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央决定于1983年举行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学术报告会（还有一场是纪念大会，是由胡耀邦做报告），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周扬做报告，地点在中央党校。周扬很重视这个报告，亲自挑选了报告的起草班子，还多次作出指示，希望在报告中能够“说一点多少有些新意的意见”。[※注]但也正是这些“新意”，铸成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政治运动。

那么周扬在报告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周扬的报告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注]一共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在这四个方面中，周扬其实最看重的是第四个方面，这也是他认为报告最能出“新意”的地方。

在第一部分，周扬强调了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指出，在一百多年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曾出现过停滞、倒退，甚至质变。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直到今天还保持其理论的生命活力，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从“科学”的角度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在间接地为下面的“新意”埋下一个伏笔：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以才“不相信什么终极的真理”，所以才会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方面体现在其自身不断的自我批判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它会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会根据不同时期革命任务的需要，和不同学派结成一定的同盟。“马克思主义不能没有同盟军。”“在一定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同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结成同盟。”这也为后面人道主义问题的提出打下了基础。

在关于认识论的问题上，周扬主要从两个方面批评了“我们”在这方面所应吸取的教训。一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周扬认为，包括毛泽东在内，虽然谁都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但同样存在着值得我们总结经验引为教训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后来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致把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加以夸大，这就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主观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级斗争服务，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形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应当说，周扬的批评是准确的，切中要害的，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摆脱了这样的错误认识。第二个需要总结的教训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上。周扬指出，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不必然就获得事物的本质，“事实上事物的主导方面不是孤立自在的，而是和这一事物的其他方面紧密相关，彼此相涵，有着不可拆散开来的内在联系，从而构成多样性统一的总体”。这样的认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思想，也正是这样的思想，才会使得人道主义这样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多样性的思想得以展开讨论。

第三个方面谈的是“批判”问题，核心内容是“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也是我国发展中的历史教训。周扬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一第一部分所阐述的主题出发，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理论，它本身也是在不断经受实践的验证的”。在批判地继承中外古今文化遗产上，周扬明确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唯物论和唯心论对立起来，认定只有“唯物的”才是好的，值得继承的，而一切“唯心的”都是坏的，必须抛弃。“纵使是反面的东西也应加以研究。”在这里，周扬表现出了一个理论家极大的包容性。

最后部分是报告的中心，谈人道主义。周扬首先强调了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周扬指出，“文革”结束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人们迫切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因此就需要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这也是一个“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何理解人道主义？尤其是如何理解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周扬直言“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

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主义讲的全人类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

接着，周扬通过“异化”这一概念，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通过克服异化，把人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达到全面解放的。周扬认为，这与以往那种靠“理性力量”、“泛爱”、“美育”等唯心主义说教，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是根本不同的，进而肯定“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而且这一点贯穿在马克思的前后期著作（而不是仅仅出现在其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就肯定了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是不能忽视和否定的。

在阐述完人道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后，周扬把目光转向了国内，说出了后来成为批判焦点的一段话：

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这就把异化的最重要的形式克服了。社会主义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与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

周扬虽然自己对异化与人道主义这些词不再“大惊小怪”了，但却不能保证其他人也同样如此。即便周扬在这个报告中不断重复着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差别，也无济于事。

报告结束后，经过胡乔木授意，大会延期，并请与周扬观点相反的人在会上发言，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扬的观点。紧接着，胡乔木亲自带领人员到周扬家“商谈”周扬的报告，尤其是最后一部分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甚至提出要周扬修改报告，然后再发表或出单行本。[※注]但周扬坚持不做修改，并于3月1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报告的全部内容。周扬的坚持进一步使局势激化。

就在周扬的报告发布不久，中宣部就在胡乔木的指示下向中央书记处呈报了《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三条处理意见。

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周扬同志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写出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述。

二、对《人民日报》的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分配工作。

三、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前言，不作修改。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注]

应该说，这个报告虽然主要从组织纪律上（即不经同意就发表）对周扬进行了批评，但其真正的动机显然源自于对报告内容的不认同。这个报告送上去之后虽然不了了之，[※注]但对周扬的批判并没有就此止步。胡乔木及其所领导的中宣部在各种会议上都对周扬采取了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有时火药味还比较浓，把周扬这样的文章和其他所谓宣传人性、人道主义的文章、文艺作品上纲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注]这样的批判虽然在当时还主要限定在文艺界的较小圈子里，但随着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却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清污运动”，其中的核心推动力就是邓小平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其中胡乔木参与主持了报告的起草工作）。

邓小平于1983年10月12日所做的《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报告只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整党不能走过场”，强调党内还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党要下定决心，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整党，绝不能走过场。第二部分就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是整个报告的主体，几乎占了整个报告篇幅的70%以上。

在这一部分，邓小平在肯定文艺界成绩的同时，明确指出文艺界仍然“存在着精神污染的现象”。所谓“精神污染”，“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注]精神污染的典型表现，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其具体体现之一，即宣扬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想。邓小平指出：“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注]这就基本上把学术问题转向了政治问题。紧接着，邓小平批判了那种不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而抽象地去讲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做法，指出：

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注]

接下来，邓小平还批评了文艺创作中的人道主义倾向，并奉劝有这种创作倾向的同志“在有人叫好的时候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叫好，为了什么目的叫好”。[※注]

