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
呼应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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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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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200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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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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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定为当代中国文艺的正宗创作方法后，又经历了诸多讨论，一方面是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苏关系的变化。比如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注]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长江文艺》1956年第12期）、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报》1957年第2号）、刘绍棠的《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北京文艺》1957年4月号）、从维熙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北京文艺》1957年4月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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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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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 真实性 文学 文艺 创作方法 艺术 作家 教条主义 政治 现实主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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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应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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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兆阳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得到了周勃的呼应。他大胆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定义“并没有完全具有对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科学性、确切性的概括，因而从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历史的实践来看，或从今天的创作实际来看，都是很难为实践的检验所承认的”。[※注]虽然周勃并没有坚持要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方向，是应该肯定的”。[※注]不过在文章中，周勃显然并不真正认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而一直使用秦兆阳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这一提法，甚至认为苏联是在把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言外之意，准确的概念应该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其所隐含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性质概念，尽管他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即便是在“双百”方针鼓励下），周勃不能这样明说罢了。周勃的文章通篇论述的都是现实主义问题，矛头所指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即便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周勃其实也保留了一定的意见。他说：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乃是一种艺术创作丰富的经验积累的结晶，因而无论发展到怎样的高度，它的创作条件怎样变化，但从艺术创作方法本身来说，是不应该有什么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前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在创作方法上，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区别的。因此，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即令是时代如何变化，艺术创作的某些条件如何改变，但作为创作方法，是不必摒弃过去的足以概括现实主义创作的特殊规律的原则，而去另外制订别样的原则的。[※注]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不但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限定，而且简直就没有必要提出来，因为无论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还是前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其根本精神和原则是不变的、一样的。由此看来，“社会主义的”或“社会主义时代的”这一限定词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周勃在整篇文章中强调的也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普遍精神和原则，这一精神和原则与秦兆阳的理解相同，就是真实。周勃指出，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这个问题，“乃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内容问题、实践问题，因而也是它的中心问题、灵魂问题”。[※注]
在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基础上，周勃进一步论述了作者的世界观对创作的影响问题。周勃指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他的世界观已成为他灵魂中的血肉部分，而不是某种抽象的教条”，而对于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而言，世界观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指导和帮助作用，并不能弥补艺术家生活体验的不足，更不能代替艺术家对于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注]这也就把世界观与文艺创作做了尽可能的分离，目的显然是强调文学创作自身的规律性。所有这些与秦兆阳都是相通的。
此外，刘绍棠、从维熙等人也都在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了质疑。比如刘绍棠在《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北京文艺》1957年4月号）中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创作方法，“不是首先要求作家以当前的生活真实为依据，不是忠实最现实的生活真实，而去从‘现实底革命发展’去反映和描写生活，同时这种描写又要结合着‘任务’。这就使得作家在对待真实的问题上发生了混乱，既然当前的生活真实不算做是真实，而必须发展地描写，结合着任务去描写，于是作家只好去粉饰生活和漠视生活的本来面目了”。这话可谓振聋发聩，一针见血。
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文艺报》1956年第23号）从国产影片不景气说起，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即电影领导者的教条主义做法。钟惦棐指出：“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作决定和开会。而作计划最简便的方式又无过于定题材的比例：工业，10个；农业，15个。解决创作思想，则是‘决定’最有效，局里的，部里的，或某某负责人说的，不听也得听。一年一度的学习会，再加上一个总结，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做法，看似关心电影，实则“变成干涉过多”，而拍出来的影片也就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无味。国产影片的不景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此出发，钟惦棐强调电影创作要尊重电影创作与生产的规律，不能管理得太具体，太严，不能一味强调统一规格，统一调度，“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在这一意义上，“（以）导演（为）中心”对于电影创作和生产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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