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胡风就在一系列文艺思想上，与周扬、毛泽东等人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注]其中对新中国成立后胡风案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关于民族形式和主观论的论争。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这引发了当时文艺界自延安至重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胡风在这次讨论后期出版了《论民族形式问题：问题底提出·争点·和实践意义——对于若干反现实主义的倾向的批判提要，并以纪念鲁迅先生底逝世四周年》的小册子，[※注]阐述了自己对民族形式问题的看法，其中也涉及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等问题的认识。

胡风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出发，强调内容决定形式，由此否认“民族形式”有相对独立性。胡风说：“‘民族形式’，不能是独立发展的形式，而是反映了民族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既然是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对于形式的把握就不能不从对于内容的把握出发，或者说，对于形式的把握正是对于内容的把握底一条通路。”[※注]由此出发，胡风明确指出：“民族形式是由于活的民族斗争内容所决定的，能通过具体的活的形象，即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成功地反映了特定阶段的民族现实，就自然是民族的形式。”[※注]在此基础上，胡风几乎反对一切主张采用民族形式的意见，比如“民族形式”应以“民间形式”为“中心源泉”、“批评的运用旧形式”、当时急迫的任务是要把握旧形式，等等。[※注]这在胡风看来，是“文化上文艺上的农民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死尸”，[※注]“都是绝对有害的理论，非彻底地得到肃清不可”。[※注]

胡风甚至还认为，旧形式多少会结合着旧的内容，甚至会转化成自己所反对的东西（即旧内容），而且旧形式在本质上“尽着抵抗的作用，愈发展这抵抗作用就愈加强大”，因此我们要“使这些复活了的旧的形式达到合理的消灭”。[※注]胡风从内容出发对民族形式的这一认识，显然与毛泽东的认识是不同的，虽然他中间也不断提到毛泽东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说法，但还是给人一种否定或贬低民族形式的感觉。

另外，对于民族形式与五四传统的关系，胡风认为，民族形式是五四先天具备或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民族形式’，它本质上是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的情势下面主动地争取发展的道路。”[※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毛泽东提出民族形式这一问题的意义和价值，而这其中涉及的对五四文学革命的认识，更造成了胡风与毛泽东更严重的分歧。

胡风在这个小册子中就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指出：“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那不是笼统的‘西欧文艺’，而是：在民主要求底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艺；在民族解放底观点上，争求独立解放的弱小民族文艺；在肯定劳动人民底观点上，想挣脱工钱奴隶底运命的、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注]在这里，胡风虽然在后半部分对西欧文艺做了进一步的界定，但“以市民为盟主”以及“世界进步文艺传统”明确了五四文学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即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是世界资产阶级文艺的一部分。在后来的《三十万言书》中，胡风虽然也承认“以市民为盟主”的提法是错误的，是“违反了毛泽东的分析和结论的”，但他又走向了另一极端，把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性质又看成了社会主义的，说《狂人日记》“就开辟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这显然是不准确的，与毛泽东对五四性质的论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相背。有论者指出，胡风对五四性质的界定，从逻辑上推断，既不强调五四的新文学就是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前进，又不突出《讲话》是五四传统的“最正确”的继承、发扬，并解决了五四没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与工农群众的结合），那么，这自然可以理解为“正是以‘五四’文艺传统来对抗毛主席讲话的精神的”。[※注]

对五四的评价问题历来是一个非常复杂、微妙的问题，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方面，不能彻底否定五四，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论述一直肯定五四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进步爱国民主运动，《讲话》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但另一方面，五四的性质又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不能过多肯定五四，否则无异于否定“发展”五四的必要性。五四的主要“问题”正在于其资产阶级性质，五四文艺的根本问题就是脱离工农兵，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习气严重，洋腔洋调。[※注]对这两个方面不能“辩证理解”，是胡风和毛泽东冲突的主要原因。

1945年1月，胡风在其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一文，引起了文艺界关于主观问题的论战。这次论战与延安整风运动直接相关，关系到对延安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看法和态度，关系到“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大半个旧中国的文艺的任务是什么”的问题。[※注]

