁观的态度。大会其他人的发言也基本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对公式化、概念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作了深入的探讨。作家魏巍在发言中尖锐地指出，“这种错误的创作倾向，在过去几年中，是相当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的文学。我们如果不进一步地反对这种倾向，我们的文学事业就不能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向前大大地跨进一步”。他认为“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性质是反现实主义的”，而造成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本原因，是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根本态度问题”，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要“无限忠实于生活的真实，尽毕生之力鞠躬尽瘁地攻取生活的真实”，“现实生活是我们庄严的、严峻的工作对象，而决不能是也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随意轻侮的东西”。作家的“党性”应该深刻体现在作品的“高度的、历史的真实”中。魏巍的发言表达了作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痛切认识，其他作家的发言也都补充了他的意见。大家一致强调，“公式化、概念化与艺术规律不相容”，是“破坏文学的社会效果的”，应该从“美学”上来认识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对理论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现象，做出这样的分析批评，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还未能触及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要害问题，没有对文艺从属政治、宣传政策本身进行正面的批评，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本来就存在的机械唯物论的观点，特别是把胡风的一些反对庸俗社会学的言论，反诬为庸俗社会学，甚至错断为反革命言论，这无形中保护了庸俗社会学。[※注]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到来，关于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的问题，也就无暇顾及了，而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的极“左”思想愈来愈盛，一直到“文革”爆发。

总之，文艺作品图解政策的问题尽管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也都提出了批评，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在根本上得到解决，原因何在？我们认为原因正在于“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命题或口号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是违反艺术规律的，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为政治服务”必然最后走向“为政策服务”。但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却又是自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30年中我国文艺必须遵循的一项根本原则，其地位不可动摇。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极端不正常的“文革”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文艺理论，上至周扬等中央领导的讲话，下至一般学者的论文，基本上都试图在下面两个诉求之间达成调和：一方面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政策服务，为党的工作任务服务；另一方面是文艺应该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应该从生活出发，不应该图解政治政策，不应该公式化、概念化。但是实际上这两者是难以乃至无法调和的。他们是在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在“左”倾思潮占主流的时代，很多政治要求，更不要说政策要求，本身就是违背生活、违背真实的，是完全没有现实基础的，比如“大跃进”，放“文艺卫星”。要赶这样的任务，要追随这样的政策，怎么可能不导致公式化、概念化呢？

当然，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留给我们的思考还更多。在这里，我们结合当代文艺学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先就此问题作以下几点的总结或陈述，借以表达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第一，文学必然具有政治性，但文学可以不为政治服务。“文学必然具有政治性”与“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前者是一个事实陈述（是……），它并不意味着价值或立场（如文学应当或不应当为政治服务），而后者则是一个规范性陈述（必须……应当……）。当我们说文学可以不为政治服务的时候，我们并不否定文学客观上总是具有政治性的。第二，文学可以不为政治服务在中国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含义的命题。在“文革”前和“文革”时代，文学是必须（无条件地）为政治服务的，而且必须为特定的政治以及政策服务。文学工作者没有不为政治、政策服务的权利与自由，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这种工具论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研究与文学工作者造成的灾难是巨大的。正因为这样，在“文革”后的80年代初，文人对于文学自主性的要求，争取的实际上就是文学可以不为政治，尤其是不为狭义的特定政治服务的权利，而不是从学理上否定文学在客观上具有政治性。这是一个否定性的规范性陈述，而不是一个肯定性的规范性陈述。这种文学自主性的获得是包括政治家与文学家等各界社会群体在总结了沉痛的历史教训以后才实现的，它因此才得到当时那么多知识分子的拥护。第三，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政治狭义地理解为党派政治，理解为一个政党与另一个政党之间的夺权斗争。而20世纪后半期风行世界的文化研究强调的则是社会政治（socialpolitics），而不是党派政治。社会政治的含义比党派政治要宽泛得多。社会政治关注的核心是人际间存在的权力关系，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是无所不在的，可以说在凡有人际关系的地方就必然有政治存焉。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那么当然无所谓政治问题，但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存在就必然存在权力关系，从而也就必然存在政治。西方的文化研究（比如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关注的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比如男女之间的性别政治、不同民族之间的种族政治等）。显然，文学必然具有政治性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的意义上说的。因为文学既然是人学，既然必定描写社会世界与生活世界中的人，那么，它就不可能不涉及（不管多么隐蔽）人际间的权力关系问题。因此，对“政治”这一概念的理解，影响着人们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