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和实践尽管使用了“文学史”这个概念，但是其涉及的对象实际上主要是现代和当代文学史，重写的作家作品也基本上限于现当代文学。这也不难理解，因为重写文学史本来就是针对文学史书写中的“左”倾思想倾向和政治挂帅的写书模式的，而这种模式和倾向最严重地表现于现当代文学史中。但是随着反思的逐步深入，文学史观念和书写模式的反思实践扩展到了整个中国文学史学科。因此，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和实践实际上引发了人们对于作为一个学科的文学史的重新思考（当然，这个时期的文学史研究成果主要还是体现在现当代文学史方面，因此我们的介绍也还是以现当代文学史为主）。

（一）阶级斗争模式支配下的中国文学史写作

如果从林传甲、黄人的两部《中国文学史》算起，[※注]文学史学科已建立百年有余。[※注]不过，我们在这里主要谈的是当代的文学史研究状况。

1950年5月，教育部《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发布。对于“中国新文学史”，《草案》规定要“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着重在各阶级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注]随后，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草拟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程大纲，并在《新建设》杂志1951年第4期的“学术专栏”里发表。在《草案》及《大纲》的指导下，1951年和1953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注]相继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建立的标志。

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王瑶先生力图顺应当时的政治要求，运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写这部文史的指导思想。他明确提出，“新文学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全书由绪论和四个时期组成。其中绪论由开端、性质、领导思想和分期四个部分组成，着重阐述了新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每一时期先总说该时期的文艺运动，再按文学体裁分类分析作家作品。在对作家的分析时，主要从阶级分析出发，对革命的进步的文学给予充分肯定，但也给资产阶级作家给予了一定的评价。在分析作品时，该书并没有完全陷入阶级论的泥淖，也试图从文学性的角度，从风格、技巧、修辞以及人物形象的生动等层面客观、公允的评价作品，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注]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各种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史陆续出版。[※注]这些文学史在编写观念乃至体例上，与王瑶的文学史并没有本质区别，基本上都是在当时繁荣政治形势下，强调文学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这在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刘绶松在“绪论”中指出，研究现代文的首要任务，就是“叙述‘五四’以来先驱者使用文艺武器与统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实况”，[※注]具体来说，就是“必须在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划清敌、我”。[※注]“凡是为人民的作家，就是‘我’，就要给他们以主要的地位和篇幅……凡是为着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反人民的作家，就是‘敌’，我们就要给他们的作品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他们思想的反动性，不把主要篇幅花在他们身上。”[※注]比如在对胡适的评价上，作者按阶级划分，把胡适定为“买办文人”、“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与此相应，胡适作为文学革命先驱者的角色被一笔勾销，其“历史进化论”思想也成了抹煞文学革命反封建的内容。全书近一半的篇幅专述政治形势、运动与思潮，文学史等同于革命史，文学批评更是被政治定性完全代替，政治化倾向比王瑶的文学史还要浓厚。在编写体例上，单列一章的作家只有鲁迅一人，单列一节的作家有瞿秋白、柔石、胡也频、殷夫四人。

以敌我划分的阶级分析方法，几乎贯穿在整个十七年和“文革”文学史的写作中。

1960年，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下册）问世（山东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此后，1962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编著，科学出版社），1963年，《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组编写，作家出版社，试印本）出版。[※注]

这三部著作或教科书的共同特点，是积极主动地配合党的文艺政策，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绝对权威的姿态高度自信地描述新中国十年文学的发展进程，表现出鲜明的党性。三部著作一无例外地不惜花费篇幅高度评价、赞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政治思想斗争及其伟大的胜利，并且把这种斗争视作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发展的动力，强调这种斗争的长期性。[※注]山大版《中国当代文学史》“导论”称：“文学是最敏锐的阶级器官，作家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阶级斗争必然会首先在文艺战线上反映出来……”“文艺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过去推动了文学事业的成长和发展，今后在长时间，仍将是我们文艺发展的动力，没有思想斗争，文学就不能前进，这是基本经验之一。”[※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绪论”指出：“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其根本问题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因此，谁胜谁负的问题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解决。只要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还存在，斗争就不会停止。……十一年来，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就是通过这样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占领和扩大的。”[※注]《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绪言”中这样写道：“任何革命，如果称得起真正的革命，总是要与旧的事物作斗争，战而胜之，以扫清道路，建立和发展自己。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的社会主义文学，对于一切过去的文学，是巨大的革命，因而解放后文艺思想方面的斗争激烈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十分重要的。”[※注]这表明，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那时当代文学史写作是作为革命斗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

阶级分析的方法同样体现在古代文学史的写作中，比如1962年中国科学院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和1963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总之，1949—1978年的30年时间，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依据，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苏联文艺理论模式，把文学史简单地视为上层建筑，并确定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则，要求把文学史的发展变化同社会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文学史家们的思想受到压抑禁锢，加之学术问题因经常上纲为政治问题而弄得空气十分紧张。[※注]

