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极“左”思潮的兴盛与毛泽东的两个“批示”

“文化大革命”是1962年后，我国政治和文化的指导思想日益极“左”化的结果，其中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索。1960年底，党中央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失调，以及自然灾害的严峻形势，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1962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党内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仍存在分歧，党在探索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发生了新的波折。在1962年9月份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注]。在这种观点指导下，1963—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这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扩大了阶级斗争范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批判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注]

也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以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为名，把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打成“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并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就此进一步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注] 把文艺问题上升到“利用小说反党”的吓人高度，是以前“左倾”路线的延续和激化。

八届十中全会后，文艺指导思想上严重的“左倾”倾向首先在上海得到了响应。1963年1月4日，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元旦联欢晚会上，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注]。柯在讲话中说：“旧社会只能培养人们为自己的自私自利思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才能开始树立。”而写建国以来的十三年“才能帮助人民树立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会上，柯庆施做了《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讲话[※注]，再次强调“写十三年”。柯庆施在讲话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比经济领域的斗争更为复杂和曲折。柯庆施批评戏剧界不去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中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中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 ‘死人’、鬼戏，指责和非议社会主义的戏剧，企图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剧不能迅速发展”，柯庆施认为，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只要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文艺战线上的这个斗争总是要存在着，总是要坚持下去、要斗争到底的”。柯庆施最后提醒人们：“要时刻记住，现在还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还有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存在，一刻也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柯庆施的讲话是在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一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之后作的，其内容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批示精神。毛泽东的这第一个批示是：

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注]

这个批示口气极其严峻，它如此不顾事实地夸大文艺界的“问题”，目的实际上是为下一步的大举整肃制造舆论。

批示下达后，中宣部领导全国文联及其所属各协会进行整风，并于1964年5月8日上书党中央，介绍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在报告中，中宣部自我批评了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和在机关的革命化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有：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缺乏深入研究和有力宣传；文联和各协会的党组织不健全，思想不够革命化，缺乏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机关内政治空气稀薄；在工作人员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相当严重等，同时也对以后的工作提出了改进措施[※注]。

6月27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做出了针对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非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注]

这一批示依然是不顾事实、危言耸听地无限夸大“敌情”，否定了几乎整个文艺界，而林彪、江青、姚文元等人也以此为借口，乘势而出，大肆攻击文艺界，掀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二）从《海瑞罢官》批判到《纪要》的出笼

《海瑞罢官》是吴晗于1959年初所创作的一部历史剧，目的是提倡海瑞那种刚正不阿，不畏强暴、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1965年11月10日，由江青一伙炮制、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注]（《文汇报》）出笼。

这篇文章从阶级斗争出发，脱离作品的实际内容，无中生有地上纲上线，批判《海瑞罢官》歪曲了阶级关系。文章认为，海瑞并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而是地主阶级利益的忠心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阶级差异，美化了地主阶级，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论。文章联系“现实”，牵强附会地指出《海瑞罢官》中描写的“退田”、“平冤狱”，正是牛鬼蛇神们刮过的“单干风”、“翻案风”，“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文章认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文章还蛮横地宣判：“《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评 〈海瑞罢官〉》发表后，毛泽东表示了支持。1966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 ‘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 ‘海瑞’。”这些话，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严重的政治斗争色彩，其现实所指更加明确[※注]。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订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这个提纲虽然也有许多在当时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左”的提法和词句，但主要还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批判加以约束，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范围之内，不赞成把它变为集中的政治批判。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对这个提纲提出反对意见，该提纲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批发到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订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起，合伙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以下简称《纪要》）。1966年4月10日，他们用中央的名义向全党批发了《纪要》。4月18日，又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全面公布了《纪要》的观点和内容，在社会上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红旗》1967年第7 期），宣布撤销中央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所谓“十大罪状”，逐条批判，指出它完全抹杀建国以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成就，歪曲国内阶级形势。《通知》指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批判。《通知》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批判所谓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中的观点完全背离了我国社会的客观实际，错误地估计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现状，混淆了矛盾性质，它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6年8月1—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十六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 ‘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十六条》要求：“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十六条》宣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成为文艺领域里“带指导性的纲领性文献”。这些文章和著作主要有两组，一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首次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文件”：《看了 〈逼上梁山〉 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 〈武训传〉 的讨论》《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其中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的严厉批评，成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重要理论文持。另一组则是重新发表并大量印行的四篇讲话：《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宣传最甚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甚至被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注]。“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于文艺方面的新的“文献”，主要就是江青及“四人帮”一伙的一些讲话及炮制的文章，如江青1964年《谈京剧革命》的讲话，1966年11月陈伯达、江青等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5月陈伯达、戚本禹等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注]。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几乎都被打倒，所以这一时期的带有文艺评论性质的文章除了姚文元等少数几个人以外，署名都是写作组集体或笔名。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以破为主，政治先行，全面执行“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文艺完全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作为教训，值得我们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