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结合”创作方法提出的过程中，讨论也陆续进行着。早在《文艺报》1958年第7期发表郭沫若的信，指出毛泽东的《蝶恋花》一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典型的结合”之后，《文艺报》便不断开辟专栏，讨论“两结合”创作方法。1958年第9期开辟的专栏是“诗人们笔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向毛主席的诗词学习，向大跃进的歌谣学习”；第12期开辟的专栏是“戏剧家笔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第21期又发表了《各报刊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讨论》的综述。为了把讨论推向深入，《文艺报》编委会从1958年10月到12月举行了7次座谈会讨论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并于1959年第1期发表《本刊举行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座谈会讨论要点的报告》，对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与此同时，各地方的文艺部门，也都多次召开座谈会，讨论“两结合”，各大学校的中文系、各艺术院校以及工农群众的创作小组，也都纷纷对“两结合”展开讨论。

关于“两结合”的讨论，大致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两结合”提出与发展的基础，即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创作方法？它的提出有什么依据？二是如何理解“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能否结合？它与以往创作方法有什么不同？其中又以如何理解革命的浪漫主义为核心。三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如何结合？

1.关于“两结合”提出与发展的基础，很多论者，包括周扬和郭沫若在内，都指出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即“大跃进”。他们认为，“大跃进”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在这个“一天等于一百年”的时代里，人人都为建设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而忘我劳动、创造，人人都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正是这个背景为革命浪漫主义奠定了基础。1958年9月30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争取文学艺术的更大跃进》说：“我们的工人和农民正在抱着无限的壮志雄心，充满着共产主义精神，排除一切困难，以国家生活中的主人公姿态，从事着豪迈的建设事业，只有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密切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地表达人民群众的这种英雄气概。”这段话非常清楚地展现了“两结合”提出的现实基础，这是当时几乎所有论者所一致认识到的。华夫在《文艺放出卫星来》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现实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总是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本身是长了翅膀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引导我们深刻地理解展翅飞翔的现实，引导我们看出、写出共产主义理想照耀下的现实，看出、写出现实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趋向”（《文艺报》1958年第18期）。再比如以群说：“在这样的伟大形势的面前，单纯的‘现实的再现’，或是‘现实之客观的表现’的文学，就显得不能赶上时代形势的要求，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注]充满浪漫激情的“大跃进”的时代必须有与之适应的新的创作方法，“两结合”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也有论者指出了“两结合”的思想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两结合”的直接理论基础。郭沫若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中指出：“从文艺活动方面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浪漫主义提供了理想，对现实主义赋予了灵魂，这便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或者这两者适当地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袁水拍在《谈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艺报》1958年第9期）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在《讲话》中关于“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强性”这段话，正“概括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方向和方法，具体地说明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此外，许多论者也从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寻找“两结合”的历史依据，认为中国文学史一直就存在“两结合”的现象，[※注]这是我国艺术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小说、诗歌、戏剧、绘画，在这方面的成功之作相当多。过去虽没有用这种术语加以概括，但在艺术实践上，却是这样做的。[※注]安旗在《从现实出发而又高于现实》（《文艺报》1958年第13期）中指出：“在历代一些优秀的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常常是或多或少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所称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实际上其中往往也有浪漫主义的因素，而我们所称为浪漫主义的作品，其中往往也有现实主义的基础（这里指的当然是积极的、进步的浪漫主义），不过因为它们俩在作品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因而它们决定的作品的基本面貌讲究有了不同，或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或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接下去，安旗从《诗经》开始，分析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情况。

霍松林在《创造行动继承传统，大力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延河》1958年8月号）中，从文学起源于劳动这一基点指出，劳动人民从事斗争，创造生活、创造历史，是现实主义者；劳动人民在从事斗争的时候有理想、有希望，同时是积极的浪漫主义者。霍松林通过对中国文学史的简要分析又指出，在一些一向被公认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中，最杰出的篇章差不多都具有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而反过来看，那些一向被公认为浪漫主义的诗人，他们最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往往也是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

总之，大时代的要求，理论家们的阐述，以及文学历史的传统，共同推动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是现实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人们对“两结合”的普遍认识。

2.在具体理解“两结合”的问题上，讨论涉及许多内容，比如：“两结合”是从来就是统一的，还是对立的？如何理解现实主义？尤其是如何理解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有什么特点？较以前的创作方法有什么不同和优点？等。

对于“两结合”的统一与对立问题，周扬做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这个论断，而许多论者也纷纷从文学发展史中去论证和阐述这一论断（见前面的引述），但也有不同意见。茅盾就说：“我对于历史上的大作家常常同时是浪漫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的说法，以及这两个主义从来就是结合在大作家身上的说法，都是不敢苟同的。”“我们只见有基本上是浪漫主义或者现实主义但个别作品也显现不同色彩的作家，却没有看见体现两个主义结合的作家。”紧接着，茅盾对这个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他认为，“两个主义的结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思想方法问题”，旧时代的作家由于受时代的限制，理想与现实是矛盾着的，“某一作家就其主要倾向来看是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者，但他的个别作品却两者都不是。这两者‘都不是’，当然不能视为‘结合’。至于有些现实主义作品拖一条‘理想’尾巴，恐怕更其不能视为‘结合’着革命浪漫主义”。[※注]

