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毛泽东亲自发起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震动整个中国文艺界、思想界的大事，对以后中国文艺学的发展也有巨大影响。在此之前，即新政权建立之初，也有一些文艺批评乃至批判，但一般针对个别作家作品[※注]，而没有采取大规模运动的方式，党的文艺和文化教育政策总体还是比较宽松的。

（一）事件始末

电影《武训传》由昆仑影业公司1950年摄制，1951年初公演，编导孙瑜，主演赵丹，是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训“行乞兴学”事迹为内容的传记片。孙瑜最早涉足这个题材还是在抗战期间，受到漫画家孙之儁创作的《武训画传》启发，更与教育家陶行知抗战期间为拯救教育而提倡武训精神有关。片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拍了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是否要续拍曾经有过犹豫，后因上海电影部门的支持而经过修改后完成拍摄，过程历时七年之久。

武训出身于山东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由于目睹了穷人不识字的痛苦，又亲身经历了没有文化受地主欺压的不幸，所以立志“行乞兴学”。他行乞近40年，以耍把戏、磕响头、喝脏水，甚至挨打受辱等“卑贱的”方式乞讨钱物以备兴学。他还依托地主豪绅放债，成为高利贷者，并以所得利息买地出租，加速财物积聚。到晚年，武训已是地产跨三县的大地主，最后终于办起三所义学。他的苦操奇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也曾得到封建统治者的赞赏和褒奖。他所兴办的“义学”也是由豪绅地主来主持，学生成分绝大多数都不是穷苦人家子弟，教学内容也是传统的四书五经，教育出来的学生，大多“学而优则仕”，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因此受到包括清朝皇帝在内的整个地主阶级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电影《武训传》的主要情节基本符合史料记载，只是更强化了武训的“苦行”。

在电影《武训传》遭批判之前，在陶行知先生等的宣传和影响下，赞扬武训“行乞兴学”精神，是文化界、教育界、知识界——其中包括左翼——等社会各界的“主流评价倾向”[※注]。国民党时期，在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任导演的孙瑜，曾有意拍摄电影《武训传》，并根据陶行知的《义学传》等材料，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

对于拍摄《武训传》，编导孙瑜指出，上海的文化部门和艺术界的同志认为题材有拍摄价值，同时也是为了迎接当时的文化建设高潮，配合土改政策，歌颂忘我的服务精神（尤其是最后一点）。孙瑜认为，武训“站稳了阶级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真正做到了鲁迅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热爱他也可以热爱我们的民族，提高了民族的自信和自豪”。对于武训的缺点，尤其是他的斗争方式，孙瑜他们也只是认为限于历史条件，武训“所采用的斗争方式”“并不足为训”而已[※注]。电影《武训传》的拍摄，也完全遵循了当时的政治审批程序，经过了中宣部、政务院文教委的批准，并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政治领导人的首肯。

《武训传》拍摄完毕后，以饶漱石为代表的华东局、上海市各级党政领导均表态称颂。电影公映后，更是几乎一片赞扬之声。上海、南京先后掀起观看、评论《武训传》的热潮。导演孙瑜欣喜异常，于1951年2月亲自带上影片的新拷贝前往北京。同上海的结果一样，朱德、周恩来、胡乔木、茅盾、袁牧之以及中央机关的100 多位领导人观看了影片，朱德还大加赞赏说：“很有教育意义。”[※注] 京、津、沪三大城市的一些报刊，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后连续发表了50 余篇文章，除个别文章提出某些批评外，大多数都是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赞扬武训和武训精神，认为这是一部有思想性、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大众电影》还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十部“最佳国产电影”之一[※注]。

当然，《武训传》备受好评的原因中，除了武训的“行乞兴学”体现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精神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影片中加进了大量配合新政治需要的内容。这应该也是影片在审查能够顺利通过中宣部审查，并获得周恩来、朱德、郭沫若等高层领导认可的重要原因[※注]。对此，可以参考导演孙瑜在1997年对影片修改的指导思想的说明。他说，自己原本想把《武训传》拍成一部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所谓“正剧”；但1949年后陈鲤庭建议改成兴学失败的悲剧，郑君里、沈浮建议周大“逼上梁山”，而后带领一队农民武装，向地主恶霸讨还血债。孙瑜对此欣然接受，以“反历史”的方式将剧本改头换面，重新结构起另一个版本的《武训传》，并在影片结尾安插了这样的镜头：老年的武训在剧终看到“他的朋友周大和革命武装农民弟兄们在原野上英勇地跃马飞驰而过，高喊：‘将来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孙瑜或许觉得意犹未尽，又在结尾安排了女教师对听故事的学生所作的一段“点睛”结论：

