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与阶级斗争理论的直接对立，人道主义在建国后基本上是一个禁区，但是在“双百”方针的影响下，在1957年出现了弥足珍贵的人道主义的先声。

（一）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提出

最早公开提出人性问题的，应该算是巴人，他于1957年年初发表了《论人情》一文。[※注]在文中，巴人批评当时的文学作品“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作品不合情理，就只是唱‘教条’”。他希望文艺作品“有更多的人情味”，呼唤“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人情！”那么，什么是人情？巴人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中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人情也就是人道主义。”关于在阶级社会里是否可以表现人情、人道主义的问题，巴人首先承认“文艺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但他又从阶级斗争的根本目的出发，认为“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其“最终目的则为解放全人类，解放人类本性。忘记这一点是不行的”。由此出发，巴人指出，描写阶级斗争“就必须有人人相通的东西做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情，也就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如果认为作品中有太多的人情味，就会失掉阶级立场，巴人认为这是一种“矫情”。“‘矫情’往往是失掉立场，也丢掉理想的。”巴人还对“阶级性”这一概念做了分析，认为阶级性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正是要使人在阶级消灭后‘自我归化’——即回复到人类本性，并且发展这人类本性而日趋丰富”。我们作品中缺少人性、人道主义，其原因在于我们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

巴人的这一文章是以随笔形式写的，并不是严谨的学术理论论文，但即便如此，它对新中国的文坛和学术界还是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巴人的文章发表两个月后，同一刊物就发表了批评文章，它被愤怒地指斥为“十足的文艺上的‘人性论’”。[※注]

为了回应人们的批评，巴人写了《给〈新港〉编辑部的信》等文章，[※注]同时也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补充。在《给〈新港〉编辑部的信》中，巴人承认《论人情》一文“论点和有些措辞有错误”，但重申此文的主旨只有一点，就是：“‘通的是人情，达的是无产阶级的道路’。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除了批评巴人的文章之外，也有一批支持或赞同巴人观点的文章相继发表。王淑明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论人性与人情》（《新港》1957年7月号）、陈梦家发表了《论人情》（《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徐懋庸发表了《过了时的纪念》（《文汇报》1957年6月7日）等，都对巴人的观点表示了支持。钱谷融发表于《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注]是继巴人的《论人情》之后，在人情、人性、人道主义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文章，充分展示了“双百”方针提出后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和渴望。

王淑明在文章中认为，尽管“在阶级社会中，每个成员的心理活动，其具体的表现形态，都不能不带有阶级的烙印”，但这“并不排斥人类在一些基本情感上，仍然具有着‘共同相通的东西’”。他以“两性和亲子之爱”为例指出，亲子之爱，男女之情，是人类正常的本性，“人性的具体表现形式，虽带有阶级的印记，但人性的每一步正常的发展，却逐渐向其本体接近。在这里，人性的本质，又可以说是具有相对普遍性的基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在人们的心灵上发生共鸣，其原因盖在于此。所以，“将人性与阶级性对立起来，将作品的政治性与人情味割裂开来；说教为人性既带有阶级性，就不应有相对的普遍性，作品要政治性，就可以不要人情味，这些庸俗社会学的论调，客观上自然也助长了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发展，我以为这些都是要不得的。”徐懋庸论述了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他说：“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并不是消失了，而是‘一般人性’被阶级性排挤到人性的次要地位。且往往因阶级性而变质，特别在阶级斗争剧烈的时候，‘一般人性’常常似乎完全消失了。”陈梦家也明确指出：“一切好的文学艺术品总是顺乎人情合乎人情的。文学艺术既是表现人类的情感思想的，而人人具人情之所常，所以作品可以感动人心。”

（二）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

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中，从文学的任务、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创作方法的区别，以及人物的典型塑造五个方面论述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认为“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注]

第一，在文学的任务上，钱谷融认为，一切艺术，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而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就“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由此出发，钱谷融反对把反映现实当做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做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他说：“说文学的目的任务是在于揭示生活本质，在于反映生活发展的规律，这种说法，恰恰是抽掉了文学的核心，取消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因而也就必然要扼杀文学的生命。”这个观点不能不说是对主流的文学理论的激进挑战。

