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是从苏联引入的。作为苏联文学创作基本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早在1932年就已经提出并得到讨论，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是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给出的：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注]

这一定义隐含着极强的政治意图，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无疑是从语法角度看的修饰语“社会主义”，而不是中心词“现实主义”。“社会主义”这一非文学的政治概念规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内涵：这就是“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服从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政治任务。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933年，而一般被认为较早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介绍到中国并阐述其内涵的，是周扬发表于《现代》第4 卷第1 期（1933年11月1日出版）上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此后陆续有著译文章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总的来说，在20世纪的30、4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和创作方法在中国的推广和介绍还是有限的，更没有获得绝对支配地位，这不仅与周扬当时迟疑、矛盾的心情有关，更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联系在一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有社会主义因素，但它毕竟还不是社会主义[※注]。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讲话》）中提出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说法，后来在1953年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才改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1949年前，无论是文艺界还是政治领域，还没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形成一个较为清晰和完整的理解，更没有赋予它正宗地位。

（二）向苏联学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向苏联学习的全面展开，对苏联的文艺理论、文艺政策的翻译和介绍开始增多，这其中就包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各种解释，如法捷耶夫的《论文学批评的任务》[※注]、范西里夫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注]、瓦西里耶夫等人的《苏联文艺论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注] 等。这些论著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含义、哲学依据和理论内涵，都作了极为详尽的表述。于是，这一口号逐渐被中国文艺界所熟悉。

在1952年的整风学习运动中，苏联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也成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比如1952年第7期《文艺报》发表了蔡时济译自1952年3月15日苏联《文学报》的社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成就》 （《人民日报》1952年4月14日转载），文中充满自豪地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掌握，正在全世界进步作家的面前展开着新的、广大的视野！”而这无疑也会给当时文艺界、文艺理论界以新的动力。但整风学习的核心还是学习毛泽东的《讲话》，而且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介绍也更多地与阐释《讲话》相结合，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民族性、本土性。比如周扬1951年5月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党，毛主席把马列主义跟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他甚至明确指出：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不完全合于苏联的经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并不是依靠苏联的经验提出来的[※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引入、介绍和运用，始终伴随着对《讲话》的阐释和理解。

经过整风学习，1952年底，文艺界又开展了新一轮向苏联学习的热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进一步强调和突出。较早系统分析阐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是冯雪峰连载于1952年第14、15、17、19、20 号《文艺报》的长篇论文《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注]。在这里，他使用的是“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显然是要与毛泽东《讲话》保持一致，而该文的基本理论来源，也还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冯雪峰在文中指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有一个根本的现实基础”，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精辟揭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性质、任务及其发展历程。“五四”新文学吸收了中国文学中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和优点，并加以发扬，加以现代化，同时又吸收了外国进步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经验和方法，而加以应用，加以民族化。冯雪峰又指出，在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中，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说，和广大群众——尤其是工农群众的结合，“是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并且是最根本的、最中心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所作的《讲话》，“根本的和中心的指示，则是思想的改造和工农兵方向的确立”[※注]。这“恰恰是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造任务、态度和方法的最根本的问题”。很显然，冯雪峰是要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纳入《讲话》的思想体系中。

但在学习苏联的热潮中，冯雪峰必须正面回答毛泽东所使用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就此写道：

我们又说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就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在意思上是一样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成绩，是世界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成绩，这成绩和它的创作方法上的成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最初的胜利，对于世界各国文学的影响是非常伟大的。[※注]

在这里，冯雪峰开始有意识地由“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渡，但是又小心维护两者之间的“同宗”关系。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虽然反映的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内容，但在创作方法的特征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这样，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学习苏联完整的、丰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经验，就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的了。此后，人们就只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不再提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了，尤其是当1953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讲话》内容最后定稿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改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成了当时一统天下的概念了。

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冯雪峰紧接着又撰写了《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一文，此文明确只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并从党性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经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为实践党性原则而努力，这是我们文学艺术创造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如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以实践党性原则为其基本的原则，那么，它就不能成为我们的正确的文学艺术方法。苏联的文学艺术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经验，就在于它证明了这一点”[※注]。1953年1月，冯雪峰再次断然宣称：“用不到解释，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注]

几乎是同时，周扬为苏联的《旗帜》杂志写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的文章，《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转载。在文中，周扬明确指出，苏联文学的力量，就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是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的。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一样，中国人民的文学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这就把中国文学纳入了苏联领导的“世界进步文学”，论证了中国学习和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此后，全国文艺界开展了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活动，单在北京，从1952年4月到6月就进行了14次之多，指定的学习文件有22 种之多，包括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日丹诺夫等人的著作，着重讨论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质的理解及其与过去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区别，也讨论了关于典型和创造人物的问题、讽刺问题，文学的党性、人民性问题，等等。学习活动于6月26日结束，并作了总结。国内其他地方如中南区、西北区等在5月到7月之间也分别进行了此类的学习和讨论[※注]。

（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制度化

1953年9月23至10月6日，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正式确认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在政治报告的“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部分，明确指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这是很好的。”他针对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是否存在的怀疑，做了这样的解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中就已存在，近三十年来已成为主导思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大致已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五四”以后到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二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直到现在。周恩来说：“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个主流是明确起来了；从胜利以后到现在，应该更明确了。因为我们国家的建设是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应该更发展更深刻。”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中国新文化性质的理论具体应用到新文学运动发展的分析上，力图阐述其与中国文学的历史联系，解除当时文艺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本土的、是否“高不可及”的疑虑，从而提高了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心。

周扬在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当时的中国已经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现实基础，“因而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就具有更迫切和更重要的意义了”[※注]。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一切真正愿意进步、愿意学习的作家、艺术家，都是能够达到的：它并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神秘的东西。重要的是在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成为指导和鼓舞作家、艺术家前进的力量。

茅盾在《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中阐述了自“五四”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尤其是毛泽东的《讲话》更是明确奠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每个作家必须严格要求自己遵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方法去进行工作，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更好地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学生。茅盾强调指出：“为了能够很好地担负起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必须坚定不移地向这个方向努力。”[※注] 茅盾还进一步分析了当时文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放问题的方法。邵荃麟在《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注] 的报告中，承接着前面的报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做了类似的论述。至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正式宣布为正宗的创作方法。用陆定一的说法，它即使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也是“最好的一种创作方法”[※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