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文艺领域中的第一大案，其牵扯面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恐怕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绝无仅有的。从1955年胡风被捕，到1980年胡风在政治上平反，直至1988年胡风在文艺思想、宗派等问题上彻底平反，在这一长达30 余年的文坛公案中，有数以千计的人受到牵连，甚至受审入狱，而被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就有78人之多。

“胡风”案由最初的文艺思想领域内的批判最终升级为反党、反革命集团案件，并不是偶然的，它集中体现了1949年以后左翼文学内部在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特别是对毛泽东《讲话》的认识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和严重冲突[※注]。而这种冲突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并牵涉文艺界的宗派斗争和个人恩怨[※注]。由于胡风文艺思想主要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胡风写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三十万言书》）也主要是对他以前文艺思想的重申（虽然中间有所调整），因此本节我们并不着重分析胡风的文艺思想，而是对胡风案的始末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此来探讨此案对当代文艺学的影响。

（一）历史宿怨：胡风新中国成立前的文艺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胡风就在一系列文艺思想上，与周扬、毛泽东等人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时隐时现并逐步激化，结下了历史宿怨[※注]。我们认为，胡风与周扬等中国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的矛盾冲突、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分歧斗争，并非完全是“文人相轻”和争权夺利，而是隐含了一系列文艺观点方面的根本分歧，其中对新中国成立后胡风案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关于民族形式和主观论的论争。

关于“民族形式”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这引发了当时文艺界自延安至重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胡风在这次讨论后期出版了《论民族形式问题：问题底提出·争点·和实践意义——对于若干反现实主义的倾向的批判提要，并以纪念鲁迅先生底逝世四周年》的小册子[※注]，阐述了自己对民族形式问题的看法，其中也涉及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等问题的认识。

胡风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出发，强调内容决定形式，否认“民族形式”有相对独立性。胡风说：“‘民族形式’，不能是独立发展的形式，而是反映了民族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所要求的 、所包含的 形式。既然是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对于形式的把握就不能不从对于内容的把握出发，或者说，对于形式的把握正是对于内 容的把握底一条通路。”[※注] 由此出发，胡风明确指出：“民族形式是由于活的民族斗争内容所决定的，能通过具体的活的形象，即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成功地反映了特定阶段的民族现实，就自然是民族的形式。”[※注] 在此基础上，胡风几乎反对一切主张采用民族形式的意见，比如“民族形式”应以“民间形式”为“中心源泉”、当时急迫的任务是要把握旧形式，等等。[※注] 这在胡风看来，是“文化上文艺上的农民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死尸”[※注]，“都是绝对有害的理论，非彻底地得到肃清不可”[※注]。

胡风甚至还认为，旧形式多少会结合着旧的内容，而且旧形式在本质上“尽着抵抗的作用，愈发展这抵抗作用就愈加强大”，因此我们要“使这些复活了的旧的形式达到合理的消灭”[※注]。胡风从内容出发对民族形式的这一认识，显然与毛泽东的认识是不同的，虽然他中间也不断提到毛泽东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说法，但其总体倾向是否定或贬低民族形式。

另外，对于民族形式与“五四”传统的关系，胡风认为，民族形式是“五四”先天具备或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民族形式’，它本质上是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的情势下面主动地 争取发展的道路。”[※注]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毛泽东提出民族形式这一问题的意义和价值，而这其中涉及的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不同认识和评价，造成了胡风与毛泽东更严重的分歧，胡风坚定捍卫“五四”的新文学和新文化的传统，而毛泽东则更看重通过农民喜欢的民族形式得达群众动员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带着启蒙情结的五四知识分子与革命政治家的矛盾。

