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与文艺观念在国门开放伊始就进入了中国（虽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文学界最早将“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引入的是董鼎山。1980年，董鼎山在《读书》第12期著文（《所谓“后现代派”小说》）介绍了西方“后现代派”小说。1982年，袁可嘉在《国外社会科学》第11期上发表《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文，对这一思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此同时，国外的许多理论大家（包括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纷纷被邀请来华讲学（以下是不完全统计）：1983年，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权威阐释者之一哈桑（Ihab Habib Hassan）到山东大学讲学；1985年，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又译为詹明信、詹姆森等）在北京大学开设“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专题课；1987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佛克马（Douwe Fokkema）到南京大学作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报告。其中，杰姆逊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授课，及根据其授课内容出版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注]被认为是中国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转折点或起点。在演讲中，杰姆逊从文化谈起，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文化分期”，并对晚期资本主义，即后现代主义特征，如平面感、深度的消失以及大量的复制等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批判。这些观点对中国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至于有人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后现代’的话，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存在‘杰姆逊’式的后现代。”[※注]

如果从杰姆逊的讲演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的问世算起，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已有20余年的历史，其间出版了多种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译文集和研究著作，论文更是难以计数。直到目前，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依然在继续。[※注]在这里，我们只能简单介绍几部对中国后现代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后现代主义的译著和个人著作。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真正兴起和繁盛，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90年代初，有三本译著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分别是佛克马、伯顿斯编，王宁等译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王岳川、尚水编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以及哈山（即后来通用的“哈桑”）著、刘象愚译的《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3年）。几乎同时，《文艺争鸣》杂志、《文艺研究》杂志分别于1992年第5期、1993年第1期集中发表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笔谈，它标志着中国大陆人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界“后现代”热的兴起。

《走向后现代主义》是荷兰的两位后现代主义学者佛克马和伯顿斯合编的一本后现代主义论文集。这本论文集集中讨论了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的四个主题：（1）后现代主义术语的适用范围，究竟这一专有名词可以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所有文类，还是仅能适用于像小说或是戏剧这样专有的文类？（2）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与现代主义完全对立，还是可以将现代主义中的先锋派包含其中？（3）如何确立后现代主义的准则？（4）对后现代主义特征界定的方式。[※注]从内容上看，这本论文集的讨论范围在地域上主要集中于北美领域，主题上则集中于文艺，且多为对后现代主义原典的二次解读，对国内的后现代主义接受还缺乏应有的针对性，但作为国内西方后现代主义研究的首次集中译介，这本书的翻译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仍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应该是国内第一本自己编选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集子，且其选文范围大大地超越了文学艺术，进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该书的“代序”《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中，王岳川从后现代主义的源起及其理论景观、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矛盾、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后现代知识状况与出路、后现代文化逻辑及其平面模式五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及其论争作了一次全面的鸟瞰，并试图从总体上把握后现代主义的深层本质：文化精神。这是国内当时较早对后现代主义的全面概述。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分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美学观念”和“后现代主义艺术形态”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收录了包括丹尼尔·贝尔、伊哈布·哈桑、利奥塔、杰姆逊等人的文章或著作节译。在第二部分中，收录了包括福柯在内的西方学者论述后现代主义审美特征、诗学理论方面的文章或节选。在第三部分中，则收录了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绘画、电影等方面的文章或节选。应该说，这是一本较为全面地介绍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著作，对当时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是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哈桑对自己从事30年之久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的一个总结，他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序幕”、“后现代主义概念的确立”、“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和批评”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尾声”四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发生、发展及走向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是公认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的经典。《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中译文的出版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意义深远，译者刘象愚说：“它不仅以清晰的脉络，充实的内容回顾了历史，辨析了异同，指明了特征，而且以不偏激的态度指出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应采取的基本立场。可以说既有理论性，又有实用性。从这些意义上说，它确是有关后现代主义讨论迄今尚无出其右的第一本书。”[※注]

经过90年代初期对后现代主义整体上的译介之后，西方一些后现代主义大家的专著开始被完整的翻译过来，如詹明信（即杰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等等。

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中国学者也开始结合中国的文学（文化）实践，展开了后现代主义批评实践。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陈晓明、张颐武、王宁、王岳川等。

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应当是国内最早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全面阐述的著作之一。该著作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论争和美学逻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真正从一个全景透视的角度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文化、哲学、宗教、美学、文艺的总体研究。[※注]

