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
“两结合”的政治语义与“文革”后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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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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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200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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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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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来看，毛泽东最早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初步思想，是1939年5月在延安鲁艺成立周年纪念会上的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他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中，首次正式传达了毛泽东“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内容，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在1960年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正式确定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一名称，并认定它是最好的创作方法，取代了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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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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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方法 两结合 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 革命现实主义 文艺 作品 社会主义 大跃进 结合 共产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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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结合”的政治语义与“文革”后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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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结合”这个口号的提出，主要是为了适应和配合“大跃进”的形势。它的提出和大力鼓吹，大大助长了文学创作上的浮夸风，使得文学创作中回避矛盾、粉饰生活、拔高人物、神化英雄的倾向愈加明显。而对于这一理论的论证，也存在很多混乱，比如苦心孤诣地寻找理论根据，概念混乱，甚至曲意迎合、附会。实际上，论证“两结合”时的理论资源和论证方法与论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质上是一样的，政治被突出地放在了首位。由此有研究者指出：“实际上，‘两结合’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以外的新内容。”[※注]这是切中要害的。这个没有新内容的口号之所以仍然要提出并大张旗鼓地宣传，实际上是为了完成与苏联决裂后的意识形态需要，成为一种替代的表意形式，以它作为分界线，标示了中国与苏联文艺理论的疏离关系，喻示了中国重建独立的文化身份的决心。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也就在这一权宜之计中暴露了理论积累的不充分，它所有的资源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政治文化一步，而在它的引导下，中国文艺学陷入了更加政治化的境地之中，一直到“文革”。[※注]
1979年5月29日至6月8日，98所高等学校，14个有关报刊、出版单位的代表，在西安举行了“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方法学术讨论会”。讨论主要集中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上。争论的主要内容包括：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能否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能否结合，如何理解毛泽东同志有关“两结合”的论述，“两结合”的实质是什么，“两结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创作方法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等等。有的问题虽然在“文革”前已经讨论过，但这次的讨论显然要开放得多，深入得多，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强调了文艺创作的独特性与创作方法的相对性，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过分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乃至决定作用。与会代表认为，现实生活本身是五彩缤纷的，反映这一丰富现实的文艺的创作方法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不仅要大力发挥革命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以及“两结合”等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的巨大作用，而且应当允许清醒的现实主义（或者叫严肃的现实主义）、积极的浪漫主义等社会主义文学的同盟军的创作方法的存在。作家在政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可以自由选择、自由竞赛。赞同“两结合”的同志表示不“独尊”“两结合”，不排斥其他创作方法；不赞同“两结合”的同志，也认为先不急于彻底否定“两结合”。大家共同主张：各种创作方法的优劣，让文艺实践去检验，让群众去评判。[※注]
在1979年10月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茅盾和周扬也以开放的姿态对“两结合”作了新的阐释。茅盾在报告中说：“毛主席是在苏联（赫鲁晓夫时代）抛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以后，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明确提出了革命浪漫主义这一个重要的因素。毛主席对这个新的创作方法没有明确的定义，留待理论家去探讨。而理论家又有待于作家的实践。”茅盾又说：“允许作家们有选择创作方法的自由，也是重要的。不能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作为必须遵守的创作方法，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说法显然要比“文革”前的论述宽松、开放得多了。[※注]周扬也强调创作的自由与创作方法的多样化，而不能固守一种创作方法，“不应强求一律”。[※注]
第四次文代会后到20世纪80年代，关于“两结合”的讨论多了起来，意见有两种，一种就是继续肯定“两结合”创作方法，认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不能轻易否定”。[※注]但更多的文章质疑“两结合”创作方法，甚至否认“两结合”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比如吕兆康就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有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有着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主张在我国的文艺创作中，既需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需要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二是提倡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作时应有革命理想的指导，在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写作时应有革命实践为基础。它是对两种创作方法提出的要求。因此，把“两结合”作为一种既区别于革命现实主义，又区别于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是缺乏充分根据的。[※注]这次讨论并没有赋予“两结合”新的内涵，只是在“文革”后的民主气氛下，强调文艺创作的多样化，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两结合”这一种创作方法。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作多样化的全面展开，关于“两结合”的讨论基本上也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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