总之，在邓小平的报告里，提倡人道主义、异化思想，在政治上被划归到“反社会主义”的思想。

二中全会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污运动”。顾骧说得很形象：“1983年10月下旬，‘清污’呼地一下子在全国铺开，浪潮滚滚。一时间各种报道、表态性文章、批判文章充斥报纸版面。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要对发表出版、播映过的文章、言论、图书节目进行清理，大学文科教材、学术研究机构的著作也要检查清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号召‘清污’，积极地开展对人道主义、异化论等批评、斗争的消息。权威部门提出了‘组织理论队伍’的举措，使人不由得想起‘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提法。”[※注]

《人民日报》开始集中发布“清污”消息是在10月25日。[※注]在这一期的《人民日报》的头版，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党校第四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题目是《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防止和清除思想战线精神污染》。王震在讲话中讲了三点意见：第一，要清醒地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勇敢地、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第二，要建立一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第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普及到全体人民中去，引导广大群众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王震的报告全文并不长，但批判的指向明确，措辞严厉，影响巨大。王震指出，那些宣传所谓“社会主义异化”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它的实质是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

自此以后，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文章便多了起来。就《人民日报》来看，从1983年10月25日到当年年底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单以“精神污染”为标题的文章、消息就有78篇之多，其他不以精神污染为题，但涉及精神污染问题的文章、信息就更多了。这足可看出当时“清除精神污染”已经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

就文艺界的当家报纸《文艺报》来看，也没有落下形势。1983年第12期发表了社论《鲜明的旗帜广阔的道路》。这篇社论明确指出，“在新时期的文艺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举什么旗帜的问题。是举社会主义的文艺旗帜，还是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旗帜？是理直气壮地举起社会主义文艺旗帜，还是迷失方向，越来越模糊了自己的旗帜？……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举起社会主义文艺旗帜，明确地划清马克思主义和种种剥削阶级的界限，明确地划清社会主义文艺和其它种种文艺的界限。”这样的看问题的思路乃至言说的句式，我们在历次的文艺运动中都不难发现。

同期还发表了两篇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学习“二中全会”的座谈会新闻稿。新闻稿所表达的核心内容，就是拥护党中央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决定，肯定文艺界存在着精神污染的现象，深入批判文艺界的精神污染现象，甚至不惜直接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起来。[※注]同期还发表了署名李山的文章《异化是社会主义的重大主题吗？》。作者在文中明确否定了社会主义存在着异化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异化。

此后，《文艺报》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文章，其基本论调与上面的社论是一致的，不过火药味显得并不如当初那么浓。有的人还试图在“双百”方针和“清除精神污染”之间寻求一定的平衡。但不管怎么说，学习二中全会精神，批判精神污染已经成为当时文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地文艺部门纷纷召开座谈会，响应党中央清除精神污染的决定，对自身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注]

1983年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视部领导人谈话，提出可能存在“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的问题，并具体提出八条注意事项，由此，清污运动才得以基本平息。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周扬报告的同一地点发表了演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注]使得本来停止的清污运动似乎又抬了头。这份讲稿先发表于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月刊》（1984年第2期）上，1月26日又发表在《红旗》杂志（1984年第2期）上，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日，《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全文转载。紧接着，报告又以单行本的形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时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这份讲稿既是清污运动的高潮，也是清污运动的终点。因为他全面总结并“提升”了所有此前对精神污染的批评，同时也封堵了此后对这个问题进行其他讨论的全部可能。

胡乔木在这份报告中试图区分两种人道主义，即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这种区分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内在的理路则是一种对立的思想的体现，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终的目的是完全否定人道主义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取消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结合的任何可能性。胡乔木说：

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根本不能互相混合、互相纳入、互相包括或互相归结。完全归结不能，部分归结也不能。人道主义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不能补充、纠正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说明人道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历史作用，指出它的历史局限，结束它所代表的人类历史观发展史上一个过去了的时代。[※注]

在此基础上胡乔木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

如此界定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一方面是要封死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历史上出现的具体思潮的人道主义的联系，同时，又不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放在反人道、反人性的位置上，可谓用心良苦。而且，既然作为党的原则的人道主义只能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那也就宣告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出现不人道和异化。异化只属于资本主义而不属于社会主义，尤其和社会主义制度无关。因此，用“异化”概念来解释社会主义出现的问题，就大错特错了。胡乔木坚定地说：

用所谓“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来说明上述各种消极现象（指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非原则性非制度性的小问题——引者按），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国家学说，歪曲了客观事实，同党、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背道而驰。[※注]

最后，胡乔木做了总结：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说明可以看到，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注]

胡乔木的讲话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曾这样评述：

在今天看来，胡的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份结束讨论的“总结性”意见，而且对于其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起着一个主导的、纲领性的作用，可以说迄今为止主导意识形态仍然在这个框架之内进行操作，因此这份文本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它提供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视野和框架。[※注]

胡乔木的报告出来后，包括文艺界在内的许多思想战线领域的学者随即发表文章，表示坚决拥护这一报告。比如《文艺报》1983年就连续发表了唐挚（第3期）、李何林（第3期）、魏易（第4期）、陈涌（第7期）等人的文章，表达了对胡乔木讲话的赞同，对人道主义、异化论的批判，甚至一同批判了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创作方法。而对于这篇讲话所指的主要人物之一周扬来说，[※注]此时已经不可能再去反驳什么了。随着周扬身体状况的日益恶化，他永远也没有反驳的可能了。至于其他的反驳者，显然与胡乔木不在一个对话的层次上，在当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注]作为具体事件的“清污运动”在这篇讲话之后基本停止，随着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制定，国家开始转向深层次的经济建设，清污问题已经不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了。但反“精神污染”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就可以明显看到两者的承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