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取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注]

据当事人回忆，《武训传》公映前后，当时压倒性的赞扬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调阅了这部影片。在田家英的指导下，卫士李家骥把报纸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武训传》的文章剪裁下来供毛泽东阅读。1951年3月，毛泽东开始谋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此，林默涵后来曾回忆道：“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注] 正式开始批判《武训传》的标志，当然是5月20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但在此之前，已经有迹象表明批判已经在酝酿。比如3月24日，周恩来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会议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为此应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草拟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二）加强电影编剧力量，可向全国征集已经上演过获得观众好评的戏曲剧本，选择一些改编为电影剧本。（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是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强调艺术性。会后，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以《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作典型，教育电影工作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观众对《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组织讨论与批判。”再比如：在3月23日结束的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文化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周扬点名批评了《武训传》。3月下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丁玲在北京师范大学作文艺报告时，“很尖锐地批评了《武训传》电影的立场和观点的错误”[※注]。

领导人出面批评《武训传》的错误表现后，报纸杂志3月份开始有了一些批评《武训传》的文章，但这些“讨论与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对电影仍然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以京、津、沪等地重要报刊在1951年3月上旬至5月上旬所组织发表的讨论和批判文章（均被《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社论点名批评）看，这些批评《武训传》的文章，通过分析武训及其所从事活动的“时代环境”，得出了武训“不足为训”的结论，认为武训当时“脱离了时代要求”，“采取了错误的斗争道路”，对当时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客观上起了阻碍作用”。但与此同时，这些批评文章都“一分为二”地认为：“武训的动机是好的”，“武训的 ‘苦行’与 ‘利他主义’ 是难得的”，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他的愿望的”。这些文章的特点正如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的：“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它方面。”[※注]

1951年4、5月间，《文艺报》第4 卷第1 期、第2 期发表了江华的《建议教育界讨论 〈武训传〉》、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杨耳的《谈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资料》，批判《武训传》。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组文章，并发表按语指出：《武训传》是“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的拥护者武训而污蔑农民革命战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这句话可以说是点出了毛泽东发起这场批判运动的根本意图。贾霁和杨耳的文章的批判调子也很高。贾文认为《武训传》在今天的时代“歌颂了不应该歌颂的人物，表扬了不必要表扬的事迹，因此它对我们人民今天精神上的影响就不是自尊与自豪，而是自卑与自贱；他与我们伟大祖国历史不相称，与我们伟大现实运动不相容，它对于历史和今天，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杨文则指出：“武训的时代，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矛盾已十分尖锐的时代，太平天国运动是这一矛盾火山的大爆发。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武训的 ‘行乞兴学’，不仅不能解决推倒农民头上的封建大山的根本问题，而且，也不能有其他什么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接下来就是1951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亲笔修改、定稿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 〈武训传〉 的讨论》，形势开始急转直下。社论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对43 篇颂扬武训、电影《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位作者进行了公开点名批评，严厉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 ‘为人民服务’ 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注]《社论》还有所指地严厉警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这不但“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而且表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 〈武训传〉 的批判》，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政治思想问题保持沉默，都应该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要通过这次运动使“每个党员”懂得“革命者与封建统治拥护者”、“人民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民族传统中落后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并帮助群众“认识到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历史和未来的远景”[※注]。

