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参加的重要会议，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强的仪式性、权威性，它常常也意味着重大政策的出台或重要的政策调整，意味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和新时代的开始。在文艺界同样如此（比如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界，每隔几年召开一次的“文代会”、“作代会”，同样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组织性、权威性和纲领性，它常常是为了传达和贯彻党和国家的重大文艺方针政策，统一认识和思想展开的，同时还要布置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任务，制定未来一定时期的文学规划，矫正过去工作的失误和错误[※注]。1949年，即将建立新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对确立新中国30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学话语，建立新中国的文学体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第一次文代会与《讲话》方向的确立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大部分作家会师北平。1949年3月22日，郭沫若在文艺界的一次会议上，倡议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成[※注]。接着成立了筹备委员会。6月27日，郭沫若在一次谈话中，说明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我们彼此的经验，交换我们彼此的意见，接受我们彼此的批评，砥砺我们彼此的学习，以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组织”[※注]。大会于7月2日在北京正式开幕，7月19日结束。代表共824 人，报到人数共650 人。郭沫若为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总主席。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周恩来、陆定一和陈伯达等领导讲话。这种政治上的高规格待遇说明了中央对文艺工作的特殊重视。

在大会上，周扬代表中央做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扬以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口气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注] 可以说这是这次会议的唯一主题。这一基调的确定对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斗争都产生了奠基性的重大影响。中国当代文艺学就是在这个基调下拉开了序幕。周扬在报告中肯定了文艺座谈会后说：“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由此，解放区的文学实践也就有了一种“开始”和典范的意义。为了说明这一点，周扬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为题分别介绍了解放区文艺的成就，总结创作经验。他还要求文艺工作者要站到新的思想水平上来，具体来说，就是“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注]，要“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

本次大会中，从中央领导讲话到一般文艺工作者发言，不断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把毛泽东的《讲话》看作是今后中国文学的方向，并且是“唯一”的方向，把解放区文学作为今后文学实践的标准。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包括团结问题，为人民服务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改造旧文艺问题，全局观念问题，组织问题等。周的讲话进一步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确立为党的文艺政策和方针，具有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性质。

郭沫若在《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中，通过分析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的历史指出：“这正是深刻地说明了三十年来中国的文艺运动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注]，要求全体文艺工作者“除了首先在政治上团结之外，还希望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团结。希望经过文艺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过文学艺术工作者本身的努力，能够完全达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共同目标”。根据上述要求，郭沫若提出今后的三点具体任务。一是要加强团结，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二是要深入现实，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的勤劳英勇，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道德品质，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艺，使文学艺术发挥教育民众的伟大效能，要注意开展工厂、农村、部队中的群众文艺活动，培养群众中新的文艺力量。三是要扫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学旧艺术的残余势力，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发展一切优良进步的传统，并充分地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宝贵经验，务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发生有机的联系。郭沫若对文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阐释，也是对毛泽东文艺方向正确性的阐释。

与解放区代表充满自信地介绍“成功”经验相比，国统区代表则更多的是总结“失败”教训，以此从反面证明和认同解放区文艺的光辉典范性质。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注]。茅盾指出：在国统区，由于反动派的迫害、压制，文艺工作者的行动没有自由，因而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曾经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国统区文艺工作者不能在思想上、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转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作品不能反映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等。虽然在行文中，茅盾仍然承认国统区有“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并指出“国统区文艺运动还是有其显著的成就的”，没有把整个国统区文艺都抛在解放区的对立面[※注]。但茅盾讲话的这种“辩证性”仍然没有能够掩盖其对国统区文艺总体上的否定结论：“一般来说，（国统区的文艺）没有能够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这正是国统区文艺创作中产生各种缺点的基本根源。”对国统区文艺的肯定是抽象笼统的，批判是具体而严厉的。茅盾特别批判了1944年重庆文艺界出现的强调文艺创作中的“主观性”、“生命力”的理论（明显针对胡风）。对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的这种分别对待其实好不奇怪：肯定解放区文艺就是肯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统性和权威性。

丁玲是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她以一名改造好的文艺工作者的口吻言传身教，意在对那些来自国统区的作家、艺术家们进行示范教育。她的发言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具有典型的解放区话语特点。她指出，要“在现实生活中，在与广大群众生活中，在与群众一起斗争中，改造自己，洗刷一切过去属于个人的情绪，而富有群众的生活知识斗争知识，和集体精神的群众的感情，并且试图来表现那些已经体验到的东西”[※注]。她从主题的选择（“群众需要什么就写什么”）、真人真事与典型人物、集体主义精神、语言问题、形式问题、经过专家审查也要经过群众审查几个问题谈了创作问题，阐释了毛泽东的《讲话》。她还告诫艺术家们，以前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自己残余的或死去的旧的意识形态有可能死灰复燃，因此就需要“我们时时警惕着，兢兢业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为工农兵的方向，坚持着一种朴素的、埋头的、谦虚的、谨慎的作风，为发展生产，建设工业而服务，努力下去，贯彻到底”[※注]。

