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参见本书第二章）。一直到1961年，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在党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文艺界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连续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试图纠正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做法，并为贯彻执行这一方针规定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次会议是“新侨会议”、“广州会议”和“大连会议”。

（一）新侨会议与《文艺十条》

1961年6月1—28日，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文化部同时召开故事片创作会议，因为两个会都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故简称“新侨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围绕着中宣部提交会议审议的《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草案）》（《文艺十条》）展开的，总结近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注]。讲话明确强调了艺术民主问题。艺术民主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兴衰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文艺就不能前进。讲话不但在引言部分精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而且在阐述其他问题时也始终贯穿这一精神。在讲话的一开始，周恩来就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 ‘敢’ 字。”正是在倡导人们“敢想”、“敢说”、“敢做”中，周恩来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的自由，发扬民主作风，“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周恩来说：“文艺作品要容许别人批评，既有发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评的自由；同样，既有批评的自由，就要有讨论的自由。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独霸文坛。我们提倡批评，也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大框框中争论，你说好，我说坏，都可以。光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人家就会说，还是批评家好当。”讲话还着重提出了文艺规律的问题，强调文艺创作要遵循艺术规律，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这是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艺术家就必须“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而领导对于文艺，主要是从方向路线上加以引导，对于具体创作，则“不要过多干涉”。这显然正是“双百”方针的体现，也是毛泽东《讲话》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对于当时的文艺界情况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批判文艺“左”的错误的强大思想武器。但由于受到了“左”倾思潮的干扰和抵制，这个讲话在当时既没能公开发表，也没有得到认真贯彻，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才得以公开发表。

会上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结合文艺工作实践，对《文艺十条》作了修改。这也是这次会议的成果。

（二）广州会议与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中国戏剧家协会于1962年3月2—26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故称“广州会议”。在会议召开之前的中南海紫光阁预备会上，周恩来作了《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2月27日）。在讲话中，周恩来一再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周恩来指出，在“双百”方针指导下，文艺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从思想界开始，提倡敢想、敢说、敢做，提倡首创精神，批判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这影响了文艺界，文艺界朝气勃勃，出现了不少作品。”周恩来还具体谈到了文艺中的“典型人物”、“关于写人民内部矛盾”、“生活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等问题。在广州的会议上，陈毅作了《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3月6日）[※注]。陈毅在讲话中，首先承认了党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虽然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在运动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地方出现了过火的斗争，“搞得很多人感情很痛苦”，由此陈毅要大家“来出出气”。陈毅指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绝不能再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子去套一切知识分子。应该认识到：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科学队伍、文艺队伍的实际情况。要把这个肯定下来，肯定下来工作就好做”。由此陈毅明确指出要扶持知识分子，而做党的工作、行政工作的人，要勇于自我批评，“主动来解决我们内部的团结问题”。在文艺创作上，陈毅尖锐地批评了那些冒充内行的领导，希望领导们能给作家选择题材、艺术风格的自由，探讨艺术问题的自由等，要尊重作家的权利和劳动。

周恩来在会议上（这个会议同时也有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参加）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注]（3月2日）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谈到了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他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由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在统治地位，知识分子才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在谈到如何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周恩来认为有六个问题要解决好：第一，要信任他们。第二，要帮助他们。第三，要改善关系。第四，要解决问题。第五，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第六，承认了错误还要改。如果党的具体政策在执行中有偏差和错误的，就要作检查。

在3月20日提交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也有明确表达：“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 ‘又红又专’ 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这充分体现了在“双百”方针指引下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

广州会议对进一步推动我国戏剧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大连会议与“中间人物论”

1962年8月2—1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简称“大连会议”。座谈会的议题并不局限于短篇小说创作，而是囊括了整个农村生活题材的所有创作，目的在于纠正农村题材创作上存在的浮夸思想和人物形象单一化问题。邵荃麟在会上作了几次发言，首先肯定了过去几年农村题材创作上的成绩，但同时指出，随着生活的发展，农村变化很大，农村中的矛盾变得突出起来，“因此，怎样描写农村题材，正确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是作家们的重大责任”，也是创作上的“新问题”[※注]。为此，邵荃麟提出了后来受到批判的“现实主义深化”与“写中间人物”的问题（由于这两个问题主要涉及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本书拟在第七章详细介绍评述，在此从略）。

（四）《文艺八条》

与三次会议几乎同时，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发布《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以下简称《文艺八条》），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纠正“左”的文艺指导思想的正面成果。《文艺八条》从草稿到定稿，经过了一个反复讨论、修改的过程[※注]。

