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是紧接着对电影《武训传》及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展开的，两者时间上基本重合[※注]。或者说，是因为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引发了中央针对文艺界的大规模整风学习运动。有人认为，思想改造运动是“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普遍经历的第一个真正 ‘触及灵魂’、刻骨铭心的大事件”。参加运动的高校教职员工达到 91%，大学生 80%，中等学校教师75%[※注]。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1951年9月下旬在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教师中首先开始的[※注]。是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向两市高校教师（1700多人）学习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注]。周恩来在报告中以自己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思想改造：“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他还谈到自己虽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但“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报告长达5个小时，语气温和，用词谦和，循循善诱，以堂堂一国总理的身份在公众面前检讨、解剖自己，令与会者深受感动。有人反映：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尚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于是在周恩来报告后，许多校长和教授开始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指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注]。一下子把思想改造的调子定得很高。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认为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改革旧教育的重要前提之一。中央教育部把这次运动的目的规定为“改造教师思想，改革高等教育”[※注]。

此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全面展开。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文件指出：“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痕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并保持期革命的纯洁性。”这个判断表明，当时中央认为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还没有全部“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改造的目的不仅是思想清理，而且包括组织清除。关于思想改造的方式，指示指出要“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注]。甚至指出要“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注]。此后，运动由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指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把教育界和知识界的形势判断得极为严峻、估计得极为悲观。在《人民教育》1952年4月号发表的社论《高等学校教师必须通过“三反”运动认真改造思想》更认为：“现代全国大多数高等学校，各学科教学上最占势力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工作态度和作风……还是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占着实际的领导地位。”[※注] 1952年的另一篇社论也写道：“在许多学校里，还远远没有确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注]

从渊源上看，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整风运动中就创造出了这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法，它相信人可以通过改造达到一个完善的思想境界，延安整风运动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从1951年12月开始，《人民日报》在显要版面开设专栏“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连续发表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检讨文章，如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等等，其他报刊亦纷纷仿效。到1952年5月，中央下达《关于在高等学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的指示》，1951年11月30日的“指示”中的“改造”突然升级为“批判”，此前主要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相对平和、主动的局面，逐渐变为受群众批判的被动形势[※注]。

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教育界、科学界和学术界有留学欧美经历的高级知识分子，但它也波及文艺界。文艺界的整风差不多同时展开。据统计，教育界思想改造开始后，从1951年9月24日起，中央宣传部召集党内文艺干部召开了八次座谈会。1951年11月17日，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检讨当时文艺工作状况时指出，两年多来，全国文学艺术事业虽有一定的成就，但文艺工作还是落后于现实的发展，造成这种落后的思想根源，就是忽视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迎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而为了战胜这种倾向，就必须采取整风学习的方法，由此会议通过决议，决定首先在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11月23日，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了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的报告，经过毛泽东批准下发，这个报告对文艺界的形势做了非常悲观的估计（显然与《武训传》放映后得到的一致好评有关，这被认为是文艺界问题严重的证据）。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了整风动员大会，到会的文艺工作者800余人。

在这次大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作了关于此次文艺界学习运动的意义的报告。胡乔木在报告中着重批评了文艺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并提出了纠正方法。他说，目前的文艺工作连方向问题也没有解决，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是劳动人民，但它不能领导国家前进，因此也不能领导文艺运动的发展。小资产阶级群众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够发挥它的力量，才有光明的前途。我们的文艺不应该降低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水平来为他们“服务”，而应该用工人阶级的思想来教育他们，提高他们。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才是既为工人阶级服务，也为小资产阶级群众服务，既受工人阶级的欢迎，也受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欢迎。为了改进我们的领导，胡乔木指出：第一，应该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学习，分清是非，确定立场。第二，应该充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使文艺成为工人阶级的战斗的武器，使文艺机关团体成为战斗的机关团体。第三，应该整顿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反对庸俗的敷衍了事的推诿责任的作风和自由主义、事务主义的作风。第四，应该整顿文艺团体，使之切实负起组织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批评、学习和参加实际斗争的任务，并监督文艺工作者像其他劳动者一样，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创作为人民所需要的作品。第五，应该整顿文艺出版物，反对粗制滥造的作风。最后，胡乔木强调指出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成为文艺界的学习模范和劳动模范，应该坚决消灭文艺界党员中的任何无纪律现象。