除此之外，来自国统区的巴金，做了《我是来学习的》的大会发言。单就题目，就可以看出巴金的谦卑（实际上是国统区作家的谦卑）。而这种谦卑几乎体现在每一位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家的身上，正如凤子谈到当年与会的感觉时所说的：我们这些来自国统区的代表，虽然一直在斗争着，可那时总觉得矮人三分，觉得自己是过时的人物，需要重新学习[※注]。这一切预示着未来的中国文艺界不会是风平浪静的。

第一次文代会的“大会宣言”说：“从 ‘五四’ 以来，中国新文艺运动已历时三十年了，在人民革命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开始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相联合。这些年的经验证明了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卓越的预见与正确。文艺工作者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结果，使中国的文学艺术的面貌焕然一新。我们感谢毛主席对文艺的关心与领导。今后我们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只有首先向人民群众学习了，才有可能教育人民群众。我们的工作，必须在人民群众的面前取得考验。”[※注]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大会的准确总结，也为以后的文艺工作定下了总基调。

（二）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

第一次文代会除了确立毛泽东《讲话》作为当代文学/文艺学确定无疑的新方向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或目的，就是建立当代文学体制。文学体制的建立是为了保证《讲话》方向的顺利实施。

所谓文学体制，德国学者彼得·比格尔在《文学体制与现代化》一文中指出：“文学体制这个概念并不意指特定时期的文学实践的总体性，它不过是指显现出以下特征的实践活动：文学体制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中具有一些特殊的目标；它发展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符号，起到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它宣称某种无限的有效性（这就是一种体制，它决定了在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文学）。这种规范的水平正是这里所限定的体制概念的核心，因为它既决定了生产者的行为模式，又决定了接受者的行为模式。……文学论争是相当重要的，它们被视为确立文学体制的规范的斗争。”可见，文学体制是特定时期具有规范作用的文学观念系统和制度系统，其实质是划定边界、立规矩，它“决定了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文学”。它本质上是一种规范系统。“这种规范的水平正是这里所限定的体制概念的内核，因为它既决定了生产者的行为模式，又决定了接受者的行为模式。”[※注]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文学体制的建立是政治领导权、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等在文学、文化领域的拓展与延伸，它为文学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对一定时期的文学活动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规范和调控着一定时期文学生产（包括文艺学）的特质和发展走向。

洪子诚在其《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一书中，曾专门分析了当代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问题。在该书中，洪子诚这样概括了文学体制的基本构成：第一，文学机构，即文学社团和组织；第二，文学杂志、文学报刊、文学出版机构；第三，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包括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角色认同等，这种身份既是社会赋予的，同时也是作家自身的角色地位，自我认同的结果。[※注] 依据这个概括，第一次文代会后文学体制的确立首先表现在对作家身份的塑造。

1.政治主导下的作家身份塑造

严格说，第一次文代会并不是文学组织内部的会议，文代会更不是什么民间组织，而是执政党借以在文学领域确立其绝对领导地位的会议，会议的组织报告和议程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关注、指导下制定的。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发来贺电，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藉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藉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注]。7月2日，大会正式开幕，来宾有朱德、林伯渠、董必武、陆定一、李济深、沈钧儒及工、农、妇、青各界代表等共三十余人。朱总司令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董必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李济深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叶剑英代表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军管会及北平市人民政府，朱学范代表全国总工会，李秀真代表解放区农民团体，李德全代表全国民主妇联，钱后瑞代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及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先后向大会致贺和讲话。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参谋长李健代表部队向大会献旗[※注]。这一串涵盖各个行业和组织机构的高级领导干部名单足以显出党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在大会进行期间，毛泽东还亲临会场即兴讲话。

在这种政治形势笼罩下，文艺工作者的地位、身份乃至心理都发生了变化，他们首先已经不再是所谓独立的作家、艺术家，而是处于党和政府所关怀下、需要也必须服从党和政府领导的文艺工作者。毛泽东到会看望文艺代表时一再强调“我们欢迎你们”，“我们”/“你们”的语式正体现了这样一种主宾关系和上下关系。大会中的众多发言，也一再强调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我们”对党的领导的认同。比如大会的开幕词（郭沫若作）：“我们在宣告开幕的这一瞬间，首先要向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致敬，向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致敬，向英勇作战不久便要解放全中国的人民解放军致敬，向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全体劳动英勇的工农大众致敬！”[※注] 这样的致敬话语几乎充斥在每一篇发言的开始或结尾。