第二，就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来看，钱谷融提出，“不仅要把人当作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标准”。作家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这“当然与作家的思想，与作家的世界观有关”。在文学领域内，“作家的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了”。钱谷融举了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例子来阐述了这个问题，指出作家头脑中人道主义的胜利，使得作家在描写人物上也发生变化。

第三，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来看，钱谷融认为，“一个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标准”就是“人道主义原则”，它是“构成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道主义与阶级观点并不矛盾，因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必然是同情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痛恨压迫者和剥削者的，他必然会站在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一面来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由此看来，人道主义与抽象的人性论是格格不入的。而何谓人道主义，钱谷融在这一部分做了详细的阐述：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来说，虽是十六七世纪在欧洲为了反对中世纪的专制主义而兴起的。但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理想，都是从古以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一直流行、传播在人们的口头、笔下的。我们无论从东方的孔子、墨子，从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言论著作中，都可以发现这种精神，这种理想。虽然随着时代、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人道主义的内容也时时有所变动，有所损益，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中找出一点共同的东西来的。那就是：把人当作人。把人当作人，对自己来说，就意味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对别人来说，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要互相承认互相尊重。所以，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在积极方面说，就是要争取自由，争取平等，争取民主。在消极方面说，就是要反对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现象；就是要反对不把劳动人民当做人的专制与奴役制度。

这可以看做是钱谷融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这个观点应该说是很深刻的，不仅当时如此，今天也仍然如此。

第四，钱谷融认为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区别，“是只有从它们描写人、对待人的态度上，从它们有没有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什么样的人道主义精神上，才能找到说明的”。“现实主义者是把人当作世界的主人来看待，当作‘社会关系的总和’来理解的。他是用一种尊重的、同情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说，它之所以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首先就是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美学理想，因为它是按照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原则来描写人、对待人的。

第五，在典型的塑造上，钱谷融指出，“文学的对象，既然是具体的在行动中的人，那就应该写他的活生生的、独特的个性，写出他与周围的人和事的具体联系。人物之所以有典型性，乃是因为在他的周围集结着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乃是因为通过他的活动，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图景，概括出那一时代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的缘故。而作品的典型意义，也不应该仅仅从作品中的个别人物身上去找，而是应该从作品所构成的整个画面，所揭示的生活的总的动向中去找寻的”。由此钱谷融指出，不应该去写那只存在于抽象概念中的阶级性。不应该把人物的活动作为他的阶级性的图解，阶级性是从具体的人身上概括出来的，而非反之。

钱谷融的这篇文章，是一篇理论性、系统性都很强的文章，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和批判

巴人和钱谷融关于人学的文章，尤其是钱谷融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形成了对人情—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风潮。[※注]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收录了诸多批判文章以及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1960年，《文学评论》又连续发表文章，[※注]继续批判巴人和钱谷融的人性论。直到“文革”后，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批判才算结束。1980年，钱谷融写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发表在当年《文艺研究》第3期上。此文“虽然说是自我批判，但基本观点没有任何改变，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注]