1961年1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为起草这个文件而分别主持召开了电影、戏曲、话剧、音乐、美术、报刊文艺编辑六个座谈会。同年2月，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又为此召集文化部和各协会负责人开会，并布置各部门、各地区的文艺界开展调查研究、征集意见。在广泛征集意见的基础上，同年5月，林默涵主持起草了最初的《文艺十条》，并于6月间作为会议讨论的文件提交“新侨会议”，周扬事先对《文艺十条》作了说明。会后根据会议上的意见加以修改，然后于同年8月1日印发各省市再征求意见。1961年10月和12月，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亲自主持定稿，将原来的十条改为八条，最后由林默涵、张光年执笔做文字的斟酌润色。1962年3月“广州会议”后，在周恩来的督促下报送中央，同年4月中央批转全国遵照执行。由此可以看出，《文艺八条》是集思广益的成果，是在“双百”方针指引下出台的党的重要文艺政策。

《文艺八条》[※注] 的“前言”部分在肯定了1949年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之后更多地指出了“近年来”文学艺术工作中发生和存在的“不少缺点和错误”，比如某些文化艺术的领导部门、文艺工作单位和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一些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不适当的干涉，妨害了生动活泼的艺术创造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群众文化活动，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要求”，“有些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在处理文学艺术的问题上，既不尊重群众意见，又不同作家、艺术家商量，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等。正是为了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认真地总结经验，克服缺点，调整一些必须调整的关系，由此制定出一套同党的文学艺术方针政策相适应的制度和办法，这就是《文艺八条》。其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条：“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八条》把“双百”方针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联系在一起，指出“只有认真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说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一个基本的和长期的方针，而不是暂时的应变策略。在这一条中，还对政治作了更为宽泛的理解，指出：“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就是为工农兵的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服务，为全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就是从多方面来满足广大人民正当的精神需要，不应该把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理解得太狭隘。”在此基础上，《文艺八条》提出创作多样化、风格多样化的主张，明确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鼓励艺术创作上的个人独创性，认为“文学艺术上不同的体裁、形式，都可以自由发展，自由竞赛”。此条指出：“一切文学艺术作品，只要不违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都可以存在。”这样的民主理念一直贯穿在整个《文艺八条》中。

第二条：“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此条主要针对以前那种由领导“定人、定题、定时”乃至下达“创作突击”任务的做法，指出这种领导文艺的方针和做法违背创作规律，“组织创作应该按照作家艺术家的自愿和可能”，“文学艺术作品要以个人创作为主”。此条认为“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应该力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既要反对轻视艺术技巧，用空洞的政治概念来掩盖艺术缺点，也要批评那种把要求提高艺术技巧看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观点，以致不敢利用和吸收前人的艺术技巧和经验。

第三条：“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这一问题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早已经被明确地解决了，在这里除了重申这一方针，主要是对如何进行“批判地继承”做了指示。比如，该条对外国优秀的文艺作品的借鉴问题作了阐明，指出“外国的艺术，只要是好的，对我们有用的，都应该努力学到手，变成自己的东西”。该条还首次提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艺术流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也“应该有计划地向专业文学艺术工作者介绍”。当然是“作为反面教材”，但终究认识到应该开放一点原先完全封闭的对外交往的门窗。

第四条：“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此条明确指出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批评了文艺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该条要求必须严格区分人民内部、敌我性质两者的界限，也要审慎地区分“香花”与“毒草”。对于作品的评论首先要看“总的倾向”，不要由于局部性质的缺点就否定整个作品。在人民内部，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同意见和文艺理论的不同观点，有讨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

其他四条分别是“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都是着眼于解决组织领导和制度措施方面的实际问题，但其中也有一些新的提法。比如在第七条中，在涉及以往文艺界的斗争经验教训时指出，第一，必须严格划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线。第二，在人民内部，又必须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之间的界线。“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不许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也不应该把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随便引申为世界观问题。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只能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这一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历来的许多文艺批判运动，往往都是把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上升到阶级立场问题，而一旦成为阶级立场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必然遭到简单粗暴的批判打击。

《文艺八条》是党在新的调整时期所制定的文艺政策，是总结历史经验，开拓文艺新局面的重要文献，它所提出的思想理论原则，不仅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时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注]。但可惜的是，由于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和抵制，《文艺八条》并没有完全贯彻执行下去，甚至长时间内没有真正发表，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才由《文艺研究》第1期发表。

1962年5月23日，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重要社论。这篇社论首先指出，20年来，“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以及后来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经过文艺界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这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最富于战斗性的正确路线”。社论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用发展的观点，强调了当时社会状况与以前的不同，指出，我国人民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我们的文艺应当用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影响尽可能广泛的社会阶层，不断地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使全国人民的心连成一条心，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动员到共同的伟大目标上去。今天文艺联系的群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广泛得多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讲话》中的工农兵主体，为知识分子的发展和创作开拓了空间。可以说，社论丰富和发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也是《文艺八条》基本精神的一个体现，是国家实行“双百”方针后文艺政策调整的具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