周恩来在“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首先讲了三年来人民解放战争发展的形势，强调了思想改造和提高“阶级觉悟”的重要性，告诫文艺工作者“一定不要忘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不要忘记作为人民军队的“最伟大的支持力量”的“两万万农民”。他说：“对于文艺界大团结的胜利，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在各方面坚持岗位艰苦奋斗的朋友们，不能不归功于全国广大人民对于新文艺运动的支持，但是尤其不能不归功于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他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还号召“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努力认识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联系，不认识中国共产党，也就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表现今天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主要部分”[※注]。

周扬在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时说，“在解放区，由于得到毛泽东同志正确的直接的指导，由于人民军队与人民政权的扶植，以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革的配合”，文艺运动已有了“一个伟大的开始”，但“我们是丝毫没有可以自满的理由的”，因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还远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与革命任务的需要”，“文艺战线比起军事战线所达到的水平来是相差很远很远的”[※注]。其他许多代表性的、个人性的会议发言以及大会覆电等，也都在开篇的首要位置表达了文代会的召开，得益于“毛主席伟大思想的光辉照耀”[※注]，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已基本上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注]，“惟有在人民的政权之下才可能有这么个大集合”[※注]，等等。大会如此反复地强调政治与权力，目的是让与会者们确认：“如果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人民政权的建立，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团结，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获得自己的发展。”[※注] 曹禺曾就这次文代会描述过自己的感受：“对我一生来说，当时我感到是一个新的开端，那种感情是难以描写的。我还没有经历过像共产党这样重视和关心文艺工作，给文艺工作者以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荣誉。那时，可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啊！新中国还没成立，党就先把全国文艺工作者请到北平聚会。”[※注] 这种感激之情自然促成了曹禺要“把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注] 的皈依体制的心理。而在这种皈依中，作家、艺术家的个体独立性就很难得到保障了。

2.文学组织与组织化创作模式

成立文学组织，创办文学刊物，号召作家进行有组织的文学创作，是建立文学体制的有效方式，这是文学体制的物质化方面（文学体制的另一方面是文艺的观念系统），它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和评论，也对文艺学的知识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次文代会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成立了各级文学组织机构。其意义得到了大会的反复强调。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就“组织起来”的问题做了说明：“因为这次文代大会代表大家都感到要成立组织，也的确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而且我们要像总工会的样子，下面要有各种产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材，便于推广，便于改造。”在即将产生的全国性民主联合政府机构中，“也要有文艺部门的组织。这种文艺部门的组织，那就要依靠我们上面说的那些群众团体来支持，因为这个部门是为我们广大人民及群众团体服务的”。总之，“文艺工作在政府方面也好，在群众团体方面也好，我们都要来有计划地安排。这就靠你们将要推选出来的领导机构来安排这些事情”[※注]。可见文艺的组织机构的根本任务和功能是对文学生产、对作家艺术家进行管理，使其计划化。郭沫若在报告中更强调文艺工作中组织领导和行政工作的重要性：“如果文艺工作中只是作家和创作，而没有组织文艺工作的干部，那就会使得文艺工作涣散无力，得不到应有的成就。因之，文艺工作的组织者是很重要的。这些组织家，往往是文艺工作的思想与政策的掌握者，领导者。因之组织家，编辑家是和作家一样重要，他们应受到同样的尊重和奖励。”[※注] 克服“涣散无力”是文艺的组织化计划化的根本目的，组织者实际上是“文艺工作的思想与政策的掌握者，领导者”，是“沟通”中央与文艺界的桥梁，是文艺界跟党走的重要组织保证。周扬则以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实践为榜样，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当前党在文艺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了思想领导以外，还必须加强对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这次大会后将成立全国文学艺术界的统一机构，这对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共同致力于新中国的文艺的建设事业，将起重大的作用。”[※注] 组织化的号召也得到了其他与会者的响应，刘芝明在总结东北三年来文艺工作时说：“文艺工作的思想、方针、政策的保证，首先是要有文艺组织的统一而集中的组织上的保证，才能发挥文艺工作者与作家的集体力量，才能实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文艺领导工作。”[※注]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现在绝不再是个人的事，审美的事，而是组织的事，政治的事，是需要组织加以计划和管理的。在正式会议的最后一天，即1949年7月19日，作为大会“重要收获”之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3年9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一全国性文艺界组织就宣告成立了。23日，在文代会上就已酝酿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文学组织——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作协”，并从“文联”中独立出来，单独建制）成立了。第一次文代会还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等组织机构。

