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真实”论一般认为是由斯大林首先提出来，由胡风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的报告》中首次引入。胡风说：

拉普派底指导“理论”是：要求作家首先具有工人阶级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要求作家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去创作。拉普派的统治对那以前的苏联文学起了严重的危害作用，为了清算拉普派底这种“理论”（当然还有作为这“理论”底原因和结果的宗派主义），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那本质的意义就包括在斯大林底谈话里面：

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罢！如果他能用高度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了生活真实，他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注]

胡风在这里引述斯大林的话，意在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写真实”，而不是像拉普派那样先要求作家“具有工人阶级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但全面地看，胡风的写真实论与斯大林的并不一样。在斯大林那里，真实指的是生活的真实，而胡风的真实观则复杂得多。在胡风那里，并没有纯然的客观真实，所谓真实，是主体以其真诚的“主观战斗精神”，与客体对象拥抱、肉搏，并在克服对象中与之真正融为一体后的真实。正如胡风所说：

任何内容只有深入了作者底感受以后才能成为活的真实，只有深入了作者底感受以后才能进行一种考验，保证作者排除那些适合自己的胃口的歪曲的东西，那些出于某种计算的人工的虚伪的东西（更不论那些生意眼的堕落的东西）而生发那些内在的真实的东西。

他接下去还说：

一个作者，在他自己的精神的感受里面对于题材的搏斗强度是决定他底艺术创造性底强度的。[※注]

由此我们看到，在胡风那里，真实是需要经过主体对客体（对象）的战斗（搏斗）过程之后才能获得的，只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主观感受才是真实的，客体对象也才是真实的；而战斗（搏斗）的强度决定了作品创造性的强度，也即艺术真实性的程度。

胡风的这一真实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显得有些“另类”，由此也引发了当代文艺学对写真实问题的大讨论，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提出前后，代表性的文章有：陈涌的《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人民文学》1956年10月号），刘绍棠、从维熙的《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文艺学习》1957年第1期），秦兆阳的《写真实》（《人民文学》1957年3月号）、《论尖锐之风》（《文艺学习》1956年第8期）和《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7年9月号），黄秋耘的《刺在哪里》（署名秋耘，《文艺学习》1957年第6期）和《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注]（《人民文学》1957年9月号）等。这些文章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从创作规律出发，强调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并由此批判那种过分强调艺术的政治性、思想性而忽视艺术自身特点的庸俗的机械论观点。但在真实性的具体内涵，反映什么样的真实，如何反映真实等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理解。

（一）关于写真实与写阴暗面

写真实与写阴暗面的关系问题是当时论战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写什么，更被提到一个作家的立场、世界观的高度，从而大大地复杂化，变成一个和政治直接相连的重大问题。

主张可以写阴暗面的代表性的人物有刘绍棠、秦兆阳、黄秋耘等。刘绍棠从批判教条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的角度出发，强调要忠实于现实，而不是粉饰现实。他认为：“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就必须真正地忠实于生活真实。这种忠实于生活真实，就是忠实于当前的生活真实。而不应该在‘现实的革命发展’的名义下，粉饰生活和改变生活的真面目。”刘绍棠批判了那种一味强调“发展”概念并以此来否定和规避现实中的阴暗面的做法，强调重视当下的现实。[※注]刘绍棠的观点对校正当时粉饰现实的倾向具有重要意义，是切中要害的。因为危害真实性的恰恰就是这个所谓的“发展的眼光”、“历史的趋势”、“本质”等模糊不清、可以作主观化解释的术语，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对于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批判就是利用了这些概念的模糊性进行为我所用的理解。

大力倡导写阴暗面的当属黄秋耘和秦兆阳。黄秋耘认为，我们文学作品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鼓舞人民前进，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疾苦，存在着一些阴暗面，“作为一个有着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在现实生活面前，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的。所谓干预生活，就是既要肯定生活，也要批判生活。……这两者本来是相辅而行的”。对于所谓描写阴暗面会打击人们对社会建设的信心的观点，黄秋耘认为，写阴暗面仍然可以是振奋人心、有积极作用的。它会让人们看到克服苦难、战胜错误的英雄行为，帮助我们坚定信心，增添勇气，去接受严酷的考验。[※注]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为的正是引起疗救的注意，教育人民群众对缺点和错误进行斗争，借以改进我们的工作。对于那些批判写阴暗面是“歪曲观实，诋毁生活，诽谤社会主义制度”，乃至是“反党反人民”的言论，黄秋耘认为这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寒流”，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对文学创作最主要的有害影响，就表现在提倡粉饰现实、反对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个问题上面。”而这样的作品自然显示不出生活中实际存在着的矛盾和冲突，显示不出我们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因而也就变得苍白无力，不能感动读者。[※注]

