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
第一次文代会与《讲话》方向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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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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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200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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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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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特别是一些最高领导参加的重要会议，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强的仪式性、权威性，它常常也意味着重大政策的出台或重要的政策调整，意味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和新时代的开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界，每隔几年召开一次的“文代会”、“作代会”，同样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组织性、权威性和纲领性，它常常是为了传达和贯彻党和国家的重大文艺方针政策，统一认识和思想展开的，同时还要布置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任务，制定未来一定时期的文学规划。依据这个概括,第一次文代会后文学体制的确立首先表现在对作家身份的塑造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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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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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体制 国统区 文学 文艺 文艺界 文艺工作者 文艺学 文艺运动 大会 作家 延安文艺座谈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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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文代会与《讲话》方向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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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大部分作家会师北平。1949年3月22日，郭沫若在文艺界的一次会议上，倡议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成。接着成立了筹备委员会。6月27日，郭沫若在一次谈话中，说明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我们彼此的经验，交换我们彼此的意见，接受我们彼此的批评，砥砺我们彼此的学习，以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组织”。[※注]大会于7月2日正式开幕，7月19日结束。代表共824人，报到人数共650人。郭沫若为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总主席。
在大会上，周扬代表中央做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扬以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口气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注]这一基调的确定对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斗争都产生了奠基性的重大影响。中国当代文艺学就是在这个基调下拉开了序幕。周扬在报告中肯定了文艺座谈会后说：“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由此，解放区的文学实践也就有了一种“开始”的意义，一种社会主义文艺的模范和榜样的意义。为了说明这一点，周扬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为题分别介绍了解放区文艺的成就，总结创作经验。他还要求文艺工作者要站到新的思想水平上来，具体来说，就是“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注]要“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
本次大会中，从中央领导讲话到一般文艺工作者发言，不断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把《讲话》看作是今后中国文学的方向，并且是“唯一”的方向，把解放区文学作为今后文学实践的标准。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包括团结问题，为人民服务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改造旧文艺问题，全局观念问题，组织问题等，周恩来的讲话进一步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确立为党的文艺政策和方针，具有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性质。
郭沫若在《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中，通过分析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的历史指出：“这正是深刻地说明了三十年来中国的文艺运动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注]要求全体文艺工作者“除了首先在政治上团结之外，还希望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团结。希望经过文艺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过文学艺术工作者本身的努力，能够完全达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共同目标”。根据上述要求，郭沫若提出今后的三点具体任务：一是要加强团结，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二是要深入现实，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的勤劳英勇，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道德品质、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艺，使文学艺术发挥教育民众的伟大效能，要注意开展工厂、农村、部队中的群众文艺活动，培养群众中新的文艺力量。三是要扫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学旧艺术的残余势力，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发展一切优良进步的传统，并充分地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宝贵经验，务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发生有机的联系。郭沫若对文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阐释，也是对毛泽东文艺方向正确性的阐释。
与解放区代表充满自信地介绍“成功”经验相比，国统区代表则更多的是总结“失败”教训，以此从反面证明和认同解放区文艺的正确性。比如茅盾在《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报告中指出，在国统区，由于反动派的迫害、压制，文艺工作者的行动没有自由，因而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曾经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国统区文艺工作者不能在思想上、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作品不能反映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等。但在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茅盾一直在努力强调国统区“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并指出“国统区文艺运动还是有其显著的成就的”，意在与解放区文艺运动拉近距离，而不至于把整个国统区文艺都抛在解放区的对立面。茅盾指出，“从斗争的总目标上看，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是一致的；从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看，双方在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而就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的主流来说，最近八年来也是遵循着毛主席的方向前进，企图同人民靠拢的”。[※注]从茅盾讲话的这种“辩证性”可以看出，当时中央仍然没有否定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正因为这样，在行文中我们能感受到茅盾的矛盾，一方面需要肯定解放区文艺，另一方面又不能过分地批判乃至全盘否定国统区的文艺，这就使得茅盾一再地突出强调国统区“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并不断去强调客观原因对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迫害；另外，也许是考虑到当时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于情于理上可能难以接受这一报告，茅盾又在报告后的“附言”中特地注明：“本报告既非结论性质，则报告中所提问题自然亦欢迎文艺界的同人展开讨论。”[※注]这实在是一种勉为其难的做法。
丁玲是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她以一名改造好的文艺工作者的口吻言传身教，意在教育那些来自国统区的作家、艺术家们。她的发言题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具有典型的解放区话语特点。她指出，要“在现实生活中，在与广大群众生活中，在与群众一起斗争中，改造自己，洗刷一切过去属于个人的情绪，而富有群众的生活知识斗争知识，和集体精神的群众的感情，并且试图来表现那些已经体验到的东西”。[※注]她从主题的选择（“群众需要什么就写什么”）、真人真事与典型人物、集体主义精神、语言问题、形式问题、经过专家审查也要经过群众审查几个问题谈了创作问题，阐释了毛泽东的《讲话》。她还告诫艺术家们，以前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自己残余的或死去的旧的意识形态有可能死灰复燃，因此就需要“我们时时警惕着，兢兢业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为工农兵的方向，坚持着一种朴素的、埋头的、谦虚的、谨慎的作风，为发展生产，建设工业而服务，努力下去，贯彻到底”。[※注]
除此之外，来自国统区的巴金，做了《我是来学习的》的大会发言。单就题目，就可以看出巴金的谦卑（实际上是国统区作家的谦卑）。而这种谦卑几乎体现在每一位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家的身上，正如凤子谈到当年与会的感觉时所说的：我们这些来自国统区的代表，虽然一直在斗争着，可那时总觉得矮人三分，觉得自己是过时的人物，需要重新学习。[※注]这一切预示着未来的中国文艺界不会是风平浪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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