在理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上，主要分歧在后者。有论者指出：“我认为：由现实出发，用饱满的热情，通过大胆的想象和极大的夸张，这种想象和夸张并且能够变成现实的，就是革命浪漫主义。”[※注]这一描述性的定义显然忽视了革命与浪漫主义中的思想立场问题，而这是很多论者所敏锐地看到的，比如有的论者就指出，我们现在所说的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与过去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有区别的。“我们所说的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并不简单是指它带有进步倾向和积极意义，而是指它是具有表现工人、农民、士兵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积极从事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理想、热情和斗争的思想，即或描写历史，也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去进行分析和评断的。”[※注]这就指明了两结合所蕴涵的政治问题。胡经之在《理想与现实在文学中辩证的结合》（《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一文中也指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创作方法和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不仅仅在世界观、思想意义等方面有质的不同，而且，在创作方法本身也有着质的差别”。他认为，由于过去时代的限制，作家的认识、理想与现实不能统一，他们的创作方法也有局限性的，只能达到批判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而不能真正地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安旗在《从现实出发而又高于现实》指出，过去的积极浪漫主义中的思想往往是与当时丑恶的现实相对立的，而先进人物因为不能和人民相结合，所以其反抗往往带有遗世独立、孤傲不群、狂放不羁的性格，而今天的浪漫主义则“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是在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下产生的，正是和过去任何时代的浪漫主义根本不同之点。由于这根本不同之点，就决定了今天的革命浪漫主义中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的；就决定了今天的革命浪漫主义中的英雄气概是集体主义的；既有共产主义的伟大、明确的理想，又有集体英雄主义的无坚不摧的力量，从而也就决定了今天的革命浪漫主义之中再没有过去时代那种悲哀和失望的调子，而是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注]思齐特别批评了滥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现象。他指出：“李希凡同志认为《水浒》是表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的最突出的作品，《西游记》和《水浒》……都渗透着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鲜明特征。把‘革命的’一词理解为包罗古今中外一切革命，这是欠当的。本来，按照广义的概念，把写资产阶级革命和农民革命的作品也算作革命的现实生义或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未尝不可，过去就有人把积极的浪漫主义也称做革命的浪漫主义。但是广泛地使用这一概念显然会降低了我们今天所提出的‘革命的’标准。……所谓‘革命的’含义，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而不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或农民革命。……我们必须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范畴，看作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学的特定的创作方法……否则，不仅会取消这一新的创作方法与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的现实主义的质的区别，而且将否定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巨大意义。”[※注]

对于“两结合”这种新的创作方法的特点，胡经之给予了总结。一、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在认识和反映现实时，不仅要让作者自己的认识体现在作品中，而且也要让自己的社会理想浸透于整个形象中，使作品放出理想的光芒。二、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使得作家主观世界中的理想和认识根本统一，和客观世界中的客观规律也相一致。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还使体现在艺术形象中的作者的美学理想与对现实的具体认识辩证地结合起来。[※注]

3.关于如何结合的问题。贺敬之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革命的浪漫主义要求诗人：（1）必须要有理想，要有共产主义理想，向无限的未来阔步前进。革命的理想主义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基础。（2）必须要共产主义者的无限广阔的胸怀。（3）必须是集体主义者，是集体主义的英雄主义。没有英雄气概，不可能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的激情。（4）要不满足于一般的所谓“写真实”的方法，要有更鲜明的色彩，更响亮的声音，要运用“不平凡”的情节，运用夸张、想象、幻想的形式。[※注]臧克家在《理想，热情，诗意》（《文艺报》1958年第9期）中，提出了要写出好的“两结合”作品的三个条件，“1.深入到人民文学生活中去。2.要有高度的热情，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热情高，才能热爱现实生活，大胆地幻想未来，思想高，才体味的深，人家看不到的新生事物，他能最先感受到。3.要有很深的文艺修养。没有深厚的修养，有感受也表现不出来。”

在这个问题上，茅盾的认识也许更为深刻和清醒。他说，作家和艺术家想要革命浪漫主义地反映这个革命浪漫主义时代，他光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热情是不够的，他必须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有坚强的工人阶级立场，有工人阶级的征服任何困难的气魄和看得远、看得透的广大的胸襟。如果把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问题看成是一个艺术表现技法的问题，那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注]在这里，茅盾实际上已经明确指出了“两结合”其实并不完全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文艺学范畴之外的问题，这“之外”就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