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
从《海瑞罢官》批判到《纪要》的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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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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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2009 \ - |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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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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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左”思潮的兴盛与毛泽东的两个“批示”。《通知》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批判所谓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十六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文革”期间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以破为主，政治先行，全面执行“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文艺完全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作为教训，值得我们去总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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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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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 阶级 海瑞罢官 社会主义 文艺界 文艺 延安文艺座谈会 意识形态领域 工作座谈会 部队文艺 二月提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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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瑞罢官》批判到《纪要》的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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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罢官》是吴晗于1959年年初所创作的一部历史剧，目的是提倡海瑞那种刚正不阿，不畏强暴，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1965年11月10日，由江青一伙炮制、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注]（《文汇报》）出笼。
这篇文章从阶级斗争出发，脱离作品的实际内容，无中生有地上纲上线，批判《海瑞罢官》歪曲了阶级关系。文章认为，海瑞并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而是地主阶级利益的忠心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煞了阶级差异，美化了地主阶级，在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文章联系“现实”，牵强附会地指出《海瑞罢官》中描写的“退田”、“平冤狱”，正是牛鬼蛇神们刮过的“单干风”、“翻案风”，“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文章认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文章还蛮横地宣判：“《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评〈海瑞罢官〉》发表后，毛泽东表示了支持。1966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注]这些话，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严重的政治斗争色彩，所指也更加明确。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这个提纲虽然也有许多在当时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左”的提法和词句，但主要还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批判加以约束，把它置于党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范围之内，不赞成把它变为集中的政治批判。毛泽东并没有对这个提纲提出反对意见，2月12日由中共中央批发到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起，合伙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以下简称《纪要》）。1966年4月10日，他们用中央的名义向全党批发了《纪要》。4月18日，又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全面公布了《纪要》的观点和内容，在社会上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红旗》1967年第7期），宣布撤销中央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五一六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所谓“十大罪状”，逐条批判，指出它完全抹煞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成就，歪曲国内阶级形势和党、国家的状况。《通知》指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批判。《通知》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批判所谓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中的观点完全背离了我国社会的客观实际，错误地估计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现状，混淆了矛盾性质，它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6年8月1—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十六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十六条》要求：“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十六条》宣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成为文艺领域里“带指导性的纲领性文献”。这些文章和著作主要有两组，一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首次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其中60年代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的严厉批评，成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重要理论文持。另一组则是重新发表并大量印行的四篇讲话：《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宣传最甚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甚至被看做“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注]“文革”期间关于文艺方面的新的“文献”，主要就是江青及“四人帮”一伙的一些讲话及炮制的文章，如江青1964年《谈京剧革命》的讲话，1966年11月陈伯达、江青等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5月陈伯达、戚本禹等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注]由于“文革”期间所有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几乎都被打到，所以这一时期的带有文艺评论性质的文章除了姚文元等少数几个人以外，署名都是写作组集体或笔名。
“文革”期间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以破为主，政治先行，全面执行“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文艺完全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作为教训，值得我们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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