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
三 关于“中间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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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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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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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间人物”的讨论，不如正面人物和新英雄人物的讨论多，而且两者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被树立为创作必须遵循的法则，后者则提出不久就遭到了批判。他提道：“茅公提出‘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9期合刊刊发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以及《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对写中间人物论进行了批判。经过这次批判，尤其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中间人物论也就没人敢再提了[※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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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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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人物 英雄人物 人物 典型人物 农村题材 文学艺术 文艺 资产阶级 写中间人物 主人公 工人农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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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中间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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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间人物”的讨论，不如正面人物和新英雄人物的讨论多，而且两者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被树立为创作必须遵循的法则，后者则提出不久就遭到了批判。
最早提出并强调中间人物的，也许是冯雪峰。早在1953年，他在《英雄和群众及其他》（《文艺报》1953年第24号，1953年12月）一文中，就提出要重视“中间人物”的艺术形象塑造。他认为这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并且形成一种很大的社会势力，他们并不是站在矛盾斗争之外，而是站在矛盾斗争之中，是“生活前进的一种雄厚的阻碍势力，可是又恰正在斗争中被斗争所教育、所改造、时刻在变化着的”。在艺术形象上，他们必然也是“重要的主人公，要出现在多种多样被否定的、被批评的、被教育的和被改造的典型里”。中间人物，顾名思义就是处在好与坏、正面与反面、进步与反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人物，是变化之中的人物。
后来，茅盾（《创作问题漫谈》，《文艺报》1959年第5期）从典型论的角度，也强调了所谓“中间状态”的典型。他说：
典型人物和英雄人物，这两个术语，常常混为一谈。据我看来，典型人物应该有所不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有正面的典型，也有反面的典型，还可能有一种中间状态的典型。典型人物也有正面的和反面的（即好人的典型或坏人的典型），英雄人物可不同。英雄人物没有反面人物。但英雄人物同时又一定是典型人物。典型人物却不一定是英雄人物。混淆了这两者，把要求于英雄人物者要求于典型人物，于是责备作者歪曲了英雄人物，这样的事实不是没有的。
在1962年的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茅盾进一步提出了“中间人物”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物形象的复杂性问题。他说：“工人农民写得很多是过去没有的。工人农民也是两头写得多，中间状态的少，写中间状态的也有，但不是作为典型。既不是作为学习榜样，也不能作为批判对象的就不写。其实还是可以作为典型的。比如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是中间状态的人物，既幽默而不油滑，我们写两头的典型，写得非常生动鲜明，但是还是太简单些。事实上精神状态还要复杂些。”[※注]
正是在茅盾发言的感发下，邵荃麟才在会上进一步强调了“中间人物”的创作问题[※注]。他提道：“茅公提出 ‘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注] 邵荃麟自己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是：“强调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注]“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注] 这是邵荃麟中间人物论的集中表述。事实上，邵荃麟看到了农村题材作品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上在人物塑造上的欠缺，本着忠于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倡导深入现实，写中间人物，无疑可以使文学创作更忠实和接近现实。应该说，这个命题既有理论价值，也极具实践意义。
虽然大连会议的内容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但这并不能说这次会议没有产生影响，茅盾、邵荃麟讲话的精神其实在会议之中和之后就开始在社会上（主要是文艺界和文艺理论界）传播，一些赞同中间人物论的发言和文章陆续发表。比如1962年《文艺报》第9 期发表了沐阳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到的……》，《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和《河北文学》1962年第10期同时发表了康濯的《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等。在沐阳的文章中，对中间人物的界定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注] 在《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中，康濯对反映农村题材的短篇进行了全面而概括的论述，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认为这些小说成功地创造了“潘永福式的人物”，表现了“毫不虚夸”的求实精神，号召作家要学习“赵树理那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厚功夫和老实态度”，认为“这是文学创作的灵魂所在”。他还肯定其他作家的作品，如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认为主人公赵满囤是“难得的典型”，“他走着多么曲折复杂、稀奇独特、妙趣横生的叫人又气又急的道路，才成就了自己合理的典型！”对刘澍德《老牛筋》的主人公也给予肯定，认为他和赵满囤一样，是“中间人物”的典型。
可是，没有多久，批判的意见就出现了[※注]。1962年第12 期和1964年第5期《文艺报》先后发表黎之《创造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一文和刘白羽《英雄之歌》一文，对“写中间人物”的主张提出批评。
黎之在文中指出：“文学艺术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物，文学艺术自然要描写各种的人物，其中包括中间状态的人物，这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不能够看轻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典型创造的根本任务：创造带动我们这个时代前进的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文学艺术的任务，不仅仅是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帮助人民认识生活，还必须具有鼓舞人民前进的力量……在这方面，正面的英雄人物的形象就起着其他人物形象所不能代替的更大的作用。”虽然没有把中间人物一棍子打死，但是重点和倾向发生了变化。
刘白羽的《英雄之歌》是《大寨英雄谱》的读后感。在文中刘白羽大力赞颂作品中出现的“高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新型的农民形象”，肯定了“我们文学创作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为我们时代唱英雄之歌”，认为所谓的倡导写中间人物的论调，“不但有伟大现实生活作了回答，而且也有文学作品作了回答”。
《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刊发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以及《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对写中间人物论进行了批判。编辑部把问题上升到吓人的政治高度：“围绕着 ‘写中间人物’的一系列理论主张，以及必然要展开的对这些理论主张的讨论和批判，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文艺上的一个尖锐的反映”，是文艺上的大是大非之争。这显然把文艺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了。文章把邵荃麟等人写中间人物论的“错误”总结为：模糊阶级对立，削弱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地位，歌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经过这次批判，尤其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中间人物论也就没人敢再提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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