（二）新旧交替时期的文学史书写和反思

“文革”后，文学史研究发展迅速，出版了大量的文学史著作。1979年，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注]出版，这是“文革”后较早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具有新旧交替的明显特点。一方面，这部文学史基本上延续了“文革”的阶级斗争观念，强调文学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比如唐弢说：“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其间充满了革命文学与反动文学、革命文艺思想与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革命文学正是在抗击各种各样反动文艺逆流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注]“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注]这些提法与“文革”前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另一方面，作为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成果，这部文学史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变化与进步。比如一些非无产阶级成分的文学也被认可为“新起白话文学”诞生时的一种推动力量，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在对一些所谓非无产阶级性质的流派和作家的评价上，也趋于客观。比如对新月社，该书评价道：“创作上发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新月社早期曾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表现过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反军阀统治的愿望，但也同时流露出浓重唯美、感伤和神秘倾向，后期则趋于没落反动。”[※注]在对一些作家的评价上，虽然在结论处往往还是归结到阶级斗争、阶级意识上，但在评价中却也体现了一种对文学性的关注（比如对沈从文小说《边城》的评价）。[※注]

在当代文学史的编写方面，新时期之初有：张钟、洪子诚等编写的《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十院校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二十二院校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0年、1982年、1985年出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于1983年、1984年、1989年出版），以及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等。对于这几部文学史，董乃斌等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指出它们比起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那几部当代文学史著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它们反省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狭隘的艺术观念给中国当代文学造成的损害和负效应，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有了比较辩证的认识，并且强调了尊重艺术规律的重要性，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更加宽泛、更有弹性的指导性原则。在对文化思想战线上历次思想斗争和批判运动的评价中，注意到了“学术”与“政治”的区别，否定了过去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肆意上纲上线的做法，态度比较诚恳、中肯。在这其中，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尤为突出。这部著作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厚重的学术含量，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提升到了学术的层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得到了较为有效的运用，并且显示了与同行平等对话的学术风度。直到现在，也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注]

不过，董乃斌等人也指出，这几部文学史毕竟是在拨乱反正初期，对以《讲话》为经典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依然表现出了绝对的尊奉，它们把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看做党的文艺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偏差，而没有考虑一下是不是理论本身也有某些问题；认为只要纠正了偏差，就能无往而不胜。另外，这些文学史著作依然沿用单向的社会—历史决定论和文学反映论模式，忽视作为文学活动主体的作家的心灵世界。[※注]

（三）重写文学史思潮影响下的文学史书写

如果说新时期之初（约从1978年到1988年）是文学史更替期的话，那么，从1988年“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到20世纪末，则可以看做是文学史研究的突破期。[※注]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以及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开始出版），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等等。[※注]除了当代文学史方面的成就之外，在古代文学史方面，则有王锺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袁行霈等人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

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就是文学史观趋向多元化，在关注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努力从多方面理解文学。比如王锺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就试图从民族心理以及美学的角度论述中古诗歌文学发展过程，“揭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我们民族审美心理建构中的各种因素是如何更替、萌生、组合的”。[※注]王锺陵自己也说，《中国中古诗歌史》“尽力从民族文化—心理动态的建构过程上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注]具体包括民族思维的发展、社会思潮的流变以及审美情趣的变化、审美心理的构建，这都显示了综合性的文学史观。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试图从人性发展的角度来观照文学的发展。他们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以情动人的东西，它通过打动读者的感情，而使读者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愉悦”。[※注]以此为基础，他们又进一步从人类发展历史和人性的角度分析作品之所以打动人的原因。他们通过马克思关于人性的阐述指出：“在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中全部都有符合‘人的一般本性’——‘人类本性’——的内容，也都有根据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的不符合‘人类本性’甚至与之背道而驰的内容。”[※注]由此，他们强调不能只看它在一时一地感动读者的程度，要从广阔的时空中去考察一部作品是否打动人，因为越是重要的作品，其体现人类本性的成分也就越多、越浓烈，从而也才能够与后代的人们、与生活在不同制度下的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注]

与王锺陵和章培恒等人强调文学发展的文化与人性因素不同，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则强调文学发展的艺术性，强调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总绪论”中，袁行霈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它有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2）要紧紧围绕文学创作来阐述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历程。”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而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及其两翼。（3）要注意文学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来考察文学的发展。[※注]

由以上我们的简略概述可以看出，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是丰富的，[※注]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显然源于编写者的文学史观，而编写者的文学史观又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形成的，陈平原先生就曾指出这些因素有：共通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文学革命的提倡与追忆、国家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制约与利用，以及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文学理论的互动等。[※注]而所有这些都是文学史学理论所关注和考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