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论争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1）是否应当重写；（2）矫枉过正所造成的所谓“审美偏执”；（3）90年代末兴起的关于重排大师和“百年文学经典”的论争，后者可以看做重写文学史的继续。

（1）在是否应当重写的问题上，很多人都持赞同意见，包括一些老一辈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如王瑶、唐弢等。王瑶说：“每个时代的文学史都应该达到自己时代的高度”，我们应该“重新研究文学史”。[※注]唐弢说：“我赞成重写文学史，首先认为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不应当也不必要定于一尊。不过文学史就是文学史，它谈的是文学，是从思想上艺术上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与叙述，而不是思想斗争史，更不是政治运动史。”[※注]此外，徐中玉、钱谷融、吴强等一批老教授、老作家也纷纷撰文，支持“重写文学史”。徐中玉认为：“文学史从来都是在不断地被重写的。时代在前进，社会生活在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学术观念包括文学史观也必须要发生变化。因此，文学史不断被人们重写，本来就是正常和自然的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从根本上说，这种研究是为了对历史负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注]

与上述观点相悖的，是艾斐的《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质疑与随想》（《理论与创作》1989年第5期）一文。艾斐认为，重写文学史实在没有必要，“因为过去的文学史不是全部或大部基本事实或基本论述错误，文学史就没有重写的必要，而只是在原有基础上修改、补充、提高的问题。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实际情况看，显然不是需要重写，而是需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局部性的修改和整体性的充实与提高。因为现行文学史除了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的，大部分论述也是具有科学性和历史感的”。

也有学者虽然同意重写文学史，但认为现在（即当时）重写文学史的条件还不成熟。原因：一是对一些历史的陈案，今天究竟怎样认识还不清楚，时机不成熟。如对梁实秋的斗争，对“第三种人”的斗争，以及对新月派的批判等等，现在都还没有弄清楚。二是对作家和作品的再认识，如对鲁迅的认识，还没有定论。还有对于一些受到误解、遭到不公平待遇的作家，对他们又怎样重新评价。三是新的中国文学史由谁来写，是官修，还是私修。当然私修为好，但私修哪来的人、哪来的资料、哪来的经费，等等，都是个问题。[※注]这两条反对重写的理由看来都是不成立的，所谓“现行文学史除了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的，大部分论述也是具有科学性和历史感的”这个论断本身就需要证明（在我们看来它恰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不应当做前提肯定下来；其次，所谓“条件成熟不成熟”永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条件永远没有绝对成熟完全成熟的时候。

（2）关于重写中存在的“审美偏执”。这是重写文学史论争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重写文学史的动力与目的之一就是在于颠覆以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因此，突出文学的审美性和文学史写作的审美标准，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有些人看来，这种“矫枉”却往往“过正”，过分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往往会形成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对那些有较强社会性乃至政治性的作品缺乏客观全面的评价，如对“左翼”文学、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的丰富性和文学成就，就缺少全面公正的评价，以至于王瑶质问道：“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注]由此，有学者指出，“重写文学史”是以对“文化大革命”“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和“历史空白论”的“左”倾文艺路线的否定和批判开始，但其结果却是同样形成了新的“空白论”。“重写文学史”的“洞见”最终变成了文学史的“盲视”，不仅将“‘文革’文学”，而且甚至将“十七年文学”视为文学史的空白。[※注]而“这样的文学史很难说具有真正‘完整的’文学史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空白论’，如果这种‘盲视’并不是文学史的写作者的主观选择，那么就一定是写作者采用的文学史方法存在问题”。[※注]比如有论者认为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就具有这样的问题。

另外，过分强调文学的审美性，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评价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因为个体对审美的体验和感受差异较大，主观成分较多。尤其是如果“重写”受到个人性和当代性欲望的激励和推动，就容易忽视文学史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性、规律性和科学性。由此，“重写”文学史虽然使文学史具有了个性和多种可能性，但显然这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度。

（3）重排大师和“百年文学经典”的论争。199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教授主编出版了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4卷8册，海南出版社）。在这个大师文库中，把许多以前并不称为“大师”的作家也包括了进去，如沈从文、张爱玲、冯至、穆旦等。同时还把茅盾这位在原先的文学史叙述中位列第三的大师排除在了“大师”之外，代之以金庸。由此引起了关于重排大师的论争。与此次重排大师的举动相关的，是1996年由谢冕、钱理群选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由谢冕、孟繁华编选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海天出版社）的出版，引发了关于“百年文学经典”的论争。这两次论争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大师”、“经典”？何谓经典？经典的标准是什么？谁制定经典的标准？经典是否是恒定的？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编选者的编选标准和对大师的界定，是文学史编写中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金庸作为“大师”光彩夺目地进入文学史是有一个过程的，这里涉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涉及一系列学者、文人对金庸的评价，涉及大学教科书、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对于金庸的态度的变化。[※注]可见，王一川的“大师文库”正式把金庸推入经典行列，虽然作为一个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却也不是空穴来风。