张颐武的《在边缘处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隶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是较早运用西方后现代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的著作。该书把中国当代文学的“本土性的后现代主义”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文学创作的‘实验化’、批评与理论的‘解构化’以及通俗文学和纪实文学的‘隐私化’。”[※注]张颐武的另一本著作《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描述了在全球化及市场化进程中我们的文化想象及生活空间的形态的变化，探讨了由80年代的激情浪漫的“现代性”向90年代的平和、多元、务实的“后现代性”转变的历史轨迹。其中涉及“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民族认同、文学、电影及大众文化，跨国资本与市场，城市空间与时尚等议题。作者追溯思潮变动的脉络，探究文化转型的运作，并对90年代一系列多有争议的话题作出回应。[※注]

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将当代文化的“后现代性”归纳为八个方面：（1）反对整体和解构中心的多元世界观；（2）消解历史与人的人文；（3）用文本话语论替代世界（生存）本体论；（4）反（精英）文化及其走向通俗（大众化或平民化）的价值立场；（5）玩弄拼贴游戏和追求写作（本文）快乐的艺术态度；（6）一味追求反讽、黑色幽默的美学效果；（7）在艺术手法上追求拼合法，不连贯性，随意性，滥用比喻，混同事实与虚构；（8）机械复制或文化工业是其历史存在和历史实践的方式。[※注]此书运用西方后现代理论对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进行了敏锐的把握，产生了较大影响。

王宁自1991年主译《走向后现代主义》之后，于1998年和2002年又分别出版了《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和《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两本论文集，完成了他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三部曲”，也形成了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点和认识，他自己概括了八点：

（1）后现代主义首先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但它也可能以变体的形式出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

（2）后现代主义在某些方面也表现为一种世界观和生活观，在信奉后现代主义的人们看来，世界早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呈现出了多元价值取向，并显示出断片和非中心的特色；

（3）在文学艺术领域，后现代主义曾是现代主义思潮和运动衰落后西方文学艺术的主流，但是它在很多方面与现代主义既有着某种相对的连续性，同时又有着绝对的断裂性；

（4）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叙事风格或话语，其特征是对“宏大的叙事”或“元叙事”的怀疑或对某种无选择或类似无选择技法的崇尚，后现代文本呈现出某种“精神分裂式”的结构特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断片式叙述中被消解了；

（5）作为一种阐释代码和阅读策略的后现代性并不受时间和空间条件的限制，它不仅可用来阐释分析西方文学文本，而且也可以用于第三世界的非西方文学文本的阐释；

（6）作为与当今的后工业和消费社会的启蒙尝试相对立的一种哲学观念，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同时扮演了表现出合法性危机特征的后启蒙之角色；

（7）后现代主义同时也是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批评家用以反对文化殖民主义和语言霸权主义、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的一种文化策略，它与对抗性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和策略相契合；

（8）作为结构主义衰落后一种批评风尚，后现代主义表现为具有德里达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文学研究色彩的批评话语，它在当前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注]

张颐武和王宁的后现代研究开始突出“第三世界声音”的重要性。他们指出，随着世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源自西方学术界内部的解构和消解中心等后现代尝试，应该包括来自广大东方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在弘扬本民族文化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

在《超越后现代主义》一书的“序”中，王宁指出他写作《后现代主义之后》初衷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后现代主义在经历了从北美到欧洲乃至风靡全世界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以后，终于日趋衰落。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以便把我们的研究视角指向整个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和文学研究？”[※注]王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后现代主义衰落之后，原先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一些非主流话语力量，诸如性别政治和怪异研究、后殖民主义与第三世界批评以及近几年来兴起的文化研究伺机逐步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并在实际上消解了帝国话语的中心地位。”[※注]王宁在本书别的场合把女权主义理论、性别研究、后殖民与第三世界批评也归入文化研究（参见本书关于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的多处论述），所以，王宁的观点是：后现代主义之后是文化研究的时代，或者说，文化研究即是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超越。

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文化研究（尤其是70年代以后的文化研究）显然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与非中心化立场，许多文化研究的名家都受到后学的深刻影响［比如福柯之于萨义德（Edward W.Said，又译为萨伊德、赛义德等）］；但同时，文化研究又抵制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简言之，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复杂关系，理清这种关系应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在王宁看来，文化研究的兴起显然与后现代主义的扩散存在重要联系：“经过各种后现代理论的冲击，一切假想的‘权威’和‘中心’意识均被消解，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人为界限已不复存在，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天然屏障也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在一夜之间消除，纯文学和‘亚文学’文类的界限正在变得日益模糊，因而使得长期从事经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产生了某种‘学科性’（disciplinary）的危机感。”[※注]这个观点也可以表述为：正是借助“后学”的非中心化与非权威化的力量，文化研究才得以拆除横亘在西方/东方、男性/女性、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等级与鸿沟。这样看来，文化研究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超越”是有继承的扬弃而不是全然的否定。这一“近缘关系”至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文化研究向宏大叙事的蜕变。[※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