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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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200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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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始见于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933年,而一般被认为较早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介绍到中国并阐述其内涵的,是周扬发表于《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1日出版)上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至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政策、文艺创作的制度被确立了下来。 |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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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 创作方法 无产阶级 文学 延安文艺座谈会 文艺界 雪峰 新民主主义革命 文学艺术 中国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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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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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正式确认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在政治报告的“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部分,明确指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这是很好的。”他针对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是否存在的怀疑,做了这样的解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中就已存在,近三十年来已成为主导思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大致已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五四以后到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二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直到当时。周恩来说:“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个主流是明确起来了;从胜利以后到现在,应该更明确了。因为我们国家的建设是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应该更发展更深刻。”周思来同志把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中国新文化性质的理论具体应用到新文学运动发展的具体分析上,解除了当时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的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高不可及”的认识,从而提高了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心。
周扬在《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在当时的中国,已经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大的现实基础,“因而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就具有更迫切和更重要的意义了”。[※注]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一切真正愿意进步、愿意学习的作家、艺术家,都是能够达到的:它并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神秘的东西。重要的是在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成为指导和鼓舞作家、艺术家前进的力量。
茅盾在《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中,阐述了自五四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尤其是毛泽东的《讲话》更是明确奠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每个作家必须严格要求自己遵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方法去进行工作,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更好地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学生。茅盾强调指出:“为了能够很好地担负起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必须坚定不移地向这个方向努力。”[※注]茅盾还进一步分析了当时文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放问题的方法。邵荃麟在《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注]的报告中,承接着前面的报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做了类似的论述。
至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政策、文艺创作的制度被确立了下来。1957年,陆定一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惟一的创作方法”,但却是“最好的一种创作方法”。[※注]在这里,陆定一谈的虽然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评价的问题,但评价显然决定选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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