《论主观》共有12个部分，从哲学史的角度论述了人的主观精神在改造世界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舒芜认为，“新哲学”已进入了“约瑟夫”（即斯大林）阶段，“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外，‘主观’这一范畴已被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注]而所谓“主观”，“即是一种能动的用变革创造的方式来制用万物以达到保卫生存和发展生存之目的的作用”。[※注]“‘主观’并非‘通过’社会为作用，实乃‘带着’社会而作用”，[※注]它经历了原始的萌发，充满矛盾的成长以及充分地向自然界开战三个阶段。而目前我们正处于第二个阶段，所以必须发挥积极的主观作用以克服消极的主观作用。在此基础上，舒芜提出了文艺上“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三个口号，认为这三者是决定文艺创作的关键。对于当前的作家而言，必须深入广大人民的生活中，“把主观作用培育得日趋健全，把健全的主观作用积极起来”。[※注]

同期《希望》杂志还发表了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被看作是对舒芜《论主观》的呼应。在此文中，胡风力图从文艺反映伟大的民主斗争这个角度，说明文艺“要为现实主义底前进和胜利而斗争”，但他夸大了主观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胡风说：“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因而“要求主观力量底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而作家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胡风那里被看作是作为主体的作家“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而这就是“艺术创造的源泉”。

胡风虽然也说“与人民结合”、“思想改造”，但他所指的“人民”“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或者说是“具体的人民”，而“对于具体的人，不能视作阶级的‘例证’”。此外，胡风还强调劳动人民身上的落后面，说他们“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

在胡风为《希望》创刊号撰写的后记中，高度评价了《论主观》，认为该文“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注]这话进一步引起了误解，被认为是直接对抗毛泽东发动的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而胡风的解释是：所谓“再提出了一个问题”指的是延安整风，而不是舒芜的《论主观》。[※注]即便如此，舒芜的《论主观》以及胡风对之的呼应，立即引起了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界的论争和批判。[※注]南方局文委也迅速于1945年1月初召集有关人士座谈《论主观》，与会者对《论主观》及胡风对之的推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希望》杂志继发表《论主观》后，第2期又发表了舒芜的另一篇长篇论文《论中庸》。胡风在“编后记”中说，《论中庸》“在作者自己，以为可以作为《论主观》底补充”。[※注]

1945年11月，胡乔木专程从延安到重庆解决进步文艺界的问题，并与舒芜进行了长谈。胡乔木指责《论主观》宣扬唯心论，对此，舒芜坚决予以否认。谈话没有取得结果。最后胡乔木为《论主观》留下了两句总结性的判断：“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性区别开来，而你恰恰是把两种革命性混淆起来”，“毛泽东同志说过：唯物论就是客观。……而你的《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注]也就在与舒芜谈话的同时，胡乔木还参加了新华日报社召开的《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座谈会。在会上，他作了一个带有政策性的总结发言：

进一步说，今天后方所要反对的主要倾向，究竟是标语口号的倾向，还是非政治的倾向？有人以为主要的倾向是标语口号，公式主义，我以为这种批评本身，就正是一种标语口号或公式主义的批评，因为它只知道反公式主义的公式，而不知道今天严重地普遍地泛滥于文艺界的倾向，乃是更有害的非政治的倾向（这是常识的说法，当然它根本上还是一种政治的倾向）。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成了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成了非法的，这个非法的思想已此调不弹久矣！有人说生活就是政治，自然，广义地说，一切生活都离不了政治，但因此就把政治还原成非政治的日常琐事，把阶级斗争还原为个人对个人的态度，否则就派定为公式主义，客观主义，教条主义，确是非常危险的。[※注]

胡乔木的这段看似非常拗口的讲话的实际意义无非是：对于公式主义不能笼统批判，要看是什么样的公式主义，有些公式主义是必要的，而有些公式主义是不必要的。他反复强调和重申：党性原则就是坚持必要的公式主义（即反公式主义），反对党性原则、反对党对文艺的绝对领导，这样的“反公式主义”是不能接受的（等于公式主义）。胡乔木的谈话和发言显然并不完全针对舒芜和两部话剧，而是针对当时重庆的文艺界状况，尤其是舒芜、胡风一派人的思想。而且这个发言表达的也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当时解放区的文艺政策。[※注]因此，胡风和胡乔木的分歧和冲突，实际上体现了党的文艺政策与胡风思想的分歧和冲突。