周扬作了《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的报告[※注]。这个时候的周扬处在尴尬的位置。在9月份召开的多次文艺干部座谈会上，周扬被批评为对包括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和评价在内的文艺界“思想混乱”负有主要责任，因此承受着极大压力，并被迫做了检讨。这使得他的这个报告把调门提得更高。他首先危言耸听地指出：“文艺工作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的状况，是到了不能再容忍下去，必须加以澄清的时候了。”思想的混乱主要体现为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周扬认为，如果不纠正这种倾向，毛泽东文艺路线就不能够得到贯彻，人民文学艺术的事业就不能够前进。周扬接下去详细说明了由于领导上没有紧跟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文艺战线上产生了思想界限不清的混乱现象。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在某些文艺机关中居于领导地位。有些领导者对于各种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没有组织和领导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学习与思想改造工作，没有反对文艺界存在着严重的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倾向和严重的自由主义作风，没有反对《武训传》的制作、放映和对《武训传》的赞扬，没有展开批判文艺工作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都是这种事实的具体表现。对于领导方法的改进，周扬指出：（1）要树立思想领导，反对事务主义的领导；（2）要树立集体领导，反对个人领导；（3）要改造文学艺术机关和团体，使它们有效地担负起团结和组织文艺工作者进行学习和创作的任务。

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丁玲、欧阳予倩、老舍、李伯钊、李广田等8人。为了统一领导这一学习运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做出决议，成立“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丁玲任主任[※注]。会议之后，全国各地文艺界掀起了整风学习的热潮[※注]。1952年1月“三反”运动高潮期间，文艺界转入“打虎”运动。三个月后整风运动再起。7月14日，全国文联常委会和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联席会议宣布整风运动结束。

就北京整风学习的情况来看，从1951年11月24日整风学习运动开始，到1952年7月14日结束，北京文艺界参加人数1228人，上海文艺界1300多人，其方式与教育界的思想改造基本相同。具体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从个人开始，检查自己的立场、文艺思想、工作态度；另一种是以本单位工作中的问题为主，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进行检查。在检查中，许多单位采取了思想互助的办法，每一整风学习小组内的成员，自愿结成互助组，每个人的问题都先在互助组内“自由”漫谈，互相启发，经过仔细交换意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后，再提到小组上报告和讨论。这种“帮助”个人深刻反省自己、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的方法，成为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方式。“文艺整风的目的，是乘批判《武训传》的东风，借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 ‘三反’ 运动之声势，用群众批判和自我检讨的方式，进一步净化文艺思想，树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注] 而这个运动称为“整风”，充分表明它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重演。

文艺界整风的主要改造对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国统区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也包括各地各级文艺领导干部。通过思想检讨暴露出的“错误”文艺思想主要表现在：（1）不能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认为文艺与政治无关，或者庸俗化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艺就是艺术加政治；（2）在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上，有些人还强调为小资产阶级服务；（3）在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上，许多文艺工作者还存在轻视普及的现象；（4）在文艺民族化问题上存在盲目崇拜西洋和轻视民族艺术遗产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实际上可以归结为《讲话》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文艺原则还没有得到完全落实。据说，经过整风得到的成果是：（1）思想上得到了提高，划清或初步划清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界限，认识到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必须受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并成为整个 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认识到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必须进行思想改造，认识到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才能获得创作源泉，并使自己在群众中得到锻炼和改造。（2）大批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3）文艺刊物进一步整顿。（4）文艺团体得到调整。（5）几个主要的文艺工作机构进行了整顿和改进，如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而这次整顿收到较大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有了毛泽东的《讲话》这一文件的指导，并有了延安文艺整风学习的经验[※注]。

上海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和北京差不多，在整风中也发现了许多“问题”，如思想界限不清，立场不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在创作上走向形式主义的绝路，轻视普及工作，严重的自由主义作风等，而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文艺工作者未能真正领会和掌握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特别是文艺界领导方向，没有能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放松甚至放弃了在文艺领域中进行阶级斗争，容许以至于纵容了非工人阶级思想在思想领导中占有了地位[※注]。

