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报告的第三部分专门谈到了“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问题”，这就把“主观”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茅盾指出，关于文艺上的“主观”问题，在几年前就成为国统区文艺界积蓄酝酿着的基本问题，不能不要求解决，而主观问题的实质，“是作家的立场问题，是作家怎样彻底放弃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而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作家不能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那么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文艺上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作家主观的强与弱，健康与不健康的问题也一定解决不了。——从国统区这若干年来的文艺思想理论斗争中，也和在创作实践中一样，是只能得到这一个结论而不可能得到其他结论的。”[※注]茅盾的发言实际上透露了要解决“主观”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胡风问题的信息，胡风问题自此以后便成为党的文艺政策所重点“关照”的对象。但是胡风本人对此却茫然不知。

在1952年的文艺整风学习运动中，舒芜迫于当时的压力，于5月25日武汉的《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注]检查了自己过去的观点，认为自己所写的《论主观》是一篇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谬误文章。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实在是因为，当时好些年来，厌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觉得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碰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观点，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于是就“尽量摭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装饰到我的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思想上去”。[※注]这就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在此文中，舒芜还以“揭秘”的方式，指出了当时国统区“某些文艺工作者”对毛泽东的《讲话》不屑一顾：“十年前，《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认为这是很容易解决，也早就解决了的问题’。”[※注]舒芜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几乎没人会怀疑他说的“某些文艺工作者”就是胡风一派的人，这也就把胡风推到了《讲话》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对立面，同时也把自己与之划清了界线。

6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舒芜的文章，并加编者按指出，发表《论主观》的《希望》杂志，“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这是官方报纸第一次提出胡风“小集团”一说。9月25日，舒芜又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注]承认了《人民日报》所提出的以胡风为首的“文艺小集团”之说，指出：“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文艺报》在发表此文时，还加了长长的“编者按”，指出：“舒芜自己所指出的错误，其实是这个小集团所共同的”，“这种错误思想，使他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了一个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1952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北京文艺界小范围开展了四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注]会后，林默涵将自己在批判胡风时的发言整理成《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一文，发表在1953年1月30日的《文艺报》（1953年第2号）上，次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该文。文章中将胡风的文艺思想定为“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的相同点；相反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2月15日，《文艺报》（1953年第3号）又发表了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认为，两篇文章夸大其词，断章取义，所以没有接受这样的批评。至此，历时半年的讨论也就基本告一段落了。

但胡风并没有从这次批判中吸取“教训”。从1954年3月开始，他闭门写作《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同年7月完成。全文约27万字，通常称为《三十万言书》。7月22日，胡风通过主管文教工作的习仲勋向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送了这个报告，还附加一封信。《三十万言书》主要针对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自己的文章进行反驳，提出了著名的所谓“五把理论刀子”论。[※注]这“五把理论刀子”分别是（大意）：文学创作首先要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胡风的意见应该说基本上是中肯的，至少切中了当时文艺政策的偏颇，即使有不妥之处，也属于理论探讨。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言论就显得大逆不道了。胡风还在《三十万言书》中重申和坚持了自己以前的观点（虽然也对某些观点作了少许调整）。在这其中，胡风也批评了文艺界中的宗派主义，甚至指名道姓地点了某些文艺界人士的名，包括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

1954年10月底至12月初，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并清算《文艺报》编者向资产阶级投降、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参见上文）。胡风以为反击周扬等人的时机已到，开始大举反击。在这个会议上，他作了两次措辞激烈的发言，指责《文艺报》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发起进攻、压制新生力量的阵地，甚至点名批评了十几个文艺界负责人。此举引起了众人的愤慨，认为他是借批评《文艺报》发泄私愤。会议由此转向了对胡风的批判。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在12月8日的扩大会议上，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周扬在发言的第三部分“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观点之间的分歧”中，详尽地分析了胡风和他们在观点上的五大分歧，指出“胡风先生实际上是在反对‘学究式的态度’的口号之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当解放以后舒芜表示愿意抛弃他过去的错误思想，愿意站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的时候，党对他的这种进步是表示欢迎的，而胡风先生却表现了狂热的仇视。这就是胡风先生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典型的态度”。周扬指责胡风根本不接受党的召唤，一意孤行，顽固走自己的错误道路，由此，“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战斗”。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发言。对胡风的大批判真正开始了。

1955年1月11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胡风写了长达十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检讨了自己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错误，承认自己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文艺方针。但字里行间仍使人感到胡风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而是尽可能在检讨中解释自己的理论。而此时，毛泽东也已经为胡风的问题定了性，即“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而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了。[※注]

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上书中央《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分析了胡风及其一派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注]1月26日的批复《指示》中也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注]

此后不久，中国作协主席团就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中关于思想和组织的二、四部分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一起印成专册，随《文艺报》1955年1、2号合刊发行。全国上下很快便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胡风反动文艺思想批判运动。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编者按”，指出：“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1955年5月24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第三批材料，但把“胡风反党集团”改为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进一步升级。1955年6月20日，人民出版社把这三批材料结集出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与此同时，作家出版社也编辑出版了《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共6集（1955年）。

5月18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公安部逮捕了胡风。在这次批判胡风的运动中，共有2100多人受到牵连，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正式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有78人，其中23人被划为骨干分子。[※注]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正式宣布在政治上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通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注]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6号文件《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注]在文艺思想和宗派等问题上给胡风作了全面的平反。长达30余年，影响中国文艺界近半个世纪的胡风事件宣告结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