在这样的语境和氛围下，创作界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干预揭露社会矛盾的好作品，其中就包括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秦兆阳在发表这篇特写时在“编者的话”中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我们应该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面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注]

总之，对于秦兆阳、黄秋耘他们来说，“真实性”显然是他们反对“粉饰生活”、“无冲突论”的代称，“写真实”，就是要表现生活的复杂性，“大胆干预生活”，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揭露一切病态的、落后的现象。他们要努力论证的是：写黑暗并不会挫败人民对革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信心，相反会增加这种信心，因此也是忠诚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表现。因为暴露阴暗面会挫败人民对革命的信心，是给社会主义新中国抹黑，再加上缺乏了“发展的眼光”、“本质的真实”，恰好就是三把悬挂在要求写真实的作家头上的利剑。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文坛风云骤变。对“写真实”的批判迅速展开，批判者挥舞的就是这三把利剑，认为这样的所谓真实是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又是立场！）上的真实，而不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的真实，是反对社会主义，乃至反党反人民的真实。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掌握文艺界政策的周扬和茅盾。周扬在由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中指出，“在所谓‘写真实’、‘干预生活’等等的口号下，提倡‘揭露生活的阴暗面’，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现实主义的新路’”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要论点”，是在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的成就。周扬进一步指出：“他们的所谓真实是那种消极的、落后的、停滞的、死亡着的东西，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意看到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流的一切生气勃勃的、强有力的、沸腾着的、前进着的东西，不能或者不愿意用革命的、发展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主义的真实，否认革命的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他们主张作家自然主义地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去搜罗缺点，寻找黑暗，然后把它们加以放大，一件一件地陈列出来，让人民看了丧气，敌人见了鼓掌，引起人们对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失望和怀疑。这就是他们提倡的所谓‘写真实’，他们所鼓吹的甚么‘大胆干预生活’的真正目的。”缺乏“发展的、革命的观点”、“让人民丧气”、给社会主义抹黑，这三把利剑可谓所向披靡，它站在“政治正确”的高度并借助权力的支持，把“写阴暗面”打到了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阵营中。

后来，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作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合刊）的报告中继续批判“写真实”，强调倾向性和阶级性，并且把“写真实”划在修正主义的范围内。他说：“关于‘真实’，关于‘现实主义’，我们和修正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修正主义者常常在‘写真实’和‘现实主义’的幌子下，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倾向性。他们故意把真实性和倾向性对立起来，认为倾向性会妨碍真实性。其实他们所反对的只是文艺的革命倾向性，目的是要代之以资产阶级的反动倾向性。”“他们的所谓‘真实’，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歪曲。”周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文艺家总是带着一定阶级的倾向来观察和描写现实的，而只有站在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才能最深刻地认识和反映时代的真实。人民的作家选择和描写什么样的题材，首先就要考虑是否于人民有益。真实性和革命的倾向性，在我们是统一的。”把真实性纳入倾向性的管辖范围就是要真实性服从所谓的“党性原则”、“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该真实的真实，不该真实的就不要真实。在这样的“政治正确”的要求下，哪里还会有写真实的可能性？

茅盾在《关于所谓写真实》（《人民文学》1958年2月号）中，在承认文艺之必须具有真实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右派分子”所“叫嚣”的“写真实”，认为这“其实是‘暴露社会生活阴暗面’的代名词”。茅盾认为：“把暴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作为写真实的要求，在旧社会里，也还说得过去，可是在我们这新社会里，却是荒谬透顶的。旧社会制度的本质是阴暗的，因而以暴露为目的去写旧社会的阴暗面，也还有一半的真实的意义。为什么说只有一半？因为即使在旧社会里，被压迫的人民是在斗争，这就是光明的一面；没有写到这一面，而只暴露了黑暗，所以还只能说写了一半的真实。”茅盾的逻辑是：有些社会，如旧社会，才有黑暗，因此描写它有“一半的”真实性，有些社会，如新社会，是完全彻底地“光明的”，是没有黑暗的，因此暴露黑暗之说就是彻底“荒唐的”。新社会没有黑暗，即使有也不能暴露，否则就是“立场”问题，就是“抹黑”。再真实也不过是自然主义的真实，在本质上是不真实的。茅盾还在艺术的政治性和艺术性上做了一个比较，指出那些坚持了工农兵方向，体现了文艺工作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作品，即便艺术性差一些，也是完全可取的，因为“这些作品实在是反映了我们社会现实的真实的”。可见，真实与否的标准是是否“坚持了工农兵方向”，体现了“文艺工作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