胡风在这个小册子中就“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指出：“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 底一个新拓的支流。那不是笼统的 ‘西欧文艺’，而是：在民主要求底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艺；在民族解放底观点上，争求独立解放的弱小民族义艺；在肯定劳动人民底观点上，想挣脱工钱奴隶底运命的、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注] 在这里，胡风虽然在后半部分对西欧文艺做了进一步的界定，但“以市民为盟主”以及“世界进步文艺传统”明确了“五四”文学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它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世界资产阶级文艺的一部分。在后来的《三十万言书》中，胡风虽然也承认“以市民为盟主”的提法是错误的，是“违反了毛泽东的分析和结论的”，但他又走向了另一极端，把“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性质又看成社会主义的，说《狂人日记》“就开辟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这也与毛泽东对“五四”性质的论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相背。有论者指出，胡风对“五四”性质的界定，从逻辑上推断，既不强调“五四”的新文学是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前进，又不突出《讲话》是“五四”传统的“最正确”的继承、发扬，并解决了“五四”没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与工农群众的结合），那么，这自然可以理解为“正是以 ‘五四’ 文艺传统来对抗毛主席讲话的精神的”[※注]。在毛泽东的思想系统中，对“五四”的评价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方面，不能彻底否定“五四”，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论述一直肯定“五四”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进步爱国民主运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而《讲话》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五四”的性质又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此也不能过多肯定“五四”，否则无异于否定“发展”“五四”的必要性。“五四”的主要“问题”正在于其资产阶级性质，“五四”文艺的根本问题就是脱离工农兵，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习气严重，洋腔洋调[※注]。对这两个方面不能“辩证理解”，是胡风和毛泽东冲突的主要原因。

关于主观战斗精神

1945年1月，胡风在其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一文，引起了文艺界关于主观问题的论战。这次论战与延安整风运动直接相关，关系到对延安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看法和态度，关系到“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大半个旧中国的文艺的任务是什么”的问题[※注]。

《论主观》共有12个部分，从哲学史的角度论述了人的主观精神在改造世界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舒芜认为，“新哲学”已进入了“约瑟夫”（即斯大林）阶段，“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外，‘主观’ 这一范畴已被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而所谓“主观”，“即是一种能动的用变革创造的方式来制用万物以达到保卫生存和发展生存之目的的作用”。“‘主观’ 并非 ‘通过’ 社会而作用，实乃 ‘带着’ 社会而作用”，它经历了原始的萌发，充满矛盾的成长以及充分地向自然界开战三个阶段。而目前我们正处于第二个阶段，所以必须发挥积极的主观作用以克服消极的主观作用。在此基础上，舒芜提出了文艺上“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三个口号，认为这三者是决定文艺创作的关键。

同期《希望》杂志还发表了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被看作是对舒芜《论主观》的呼应。在此文中，胡风力图从文艺反映伟大的民主斗争这个角度，说明文艺“要为现实主义底前进和胜利而斗争”，但他强调的是主观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而且这个“主观”不是干巴巴的概念，而是作家在火热的生活实践中激发出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胡风说：“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因而“要求主观力量底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对于作家，思想立场不能停留在逻辑概念上面，非得化合为实践的生活意志不可。”[※注] 而作家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胡风那里被看作是作为主体的作家“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而这就是“艺术创造的源泉”。

舒芜的《论主观》以及胡风对之的呼应，立即引起了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界的论争和批判[※注]。南方局文委也迅速于1945年1月初召集有关人士座谈《论主观》，与会者对《论主观》、同时也对胡风提出严厉批评。但胡风似乎不为所动。《希望》杂志继发表《论主观》后，第2 期又发表了舒芜的另一篇长篇论文《论中庸》。胡风在《编后记》中说，《论中庸》“在作者自己，以为可以作为《论主观》底补充”[※注]。

值得补充交代的背景是：毛泽东的《讲话》在1944年1月1日在《新华日报》摘要发表。4月，何其芳和刘白羽到重庆传达《讲话》，国统区文人郭沫若、茅盾、夏衍等纷纷表态拥护，但胡风却不承认《讲话》对于国统区文艺有对根据地文艺那样的普遍指导意义，比如关于培养工农兵作家问题，胡风认为“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至反动社会实际进行斗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工农兵作家”。如此等等。胡风以国统区不同的“环境与任务”为由，反对把《讲话》照搬到国统区，拒绝公开表态绝对拥护《讲话》[※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风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引发了他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阐释者们的第一次冲突。

1945年1月，南方局党的文艺领导人冯乃超召开小型座谈会，批评《论主观》，胡风拒不接受意见。甚至周恩来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告诉他“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也无济于事[※注]。1945年11月，胡乔木专程从延安到重庆解决进步文艺界的问题，并与舒芜进行了长谈。胡乔木指责《论主观》是唯心论，舒芜坚决否认。谈话没有取得结果。但胡乔木为《论主观》留下了两句总结性的判断：“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性区别开来，而你恰恰是把两种革命性混淆起来”，“毛泽东同志说过：唯物论就是客观。……而你的《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注]。