《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后，京、津、沪各主要报纸第二天（5月21日）即全文转载，接着各报纸都发表了响应文章。原本的颂扬之声顷刻被批判浪潮取代[※注]。文化部电影局“决定通知各地电影工作者及电影经理业的从业人员展开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澄清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和混乱思想，并进一步向广大观众进行宣传教育，以清除这一影片的有害影响”[※注]，并发布《关于电影从业员应积极参加 〈武训传〉 讨论的通知》，要求全体电影从业员“应把这一讨论视为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应该通过讨论，对武训这一历史人物有正确认识；弄清楚电影《武训传》的真正错误所在；并结合个人自己的思想，清除一些错误的、混乱的思想，树立起对于人民革命的正确认识；应该使这一讨论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注]。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孙瑜的检讨短文[※注]。于是，一个自上而下发动的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了。6月5日，教育部指示教育机关讨论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领导机关应十分重视这一思想运动的领导。这一运动必须普遍到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专署以上的教育行政部门及中等以上的学校，应协同教育工会组织开展这一讨论”，“学习时间，一般定为半个月。专署以上教育行政机关及中等以上学校，在七月中旬以前，必须将这一学习运动的结果逐级总结上报”。“对县以下的教育行政干部及小学教师，除布置自学讨论外，并可利用假期集训的机会，作为专门问题进行研究。”[※注] 这场批判运动的政治性和自上而下的组织性、动员性由此可见一斑。

这场运动中发表的各种批判文章数以百计。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注和推动下，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很快转向了较大规模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批判。中宣部、文化部、《人民日报》社、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还联合组成13 人的武训历史调查组，于6月份赴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武训当年“行乞兴学”的地方进行了为期20余天的调查。最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江青）三人执笔，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后，在7月23—28日的《人民日报》连载发表。这份调查记，给武训扣上了“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三顶大帽子。1951年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 批判》，宣告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基本结束。

（二）《武训传》的“错误”实质

《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 〈武训传〉 的讨论》指出，《武训传》的根本错误是宣扬“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人们不免要疑惑：即便武训确实是封建阶级的奴才，歌颂武训怎么就成了“宣扬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了呢？

胡绳在《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注] 中对上述问题给予了解释。胡绳首先分析了武训本人的思想本质，即“极端地忠于封建主义的奴才主义，至死不悟的保皇主义”。其具体表现是，站在地主官僚的立场上办所谓“义学”，其中封建教育的内容分毫没有改变，也丝毫没有触及封建统治秩序。这与康有为的主张是不同的。康有为虽然并没有主张根本推翻封建教育，只是主张按资产阶级的方向在教育上进行改良，但如果实行这种改良，封建统治秩序就不能不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动。所以，“康有为的改良主义运动究竟还是要去触动封建统治秩序，那怕是很少的触动”[※注]。但对于武训来说，显然连触动的念头都没有。这种彻底的保皇主义因此必然具有极大的反动性。如果说否定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强调文化改良，这是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体现；那么宣扬和赞颂武训的这种文化改良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体现。

另一方面，胡绳指出：“在革命斗争时期，普及反动的文化教育，其意义就是阻止群众的觉悟，抵抗革命斗争，所以是反动的，是向反动阶级的投降。”[※注] 而且，为了突出和提高武训而否定、贬低周大，甚至把周大看作是粗鲁的杀人犯，这更“透露了一种由于害怕群众而来的软弱的资产阶级观点”，“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而是代表其反动性的观点”[※注]。总之，“这种认为离开政治斗争，人民可以在文化上 ‘翻身’ 的看法，这种为提高武训而抹煞和污蔑农民革命的看法……不是别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有许多人正是从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出发而欣赏和赞美武训这个封建主义的奴才”[※注]。

1951年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扬的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 〈武训传〉 批判》，更为具体地分析了《武训传》的“反动”本质，明确指出：“电影《武训传》污蔑了中国人民历史的道理，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用改良主义来代替革命，用个人奋斗来代替群众斗争，用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来代替革命的英雄主义。电影中武训的形象是丑陋的、虚伪的，在他身上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卑鄙，歌颂他就是歌颂黑暗和卑鄙，就是反人民的，反爱国主义的。”这一陈述可以说是对《武训传》的最后总结和定性。

批判的内容除了指责《武训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根本错误之外，还给武训本人戴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帽子。此外，批判运动还涉及私营厂出品的其他许多影片，以及电影界、文学界、史学界的其他一些作品、文章和观点，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异常严重的影响。