与之相应，第一次文代会后，各大区、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文联”下属的各相关文艺团体与组织。据周扬1950年2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次扩大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全国文联半年来工作概况及今年工作任务》（《人民日报》1950年2月13日）报告透露，在第一次文代会后的半年时间里，“全国已有约四十个地方召开了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或文艺工作者会议，成立了地方性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或其筹备机构”，几乎所有稍有名望或可称为“作家”的人都加入了相应的作家协会。邵荃麟曾在1959年写了题为《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的文章，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十年以来的文学发展状况。其中，关于组织建设，邵荃麟指出，1950年，全国作家协会分会只有6 家，1959年增加到23家。全国文学研究机构也从1950年的1 所增加到9 所。在会员人数上，1950年全国文协会员只有401 人，而到1959年，作家协会总会及地方分会会员作家一共有3136 人。自此，中国作家开始有了体制内的“单位”生活，而国家通过领导这些“单位”实现了对全体作家的领导。国家还不断地对文艺组织进行调整或整顿以加强领导。比如，1952年8月6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第五次扩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整理组织改进工作的方案》（《文艺报》1952年第17 号）。《方案》指出，由于近年来文学运动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倾向，创作思想上呈现着严重的混乱状态，因此，“文艺整风的结果，决定整顿文学艺术的团体，加强文协的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必须迅速地采取有效地措施，整理组织，改进工作，使文协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文学运动和创作思想的斗争的组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为此，常委会决定全国文协必须改进工作，经常组织文学作家参加实际斗争，提高创作水平；要成立专门的组织，经常注意研究文学运动会和文学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坚持毛泽东的文艺方针；要经常组织作家进行政治学习，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必须首先整理组织，健全工作机构”，其中包括重新调查会员的情况，强化会员的组织，文协常委会要成为文协的思想领导机构，经常讨论决定文协工作的方针和计划，以及有关文学运动和创作上的一些思想领导问题等。就对会员的调查来说，常委会还专门制定了详细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整理会员工作的方案》[※注]。

在此背景下，对于作家来说，加入组织与进入体制、接受单位领导是一回事。而且，在各种文学组织内部，也建立起了各种包括工资待遇在内的等级[※注]。

从创作角度看，文学机构的组织化管理，产生了组织化或曰集体主义的创作模式，使得文人不再享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必须像单位工作人员一样进行工作，甚至为了完成任务去创作。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柯仲平在作陕甘宁部分文艺工作总结发言时，就明确提出了“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主义创作方法”这一概念。柯仲平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文艺加工、创造的方法。就是把自然形态文艺加工创造成 ‘更有组织、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 的文艺创作方法。这是一切现实主义创作上的基本规律”。而这条规律实际上也就是“集体主义创作方法”[※注]。柯仲平具体阐发说：不管是几个人组织的创作或个人执笔的创作，目的都是工农兵，原料是从群众中来，从创作到修改，作者的努力是很重要的，但干部，群众常常是我们作者的先生。所以，一般都是集体主义的创作。几个人还是一个人不过是形式上的差别。几个人一起，如不能掌握这个精神，还算不得集体主义的创作。一个人执笔，如能掌握这精神，就还算得是集体主义的创作。由于作家个人的局限，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创作方法是必须的[※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集体主义创作方法”，并不仅仅指形式上“几个人”共同创作的一种方法，他更强调这种方法在精神、立场、观点、态度等方面必须认同“集体”，这个集体是党领导的工农兵大集体。这样，文学就不是个性的率性表达，而只能是集体表达和表达集体。

刘芝明在总结东北三年来的文艺工作时指出，为了更好发挥文艺工作的力量，避免文艺工作者各自为政的散漫状态，就要有各级文艺的组织机构，政府也应有专管文艺工作的机构，将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文艺组织统一集中地领导起来。为此，他明确指出：“目前，在创作问题上，是迫切要求组织创作与对于创作的领导。”[※注] 他认为，职业作家的创作没有什么计划，自己搞自己的，既没事先得到领导上的帮助，也没得充分和大家交换意见、反复研究。这是农村小农经营或手工业的创作作风，既费力而又难以提高质量。为此，应该将某些作家集中起来，制订计划，集体研究，将有经验的老作家与较无经验的作家集合在一起彼此交流经验，这样就会很快提高，因为集中更有利于主题的选择，能更好配合政治任务。“总之，在组织创作上，要打破过去的农村工作方法，手工业式的方式。要更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统一的领导作家进行创作。”[※注] 这样一种组织化、计划化、集中化的创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文学创作作为精神生产的个体性、独特性和自身规律，但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到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四次文代会上才被基本否定。

