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
四 “三突出”和“高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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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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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200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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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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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人物论和英雄人物论到“文革”时期的“三突出”论与“高大全”论达到了顶点和极致，它的荒谬性以及给文坛造成的危害也达到了极致。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所有人物都需要排定座次，不仅主要英雄、英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要排座次，英雄也要分一号英雄人物、二号英雄人物，等等。所有人物都要从不同角度为一号英雄人物作远、近、正、反的铺垫，通过层层铺垫，层层衬托，从而大大突出出来的这位一号英雄人物是一个没有任何缺点和瑕疵的高大完美形象。而在英雄人物内部，一号英雄人物不如二号英雄人物，二号不如三号，依此类推。）在许多样板戏的改编中，都删掉了原作中一些非主要英雄人物的比较精彩的情节，认为这些情节削弱了主要英雄人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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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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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人物 三突出 人物 样板戏 社会主义文艺 无产阶级英雄 京剧舞台 舞台 毛泽东思想 专政 智取威虎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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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突出”和“高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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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人物论和英雄人物论到“文革”时期的“三突出”论与“高大全”论达到了顶点和极致，它的荒谬性以及给文坛造成的危害也达到了极致。这个讨论可以看做既是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的继续，也可以看做是正面人物、新英雄人物论的极端化发展。
“三突出”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1968年5月23日的《文汇报》。这天的《文汇报》发表了上海文化系统革委会主任兼上海两出“样板戏”的实际总管于会泳的文章《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此文系于会泳为纪念“样板戏”诞生一周年而作：
江青同志反复强调，一定要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占领京剧舞台，使京剧舞台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她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重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公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她指出：要在我们戏曲舞台上塑造出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重要的任务……
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的精神，归纳为“三个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重要的即中心人物。江青同志的上述指示精神，是创作社会主义文艺的极其重要的经验，也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文学艺术创作规律的科学总结。
“三突出”的正式表述见于1969年《红旗》杂志第11期发表的《智取威虎山》剧组的文章《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人民日报》1969年11月3日转载）中。文章明确指出：“刻划反面人物，刻划其他正面人物，刻划环境气氛，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服务。”而“用反面人物的陪衬、其他正面人物的烘托和环境的渲染以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是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具体来说，文章提出了塑造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其他一切人物（包括正面和反面的人物）的安排和环境的处理，都要服从于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一前提”。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所有人物都需要排定座次，不仅主要英雄、英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要排座次，英雄也要分一号英雄人物、二号英雄人物，等等。所有人物都要从不同角度为一号英雄人物作远、近、正、反的铺垫，通过层层铺垫，层层衬托，从而大大突出出来的这位一号英雄人物是一个没有任何缺点和瑕疵的高大完美形象。此外，根据人物座次的排序确定人物在戏中的地位，再由地位决定戏份儿，从唱段的多少和长短，到出场的次数和时机，以至到舞台调度、灯光使用，都要根据这种排序来确定。这是一个设计严密、控制彻底的僵化程序，容不得半点马虎。它无疑和当时的极权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达到了缝丝不差的吻合。
例如在《智取威虎山》中，因为杨子荣是主要英雄人物，所以，他的唱腔不仅应该安排重要的大段的唱，占百分比要大，要突出，而且要高质量。结果杨子荣的唱段几乎占全剧的一半。反面人物座山雕仅安排了零碎的几句。（而非常奇怪的是，即使这样，座山雕的形象在艺术上还是比杨子荣更加成功。这也是几乎所有样板戏的共同特点：反面人物塑造得远比正面英雄人物成功。而在英雄人物内部，一号英雄人物不如二号英雄人物，二号不如三号，依此类推。越是一号英雄人物就越概念化公式化。）在许多样板戏的改编中，都删掉了原作中一些非主要英雄人物的比较精彩的情节，认为这些情节削弱了主要英雄人物。“在正面人物，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反对‘平分秋色’；在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关系上，要突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要让路，反对突出敌人。”“在处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关系时，始终把反面人物放在被揭露、被鞭笞、被控诉、被审判的地位。在人物塑造、音乐设计、舞台调度、灯光效果各方面，都成功地运用了鲜明的对比的手法。”“一旦反面人物的戏比较突出，那就成了“反面人物在舞台上气焰嚣张”，“这既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实际生活，也违反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因为，“这不是艺术处理问题，而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为谁服务的问题。是拥护、执行，还是反对、抗拒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也是区别无产阶级文艺家和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分水岭。这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的斗争”。在这样“硝烟弥漫”的阶级斗争战场上，哪里还有艺术的份儿呢？这样，“三突出”论就不仅是戏剧创作必须遵循的创作原则和政治原则，即使是本不以塑造人物见长的诗歌等其他文艺部门的创作也大讲“三突出”原则。[※注]
“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在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指导下形成的，它要求艺术家从主观的先验的框框出发，把生动复杂的现实关系统统纳入到“三突出”的模式，纳入到服从与被服从、陪衬与被陪衬、专政与被专政的模式中，这就必然造成人物形象千人一面，人物关系千篇一律的严重局面，造成文艺创作公式化、模式化的严重后果，这是自新中国成立初关于英雄人物讨论以来的政治要求压倒艺术规律的极端化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三突出”实际上“是社会政治等级在文艺形式上的体现。这种等级，是与生俱来的，无法由自己选择的，因而也就可以表述为‘封建主义’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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