总之，从1951年底到1952年7月左右，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进行了半年多时间，整风的核心内容和目标，是进一步牢固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至尊地位，确立《讲话》的方向。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要否定国统区的文艺及其代表作家，确立延安文艺的正统地位。胡乔木和周扬在整风动员大会上都强调了这一点，而在整风中各文艺界人士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也反复强调和重申这一点。早在1951年10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5卷第1期）上，就发表了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为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而奋斗》，指出：“为了更好地使文学艺术在思想领域中发挥其高度的教育人民的效能，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当作迫切的政治任务。”我们的新文艺，“因执行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对人民进行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及人民民主革命的教育”，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由于文艺工作中偏离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对毛泽东思想缺乏应有的认识，应有的学习和应有的宣传，使得文艺界出现了像电影《武训传》这样的错误。社论由此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全面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国统区作家的检讨成为文艺整风中的一道风景。兹举数例。郭沫若的文章《在毛泽东旗帜下长远做一名文化尖兵》说：到过延安或其他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机会沐浴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没有到过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是不幸地受着限制了，这犹如栽在墙阴里的花没有见到过太阳”。他们的作品本质上不能不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他还对自己进行了彻底否定，发誓：“只要一息尚存，我总要不断地警惕，不断地改造自己……在毛泽东旗帜下长远做一名文化尖兵。”[※注]

曹禺也没有去过延安，而且是党外人士，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似乎有先见之明地在整风开始前就在《文艺报》发表文章否定了自己的代表作《雷雨》和《日出》，指它们“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非常幼稚，非常荒谬”[※注]。整风运动中，曹禺自我批判的调门提得更高，他在1952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永远向前——一个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狠批自己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超阶级的是非观念”，承认自己“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明白我的精神领域里不只是贫乏，那是一个好听的名词，一个旧知识分子在躲闪无路时找到的一个遮羞的遁词。实际上，我的思想意识里，并非如以往自命的那样进步，那样一心追求着真理与光明。我的仓库里有一大堆不见阳光的破铜烂铁，一堆发了霉味的朽木”。据于风政《改造》的研究，在文艺整风运动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原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没有不作曹禺式检查的。“翻遍他们的检讨，找不出对某一作品的肯定性文字。”[※注]

夏衍在整风运动的自我批判中也明确表示要纠正错误，改进领导，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夏衍说，上海有光荣的历史和解放后党对文化工作的正确领导，但三年以来，我们的文艺工作却没有按照党和人民的希望，充分运用这些有利条件，把我们的工作向前推进，而是产生了许多错误的思想，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未能真正地领会和掌握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特别是在文艺领导工作中，没有能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容许以至纵容了非工人阶级思想在思想领导中占有了地位”[※注]。由此，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领会毛泽东的《讲话》方向，成为改造思想的重要法宝。柯仲平在西安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也强调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柯仲平指出，自毛泽东《讲话》发表10年来，“中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因为能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指示的文艺方针努力实践，所以文艺真正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文艺真正能为革命的政治，能为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服务了，文艺队伍成了很受人民热爱的一支光荣的队伍了，文艺空前的得到发展了”。在此基础上，柯仲平具体分析了坚持毛泽东文艺方针，坚持工农兵方向的重要性以及具体措施[※注]。

应该说，这次文艺界整风学习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属于统一思想的运动，并不像后来的政治运动那样无限上纲。但由于整风关注的是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性，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因此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文艺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点，都没有得到深入探讨。同时整风运动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都采用了人人过关、个个检讨的简单化方式，对于不同观点没有采取真正平等宽容的态度，在很大程度打击了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产生了畏惧心理。对此，周扬也是承认的。依据周巍峙回忆，“1952年7月15日，周扬在全国电影制片厂厂长联席会议上讲到1951年开始进行文艺整风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好处是在文艺的领导机关及领导人中提高了文艺思想，明确了方向，但也引起教书的人不敢写书了，写文章的人不敢写文章了，而最大的问题是一年多没有本子，电影厂的生产几乎停顿了一年，不管客观情况如何，总是一大损失”[※注]。周扬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具有普遍性，而不是仅仅是电影界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