就在与舒芜谈话的同时，胡乔木还参加了《新华日报》社召开的《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座谈会。在会上，他作了一个带有政策性的总结发言：

进一步说，今天后方所要反对的主要倾向，究竟是标语口号的倾向，还是非政治的倾向？有人以为主要的倾向是标语口号，公式主义，我以为这种批评本身，就正是一种标语口号或公式主义的批评，因为它只知道反公式主义的公式，而不知道今天严重地普遍地泛滥于文艺界的倾向，乃是更有害的非政治的倾向（这是常识的说法，当然它根本上还是一种政治的倾向）。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成了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成了非法的，这个非法的思想已此调不弹久矣！有人说生活就是政治，自然，广义地说，一切生活都离不了政治，但因此就把政治还原成非政治的日常琐事，把阶级斗争还原为个人对个人的态度，否则就派定为公式主义，客观主义，教条主义，确是非常危险的。[※注]

胡乔木的这段看似非常拗口的讲话的实际意义无非是：对于公式主义不能笼统批判，要看是什么样的公式主义，有些公式主义是必要的，而有些公式主义是不必要的，反复强调和重申党性原则就是必要的公式主义，反对党性原则、反对党对文艺的绝对领导，这样的反公式主义是不能接受的（等于公式主义）。胡乔木的谈话和发言显然并不完全针对舒芜和两部话剧，而是针对当时重庆的文艺界状况，尤其是舒芜、胡风一派人的思想；而胡乔木的发言也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当时解放区的文艺政策[※注]，因此胡风和胡乔木的分歧和冲突实际上体现了党的文艺政策与胡风思想的分歧和冲突。

1948年，香港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共6 辑），这是党领导的文艺刊物。创刊号的总题目是“文艺的新方向”，集中批判胡风文艺思想。首篇是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该文指出了当时十年来文艺运动“处在一种右倾状态中”，“不自觉地削弱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注]，荃麟认为文艺思想上出现的这种混乱状态，“主要即是由于个人主义意识和思想代替了群众的意识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接着，邵荃麟分析了个人主义文艺思想的表现，一是对所谓内在生命力与人格力量的追求，二是表现为浅薄的人道主义和旁观者微温的怜悯与感叹[※注]。这显然是直指舒芜和胡风的主观论。

此后，《大众文艺丛刊》陆续发表了乔木（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和《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以及荃麟的《论主观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都主要批评“主观论”者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原则区别和对立。

胡风在这次论争中并没有发表文章，但后来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1948年9月）[※注]，作为对他批评的总回答。这本小册子以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为核心，延续了他以前的观点，因此也就等于表明他要继续坚持与《讲话》的分歧（甚至是对《讲话》的“扭曲性解释”[※注]）。

首先，毛泽东针对主观主义而发动的整风运动，在胡风那里被解读、理解为是对他所指出的主观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判，因为这两者在胡风看来，或者机械照搬政治原则和政治理想，形成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和思想规范，成为公式化、僵化的主观主义，或主观化的本本主义；或者只停留在现实与经验的表面，被现实与经验的表面性或局部性所屈服所俘虏，成为否定人的主观力量和能动作用的经验主义。在胡风看来，这两者都消解了作家认识现实生活的力量。由此，胡风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目的是强调人的主观力量，强调人对现实的积极把握与征服，这样的认识至少与毛泽东原意表述是不一致的。

其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胡风也与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分歧。胡风认为，知识分子有不少是从贫困的处境里面苦斗出来的，“他们在生活上和劳苦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某种联系”，“他们和先进的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特种状态的结合”，而且，他们大多数也是“劳力出卖者”，甚至“不得不非常廉价地（有的比技术工人还不如）出卖劳力，委屈地（所学非所用）出卖劳力，屈辱地出卖劳力”。在关于知识分子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上，胡风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在把革命思想最早传给人民中起到了“桥梁”作用（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胡风却强调“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底先进的”，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是“所参加在内的或者独立担负的那些怒潮似的斗争底基本发动力量”。这显然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是不同的。胡风甚至批判那种说“任何”知识分子的作家只能“实际上宣扬小资产阶级所有的一切”的说法，认为这是“文艺断种”论[※注]。胡风虽然承认知识分子有“游离性”、“二重人格”等弱点，作家也需要进行自我改造，但改造的最佳途径是创作实践，通过创作实践克服二重性格，实现和人民群众的结合，而不是让作家离开创作岗位去做清教徒式的忏悔。以上这些观点很多是合乎实际的（比如说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发动力量），但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理论是相悖的。