3.文学刊物

除了文学机构对艺术家进行有组织的领导外，文学刊物是党组织引领文学创作、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阵地。在这里我们简要介绍具有重要影响的两本刊物《文艺报》和《人民文学》。

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文艺报》（周刊）曾试发行13 期。1949年9月25日，《文艺报》（半月刊）正式创刊，编辑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编是丁玲、陈企霞、萧殷。1952年1月，《文艺报》编辑部改组，主编为冯雪峰。1954年，《文艺报》因《红楼梦研究》事件而受到批判并被改组，康濯、侯金镜、秦兆阳为常务编委。1955年12月，《文艺报》编辑部再改组，编委康濯、张光年、侯金镜为常务编委。1957年1月《文艺报》又改为周刊，编辑部改组，主编张光年。1958年重又改为半月刊[※注]。

《文艺报》编辑成员的频繁变更直接源于他们频繁在政治上“犯错”，而非文学能力或编辑能力的欠缺。这种政治主宰编辑的做法，显然不可能不影响到刊物的办刊方向，使刊物有了极强的政治色彩。在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事件中犯下“错误”的冯雪峰，曾公开撰文检讨他的“错误”，贬斥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并说自己玩忽职守，忽视了“《文艺报》是一个以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积极开展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他表示：“现在我们必须有决心，在党的领导和严厉批评之下，来迅速地彻底地改正我们的错误，革除陈腐的作风，使《文艺报》名符其实地成为一个具有思想性与战斗性的刊物。”[※注]这些认错很明显都是政治认错。冯雪峰认错后，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作协召开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审阅过的《关于 〈文艺报〉 的决议》。《决议》明确了《文艺报》的错误主要是“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在文艺批评上的粗暴、武断和压制自由讨论的恶劣作风。这些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决议》不仅明确了《文艺报》“错误”的政治性质，同时又一次强调了刊物的宗旨，这就是：“《文艺报》应该成为真正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开展健康的有原则性的文艺批评的刊物。它应该对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的文艺思想进行斗争，坚决克服投降主义的倾向；它应该积极扶植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坚决克服轻视和压制新生力量的倾向”，以“保证文学艺术事业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健康地发展，真正担负起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光荣任务”。这些要求显然不只是对《文艺报》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所有刊物的要求[※注]。

《人民文学》1949年10月25日创刊，是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被人称为“国刊”。《人民文学》的一举一动直接牵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神经，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变化。

《人民文学》在创刊词（由主编茅盾起草）中宣布了自己的文学任务和工作中心：“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从这个发刊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文学期刊的宗旨完全不是从文学出发制订的，而是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这几乎是当时所有文学刊物首要的宗旨和使命。

从《人民文学》所发表的文章也可以看出，这个文学期刊，始终以配合政策、宣传政策，紧跟政治形势为己任。比如第1 期发表的3 篇小说是：刘白羽的《火光在前》，描写部队生活和革命战争题材；康濯的《买牛记》，描写农村、农民生活；马烽的《村仇》，反映农村阶级斗争。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早期的题材，基本上都是这两类——部队生活和农村生活。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显然是吻合的。也正因为如此，国家非常重视《人民文学》的宣传作用，对主编的任用非常谨慎，并不断变换主编。在1952年的整风运动中，《人民文学》也犯了“错误”，甚至停刊1 期，而以3、4期合刊的形式出版。在检讨自己的错误时，《人民文学》编辑部指出，“编辑工作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工作，而首先是一种思想工作”，而刊物也应当是“包含着一个统一思想的刊物”，因此，“编辑人员思想的性质是直接决定刊物的性质的”。《人民文学》具体分析道：“正确的文艺刊物，目前中国需要的文艺刊物，应该是毛泽东的文艺路线的忠实实践者，应该是准确的实现工人阶级的文艺政策的有力的工具，它应该保证自己的一切工作都受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很清楚，刊物必须符合党的文艺政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注]。

总之，第一次文代会延续并巩固了《讲话》的方向，建立了对当代文学、文艺学影响深远的文学体制，这种体制在第二次、第三次文代会以及其他有组织的文艺论争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如第二次文代会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的创作方法，第三次文代会确立了“两结合”创作方法，这些都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形成了许多学者所说的“一体化”的当代文学[※注]，或单一性的政治形态文艺学[※注]。而维护和巩固这一体制的方式很多，其中对偏离这一体制方向的作品和论著发起大批判运动，是采取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