即使是老作家巴金，在当时也很难抵制这种“政治正确”的要求。在《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文艺报》1961年第13、14期合刊）中，巴金激烈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者的“写真实”论，认为他们是用阴暗的眼光看光明的新社会。“难道中国人民三年来震惊世界的持续大跃进不是真实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穷途末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旭日东升；旧制度奄奄一息，新社会光芒万丈。这才是最大的、真正的真实。要写真实，就得写这个。”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就是要充分地表现现实中的“光明面”，肯定、歌颂工农群众及其英雄人物。

由此，如果加上胡风的真实观，中国当代文艺学在关于真实性讨论中，大致形成了三种真实观：一是以秦兆阳、黄秋耘为代表，强调文艺要“干预生活”，揭示生活的阴暗面；二是以周扬、茅盾为代表的主流真实观，强调真实就是要反映生活的光明面；三是胡风的强调主观、客观斗争统一后的真实。这三种真实观因其所采取的立场、角度的不同，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交锋，有的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进行批判，这显然并不利于理论的发展。[※注]

（二）关于真实性与立场、世界观的问题

总体上看，无论是关于“写真实”的讨论文章中，还是在其他文章中，在真实问题上大致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强调文艺自身的创作规律，注重客观的现实和作家的生活实践、创作经验；一是强调政治立场、世界观对于真实的绝对决定、统帅、支配作用。而且大致上看，前者在“反右”之前占主导地位，后者在“反右”开始后占支配地位。

陈涌在《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人民文学》1956年10月号）中，从批判庸俗机械论角度指出，有些人在强调艺术服务于政治，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性、思想性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现实主义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真实的艺术的产生，是不能仅仅依靠责任感，仅仅依靠理性的认识，善良的动机和愿望，而同时是需要依靠作家的生活实践，作家的个人的经验，并且主要地是从这种个人的经验所产生的对于现实的深刻的理解，深刻的感受的。”而以群在《谈陈涌的“真实”论》（《文艺报》1958年第11期）中则认为：“一个作家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之后，他的作品就能够更真实、更深刻地反映现实。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作家来说，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思想性和真实性是完全可以一致的。”“在阶级斗争尖锐激烈的社会里，作家只有掌握了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才能分辨真实、认识真实，然后才谈得到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现实，才谈得到文学的真实性。”与陈涌相反，在以群这里，“写真实”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立场”、“世界观”问题，立场和世界观正确自然就真实，否则（细节）再真实（本质）也不真实。这是批评写真实论的基本逻辑。用茅盾的话说就是：“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首要的问题，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真实性的问题。”[※注]

周和的《真实·认识真实·写真实》也十分强调作家的思想武装，认为“我们强调这一点，本来是为着作家能够更深刻和正确地反映真实，而右派文艺家却竭力设法贬低这一点，以强调单纯写真实为名，企图取消革命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这就是说，单纯写真实是要不得的，必须在“革命世界观”的指导下写。周和甚至“上纲上线”，指出：“他们开口‘真实’，闭口‘忠实于生活本来面目’，是不是由于他们真正地重视写真实问题呢？不是的，他们之所以如此大嚷大叫，无非是要借此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原则而已。”[※注]用艾芜的话说，一味只叫人看重写真实，“不是赞成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到反对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注]

在“文革”中，对写真实的批判与50年代中期的批判基本一致，并没有什么新的角度、新的理论和新的逻辑推理，只是把它发展得更加荒谬而已。宇文平197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写真实论”》（12月10日），把“写真实论”认定是刘少奇、周扬的反动观点（真具有反讽意义），体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两种根本对立的创作方法。文章说：“‘写真实论’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之一。长期以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挥舞着‘写真实论’的破旗，极力在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制造混乱，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观察、反映社会生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妄图用超阶级的‘真实性’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性，用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取代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使文艺成为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工农兵的反革命舆论工具。”不再多引述，“文革”的批判话语已经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