毛泽东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发动这样一次大批判运动呢？早在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报告中，就明确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而“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则是与从新民主主义向着社会主义转变的方向相违背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澄清中国革命的主力、革命胜利的功臣到底是谁的问题。于风政对于毛泽东发起这次批判运动的初衷是这样概括的：“他（毛泽东）的目的，是要通过批判武训和《武训传》问题上表露出来的思想观点，向知识分子说明并使他们接受这样的观点：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社会的进步，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而不是知识分子在反动统治下进行的所谓‘文化教育’。”[※注]

这样一来，对于《武训传》的批判就不可能是一种可以允许不同意见自由发表、交流的学术行为，而是确立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行为，由此批判中的许多观点存在故意拔高、牵强附会之嫌。但此先例一开，以后文艺上连绵不断的论争、探讨都以此定调上升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三）《武训传》批判对当代文艺学的影响

对《武训传》的批判对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首先，把一个文艺问题提升到吓人的政治高度，把文艺批评粗暴地转变为政治批判，这对今后文艺批评的话语型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武训是一个没文化，受地主欺负的乞丐，以自己行乞创办义学的方式改变穷人的命运，这种精神受到各个阶层人的敬仰。对此，大可不必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地提升到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革命的主力是谁的问题的“高度”来批判。武训本人和电影的创作者根本没有这样的思想“高度”和主观意图，在电影里也没有进行这样解读的文本依据。更为荒唐的是，批判者说：武训教育穷人去读书识字接受文化，可是他们接受的不还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不还是《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封建书籍，并有利于封建统治？这种简单粗暴的批判实际上正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可以说，自这次批判以后，文艺界形成了一种极为恶劣的作风：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到文艺界去找先兆，从文艺部门先开刀。自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文艺也就不断地被“开刀”[※注]。

胡乔木后来曾对这次批判运动也进行了反省，指出，对这部影片的问题，本来应该通过文艺批评的方法，通过讨论和争鸣加以解决。当时采取这种大规模政治运动方式来批判一部电影，以一种“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态度，把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简单地混淆起来，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电影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注]

其次，这次批判运动强化了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的单一性，同时使得文艺批评过分政治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本来在强调歌颂工农兵主题和题材的同时，已有忽视甚至排斥其他题材的苗头，这次气氛紧张的思想批判运动对此又有所助长。有些文章还把影片编导的艺术手法也冠以“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帽子，完全否定排斥，堵塞了艺术多样性的探索道路。随着整个国家建设的发展，生活领域的无限开拓，读者群众和文艺队伍的扩大，比较单一的题材、主题和艺术手法，越来越表现出它的局限性。而我们对文艺学的探讨，也大都在政治形势下，集中在写什么人、什么题材等问题上，对于文学自身的规律探讨，则少得多。

最后，《应当重视电影 〈武训传〉 的讨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文献。他在这里提出的“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的论题和论证，补充发挥了他在《讲话》中关于歌颂与暴露的观点。在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反映历史的问题上，则与毛泽东在京剧《逼上梁山》的通信中的观点——“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相通的[※注]。通过批判《武训传》，毛泽东希望文艺工作者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研究文艺问题。而在毛泽东看来，自从《讲话》后，文艺工作者还是主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观念，并没有自觉地“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文学艺术”，“社论”希望在这方面向文艺工作者提供范例，“促使文艺工作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具体运用到文艺创作中，提高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关系的认识”[※注]。可以说，这一思想和目的一直贯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大批判中，比如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中，这一目的显得更为明确。但是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并不是非常明确的，也不是一个完全属于学理范围的问题。在今天看来，我们很难认同当时被批判的文章或其作者都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界对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大多持反省批评态度，官方也做出了表态。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胡乔木说：对电影 〈武训传〉 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文章（详上），被看作是为《武训传》平反的转折点。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自此，研究纪念武训的活动重新开展起来，《武训传》也开始在不同场合进行过放映。在1991年和1995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武训研讨会和各地发表的评论中，肯定了武训的教育救国之路。

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2012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在谈到当年《武训传》批判时，这样评论道：

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评，不仅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武训的问题，而且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出路的问题。这是一场涉及文艺、历史、理论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深层内涵，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一次较量。毛泽东提出批判电影《武训传》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清除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注]

这个评价看似客观、审慎，但在很大程度上再次肯定了从政治角度批判《武训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让人感觉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