当事者王一川认为，金庸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在于他的作品以通俗手法表现了深厚的文化与美学意义，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体现了人的理想性格和对人性的考察，其“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方向，雅俗共赏”。[※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教授也充分肯定了金庸对于中国文学史的重大意义，盛赞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金庸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注]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也指出：“正是因为有了金庸——有了他所创造的现代通俗小说的经典作品，有了他的作品的巨大影响，才使得今天有可能来认识与结构本世纪的文学史的历史叙述。”[※注]金庸研究专家陈墨也说：“金庸小说的阅读经验使我换了一副眼光重新认识了中国文学史。”[※注]刘再复则更明确地指出金庸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在新文学传统与本土文学传统两条线索分流演变的认识下重新检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并以此背景理解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确认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金庸“以自己杰出的文学才华成为与新文学传统相对的本土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使本土文学再次发扬光大”，“他对现代白话文和武侠小说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金庸的杰出成就使他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注]

当然，学术界对金庸的接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边倒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争议和质疑。比如有的学者指出，武侠小说只是一种低档次、低品位的畅销书，不足以进入经典行列。金庸的武侠小说无法全部摆脱旧武侠小说，存在着不容回避的总体构思的概念化、模式化、公式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等六大痼疾，对其进行经典化是不负责任的吹捧，甚至断言“像武侠小说这种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是早该退出新的文学历史舞台了！”[※注]何满子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报纸连续发表文章，[※注]从武侠小说的落后思想和俗套形式出发，对金庸小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金庸的小说是制造一种抚慰旧时代无告的苦难庶民的幻想，与呼唤人格独立与尊严的人文精神相背离，因而对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予以全面否定。杂文家鄢烈山在1994年发表著名的《拒绝金庸》，以“排座次风波”及北大授予金庸荣誉教授称号为由头展开，他认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无论什么文学天才用生花妙笔把一个用头走路的英雄或圣人写得活灵活现，我根本无法接受。”[※注]

无论如何，关于大师座次与金庸经典化的论争，是重写文学史事件中的一次重要论争，它至少使得文学史的叙述更为丰富和完整，文学史的观念更加多元化。

“百年文学经典”的论争与重排大师之争是相通的。百年文学经典之争由谢冕、钱理群、孟繁华他们编选的“百年文学经典”引发，后来转变为在更广泛意义上对于经典或文学经典认识的论争。围绕这次论争发表的文章形成了两派对立的观点，一是从普遍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典籍，具有“超时空性”和“永恒性”，是经得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阐释的。在这一前提之下，有学者就认为，经典不是哪一位或几位批评家所认定的，而是经过历史选择的。但在这次论争中，文化研究视角的介入，使得人们对经典问题的认识更加丰富和深刻了，这也是大多论争者所持有的视角。比如陶东风的《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上）（《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期），从文化研究视角切入，认为文学经典并不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相反它不仅体现了特定阶段与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同时也凝聚着文化权力。经典化与解经典化的过程因此必然涉及文化领导权的斗争。考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与解经典化过程，以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对文学经典的接受方式与阅读态度，不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且也是勘测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线索。也有学者具体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角度，对经典文学经典的变异进行了探讨。总之，关于经典的论争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或答案（当然也不可能形成），但对人们认识经典，进而认识文学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重写文学史是一项复杂而长远的过程，其中牵涉到文学界甚至思想界许多重大概念、重大问题，比如“文学”、“历史”、“现代化”、“现代性”、“审美”、“纯文学”、“经典”，等等，这些概念直接影响着和制约着人们文学史理论的建构和实践。事实上，我们在重写文学史中，缺乏的正是系统的文学史理论。早在1989年，杨义就曾呼吁：“‘重写文学史’，既要呼唤也要实践，但更应该创立文学史理论体系。”[※注]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1994年，陈伯海发表《文学史观念谈》一文，指出：“整个研究工作的重心，已由往昔的个体（作家作品）分析转向初步的历史综合。综合，不仅是史料的排比，更需有理论观念的驾驭，于是文学史观的探讨便应运而兴。”[※注]事实上，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有分量的文学史理论著作出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着我们的文学史重写的发展。[※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