最后，在如何认识人民的问题上，胡风也延续了以前的观点，认为在“人民”或“群众”这个范畴内包括了非常广泛的内容，不能笼统地把“人民”、“大众”看作是“善良的”、“优美的”、“坚强的”、“健康的”等等。胡风认为，“人民”里面占绝大多数的农民是小私有者，既是最先进的阶级，“那成员依然大都是在各种各样的情形里面带着各种各样的差度，须得经过长期的锻炼才能成为 ‘自为的’ 阶级”的。而且中国的“人民”都是“在封建主义底几千年的支配下面生活了过来的”，身上难免都会带上封建精神奴役的创伤。由此，胡风强调的是具体的人民与人民的活的、感性的生活。在此基础上，与人民结合，深入人民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与人民“活的内容”的结合，是“从生活实践开始，在创作实践里面完成”的结合，深入进去的是“平凡的但却深含着各种各样活的内容的具体的人民，甚至就是你身边左右的人民，不能是憧憬里的概念；要去汲取的是真实但却沉重的、活的、具体的、各种各样的担负生活的永生力量”，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得到“客观真实性更高的主观思想力量”[※注]。

胡风的小册子《论现实主义的路》发表后，由于当时正处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高潮，因此并没有进一步引起论争，但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并没有就此成为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对胡风的“历史清算”便拉开了帷幕。

客观地说，胡风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的确存在较大差异。除了上面这些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比如，毛泽东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胡风说“文艺为人民服务”，而且胡风的“人民”概念不同于工农兵。他所指的“人民”“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或者说是“具体的人民”，而“对于具体的人，不能视作阶级的 ‘例证’”。再比如，在题材问题上，胡风认为文艺的题材不应该局限于表现工农兵伟大的革命斗争，甚至认为题材并不重要，反对“题材决定论”。他坚持作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他说：“文艺作品底价值，它底对现实斗争的推进力，并不是决定于题材，而是决定于作家底战斗立场，以及从这战斗立场所生长起来的（同时也是为了达到战斗立场的）创作方法，以及从这创作方法获得艺术力量。”[※注] 但尽管如此，不能因此认为他的文艺思想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革命的，是“革命文艺内部的反对派”[※注]。

（二）“胡风集团”事件始末

在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调不是陈述国统区进步文艺对革命的贡献，而是检讨进步文艺阵营内部的“错误理论”。报告的第三部分专门谈到了“关于文艺中的 ‘主观’ 问题”，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问题”。这就把“主观”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茅盾指出，关于文艺上的“主观”问题，在几年前就成为国统区文艺界积蓄酝酿着的基本问题，不能不要求解决；而主观问题的实质，“是作家的立场问题，是作家怎样彻底放弃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而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作家不能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那么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文艺上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作家主观的强与弱，健康与不健康的问题也一定解决不了。——从国统区这若干年来的文艺思想理论斗争中，也和在创作实践中一样，是只能得到这一个结论而不可能得到其他结论的”[※注]。茅盾的发言实际上传达了要解决“主观”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胡风问题的信息。

在1952年的文艺整风学习运动中，舒芜迫于当时的压力，于5月25日武汉的《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从头学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注]，检查并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观点，认为自己所写的《论主观》是一篇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文章。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实在是因为，当时好些年来，厌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觉得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 ‘个性解放’，碰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观点，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于是就“尽量摭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装饰到我的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思想上去”[※注]。在此文中，舒芜还以“揭秘”的方式，指出了当时国统区“某些文艺工作者”对毛泽东的《讲话》不屑一顾：“十年前，《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 ‘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 ABC 而已，认为这是很容易解决，也早就解决了的问题’。”[※注] 舒芜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几乎没人会怀疑他说的“某些文艺工作者”就是胡风，这就把胡风推到了《讲话》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对立面，同时也把自己与之划清了界线。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舒芜的文章，并加“编者按”指出，发表《论主观》的《希望》杂志，“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这是官方报纸第一次提出胡风“小集团”一说。9月25日，舒芜又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注]，承认了《人民日报》所提出的以胡风为首的“文艺小集团”之说，指出：“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文艺报》在发表此文时，还加了长长的“编者按”，指出：“舒芜自己所指出的错误，其实是这个小集团所共同的”，“这种错误思想，使他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了一个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1952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周恩来指示：要对胡风进行同志式的批评，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定见）[※注]，北京文艺界小范围开展了四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注]。会上，胡风不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存在根本错误，导致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会后，林默涵将自己在批判胡风时的发言整理成《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一文，发表在1953年l月30日的《文艺报》（1953年第2号）上。次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该文。文章中将胡风的文艺思想定为“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的相同点；相反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2月15日，《文艺报》 （1953年第3 号）又发表了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认为，两篇文章夸大其词，断章取义，所以没有接受这样的批评。至此，历时半年的“讨论”基本告一段落了[※注]。值得注意的是：林默涵和何其芳的文章并没有给胡风扣上反革命的帽子，相反认为胡风的政治立场是“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是“站在进步方面的”。但是他们却不承认或回避评价胡风对于左翼进步文艺、革命文艺的贡献。