吴调公在《论“人学”与“人道主义”——读钱谷融同志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按照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中的几个部分逐一进行了批评，总起来就是批评钱谷融过分强调作品要以描写人、描写人的个性为核心，把人道主义作为评判作品的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吴调公认为这就把生活的本质与人对立起来了，把现实和人对立起来。他从客观现实、整体现实、作家的阶级观点着眼，指出钱谷融对“人学”的理解，“偏重孤立绝缘的美学感受，而忽略美感和思维的联系；而对他心目中的‘人学’的进一步发挥——人道主义的理解，却是无限制地扩大原来属于伦理观点的这一概念，把作家怎样对待人、评价人，一切应该列入作家世界观、创作方法和典型化的一系列东西，都写上了人道主义的帐上。用‘人’（实际是片面的个性）来代替‘现实’、抹煞共性，结果就片面强调感性认识，排斥理性认识；而用人道主义代替世界观、创作方法和典型化，结果更不免导致创作和批评走向唯心主义了。”罗竹风（《“人道主义”可以说明一切吗？》）更为明确地批判钱谷融把阶级论抽掉，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说成是“教条主义”或者庸俗社会学的“否定一切”的论调，认为这种论调，“同‘人性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解驭珍、克地（《评〈论“文学是人学”〉》）在文中同样坚持文学阶级论，批判钱谷融抽象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钱谷融反对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观察社会生活，也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价艺术，甚至企图用人道主义的标准代替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原则。文章最后指出：“这篇论文的精神，不过是打着反对庸俗社会学的幌子，使文学脱离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走资产阶级的艺术方向。”这样的语言，就完全是政治批判的语气了。李希凡（《论“人”和“现实”——驳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无比尖锐地批评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是“偷运资产阶级的超现实的文学见解，修正和歪曲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他说，从割裂人和现实的关系，否定人的现实的生命阶级性，强调人的“共同人性”到一切决定于作家的“人道主义”和美学理想，这是钱谷融一以贯之的文学见解的高峰，“实质上是在于说明一切文学问题都决定于作家超现实、超阶级的主观动机、主观态度。一方面是彻底否认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这个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也否认了和现实有密切关系的作家世界观的作用，实际上是否认阶级观点的作用，而单独强调所谓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美学理想对于文学创作的决定作用，仿佛不管什么样的阶级立场，什么样的阶级感情，只要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就可以写出好作品来，达到了最彻底的唯心主义的结论”。蒋孔阳（《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评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也是从政治上批判钱谷融，认为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是一篇系统地宣传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文章。作者利用个别偷换全体的方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作了一系列的歪曲”。

1960年的批判基本上延续了1957年、1958年对人性论批判的观点，批判巴人、钱谷融等人混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混淆抽象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而宣传阶级调和，甚至取消阶级斗争，而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本性就是他的阶级性”，“人的性格上的其他因素也为阶级性所制约所决定。除了阶级性之外，不可能有人的本性，更无所谓超阶级的人类本性”。[※注]也有论者从人性论者的依据即马克思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出发，论证了这是马克思还不是很成熟的著作，并不能作为人性论的立论的基础和合法性的依据，[※注]这是有一定理论说服力的。

周扬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合刊）的报告中，专列“驳资产阶级人性论”一章。他说：“‘人性论’是修正主义者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他们以抽象的共同人性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以人性或‘人道主义’来作为道德和艺术的标准，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周扬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并没有什么超时代、超阶级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总是具有一定的时代的阶级的内容，由此，“我们必须区分什么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片面地宣传爱，而是既宣传对人民的爱，又宣传对压迫者、剥削者的恨；他们唤醒人们的觉悟，促使人民团结起来，为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建设光明幸福的新生活而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内容，也就是革命的文艺所应当表现的内容”。而修正主义人性论的实质，则以历史唯心论反对历史唯物论，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人性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高尚的人性。周扬的讲话，为人性论在当时下了结论，当时的批判也基本上是以此为依据展开的。直到“文革”结束后，人性、人情、人道主义才又重新进入大家的视野，并开启了“文革”后对文艺的拨乱反正的历程。

从总体上看，“文革”前对人道主义的批判，是极“左”路线在文艺批评上的体现，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问题政治化的延续。但我们也应当看到，限于当时的理论水平和学院文艺学者力图改变现实的迫切心情，也暴露了他们对人道主义理论认识的局限，这一方面体现在过分强调人道主义的重要性和核心地位，把人道主义当做一种理想的理论来认识，甚至把它“当作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谁要想深入文学的堂奥，不管他是创作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就非得掌握这把钥匙不可”（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这种理想化的渴望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对人道主义缺乏应有的理性认识，忽略了对人道主义有限性的认识，也忽略了对人道主义检讨的相关理论。“事实上，人道主义作为人类重要的思想传统，在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伦理观念、道德尺度的同时，人道主义本身也不断遭遇了挑战。”[※注]而无论是巴人还是钱谷融，显然都缺乏重要的分析和论证。但面对当时人道主义匮乏，教条主义盛行的现状，提倡人道主义无疑又具有其批判现实的功能性，从而也具有了其“面对现实的合理性”，这是我们所无法否认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