1948年，香港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共6辑），这是党领导的文艺刊物。创刊号的总题目是“文艺的新方向”，首篇是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该文指出了当时10年来文艺运动“处在一种右倾状态中”，“不自觉地削弱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注]邵荃麟认为，文艺思想上出现的这种混乱状态，“主要即是由于个人主义意识和思想代替了群众的意识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接着，邵荃麟分析了个人主义文艺思想的表现，一是对所谓内在生命力与人格力量的追求，二是表现为浅薄的人道主义和旁观者微温的怜悯与感叹。[※注]这篇文章的矛头显然直指舒芜和胡风的主观论。

此后，《大众文艺丛刊》陆续发表了乔木（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和《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以及邵荃麟的《论主观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都主要批评“主观论”者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原则区别和对立。

胡风在这次论争中并没有发表文章，但后来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注]（1948年9月）作为对他批评的总回答。这本小册子以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为核心，延续了他以前的观点，这也继续着他与延安整风以及延安《讲话》的分歧（甚至被认为是对《讲话》的“扭曲性解释”[※注]）。

首先，毛泽东针对主观主义而发动的整风运动，在胡风那里被解读、理解为是针对他所指出的主观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也即“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因为这两者在胡风看来，或者机械照搬政治原则和政治理想，形成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和思想规范，成为公式化、僵化的主观主义，或主观化的本本主义；或者只停留在现实与经验的表面，被现实与经验的表面性或局部性所屈服所俘虏，成为否定人的主观力量和能动作用的经验主义。在胡风看来，这两者都消解了作家认识现实生活的力量。由此，胡风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人的主观力量，强调人对现实的积极把握与征服，这样的认识至少与毛泽东的表述并不一致。

其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胡风也与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分歧。胡风认为，知识分子有不少是从贫困的处境里面苦斗出来的，“他们在生活上和劳苦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某种联系”，“他们和先进的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特种状态的结合”，而且，他们大多数也是“劳力出卖者”，甚至“不得不非常廉价地（有的比技术工人还不如）出卖劳力，委屈地（所学非所用）出卖劳力，屈辱地出卖劳力”。在关于知识分子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方面，胡风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在把革命思想最早传给人民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胡风却强调“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底先进的”，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是“所参加在内的或者独立担负的那些怒潮似的斗争底基本发动力量”。这显然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定位不同。胡风甚至批判那种说“任何”知识分子作家只能“实际上宣扬小资产阶级所有的一切”的说法，认为这是“文艺断种”论。[※注]胡风虽然也承认知识分子有“游离性”、“二重人格”等弱点，作家也需要进行自我改造，但改造的最佳途径是创作实践，通过创作实践克服二重性格，实现和人民群众的结合，而不是让作家离开创作岗位去作清教徒式的忏悔。以上这些观点很多是合乎实际的（比如说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发动力量），但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理论是相悖的。

再次，在如何认识人民的问题上，胡风也延续了以前的观点，认为在“人民”或“群众”这个范畴内包括了非常广泛的内容，不能笼统地把“人民”、“大众”看作是“善良的”、“优美的”、“坚强的”、“健康的”，等等。胡风认为，“人民”里面占绝大多数的农民是小私有者，即是最先进的阶级，“那成员依然大都是在各种各样的情形里面带着各种各样的差度，须得经过长期的锻炼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的。而且中国的“人民”都是“在封建主义底几千年的支配下面生活了过来的”，身上难免都会带上封建精神奴役的创伤。由此，胡风强调的是具体的人民与人民的活的、感性的生活。在此基础上，与人民结合，深入人民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与人民“活的内容”的结合，是“从生活实践开始，在创作实践里面完成”的结合，深入进去的是“平凡的但却深含着各种各样活的内容的具体的人民，甚至就是你身边左右的人民，不能是憧憬里的概念；要去汲取的是真实但却沉重的、活的、具体的、各种各样的担负生活的永生力量”，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得到“客观真实性更高的主观思想力量”。[※注]

胡风的小册子《论现实主义的路》发表后，由于当时正处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高潮，因此并没有进一步引起论争，但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并没有就此成为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对胡风的“历史清算”便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