但胡风并没有从这次批判中吸取“教训”，而是从1954年3月开始，闭门写作《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同年7月完成。全文约27万字，通常称为《三十万言书》。7月22日，胡风通过主管文教工作的习仲勋向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送了这个报告，还附加一封信。《三十万言书》主要针对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自己的文章进行反驳，提出了著名的“五把理论刀子”论[※注]，这“五把理论刀子”分别是（大意）：文学创作首先要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胡风对当时文艺政策偏颇的意见基本上中肯的，即使有不妥之处，也属于理论探讨范围；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言论就显得大逆不道了。胡风还在《三十万言书》中甚至指名道姓地点了某些文艺界人士的名，包括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

毛泽东没有立即对《三十万言书》做出反应，而是将之批转给文联主席团。1954年10月底至12月初，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并清算《文艺报》编者向资产阶级投降、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参见上文）。胡风错误理解了毛泽东发起这次批判的意图[※注]，以为反击周扬等人的时机已到，因而在会上作了两次措辞激烈的发言，一方面批评《文艺报》的“庸俗社会学”，指责其“左倾”错误应对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负责；另一方面认为《文艺报》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发起进攻、压制新生力量的阵地，点名批评了周扬等十几个文艺界负责人，甚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界领导工作基本予以否定。此举引起了众人的愤慨，认为他是借批评《文艺报》发泄私愤。会议由此转向了对胡风的批判[※注]。

在12月8日的扩大会议上，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周扬在发言的第三部分“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观点之间的分歧”中，详尽地分析了胡风和他们在观点上的五大分歧，指出“胡风先生实际上是在反对 ‘学究式的态度’ 的口号之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当解放以后舒芜表示愿意抛弃他过去的错误思想，愿意站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的时候，党对他的这种进步是表示欢迎的，而胡风先生却表现了狂热的仇视。这就是胡风先生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典型的态度”。周扬指责胡风根本不接受党的召唤，一意孤行，顽固走自己的错误道路，由此，“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战斗”。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发言。对胡风的大批判正式开始。

1955年1月11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胡风写了长达十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检讨了自己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错误，承认自己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文艺方针。但字里行间仍使人感到胡风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而是尽可能在检讨中解释自己的理论。而此时，毛泽东也已经为胡风的问题定了性，即“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而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了[※注]。

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分析了胡风及其追随者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注] 中央1月26日的批复《指示》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 ‘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注] 在这里，对胡风的政治立场的定性发生了变化：反党反人民。此后不久，中国作协主席团就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中关于思想和组织的二、四部分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一起印成专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1、2 号合刊发行。全国上下很快便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彻底清算胡风“小集团”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编者按”，指出：“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1955年5月24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第三批材料，但把“胡风反党集团”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进一步升级。1955年6月20日，人民出版社把这三批材料结集出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与此同时，作家出版社也编辑出版了《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共6集（1955年）。

5月18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公安部逮捕了胡风。在这次批判胡风的运动中，共有2100 多人受到牵连，逮捕92 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正式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有78人，其中23人被划为骨干分子[※注]。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 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正式宣布在政治上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通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 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通知》同时承认：“造成所谓 ‘胡风反革命集团’ 这件错案的责任在中央。”[※注]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6号文件《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注]，在文艺思想和宗派等问题上给胡风作了全面的平反。长达30余年，影响中国文艺界近半个世纪的胡风事件宣告结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