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
三 “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创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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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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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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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根本任务”论，是《纪要》首先提出的：“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在这一原则下指导下，所有人物都需要排定座次，不仅主要英雄、英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要排座次，英雄也要分一号英雄人物、二号英雄人物，等等。所有人物都要从不同角度为一号英雄人物作远、近、正、反的铺垫，通过层层铺垫，层层衬托，从而大大突出出来的这位一号英雄人物是一个没有任何缺点和瑕疵的高大完美形象。而在英雄人物内部，一号英雄人物不如二号英雄人物，二号不如三号，依此类推。在许多样板戏的改编中，都删掉了原作中一些非主要英雄人物的比较精彩的情节，认为这些情节削弱了主要英雄人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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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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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人物 人物 三突出 文艺 社会主义文艺 无产阶级英雄 样板戏 阶级 专政 文艺舞台 资产阶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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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创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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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根本任务”论，是《纪要》首先提出的：“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个“任务”是为了在文艺领域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目标而提出的。自此，“根本任务”论作为一个命题，就成为文艺创作的出发点、文艺批评的根本标准和文艺工作的“生命线”而凌驾于中国文艺界的上空。江青后来在《谈京剧革命》（《红旗》1967年第6期，《人民日报》1967年5月10日）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搞革命现代戏，主要是歌颂正面人物”等。当时的许多评论文章也就此阐述文艺问题。比如有文章认为：“在文艺舞台上以哪个阶级的英雄人物作为中心，从来就是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注]“塑造哪个阶级的英雄形象，由哪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作为文艺舞台的主人，是政治斗争在文艺上的集中反映，是文艺为哪个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主要标志。”[※注]“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是无产阶级在文艺革命过程中，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而提出的一项纲领性的战斗任务。”[※注]“只有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这一根本任务，就是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的原则问题。”[※注] 根本任务论从政治出发，把人物塑造看成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显然是有悖于文艺创作规律的；而更为严重的是，根本任务论不仅仅是文艺创作上的人物塑造问题，它会进一步影响到题材的选择、风格的特点等，使许多很难完成“根本任务”的艺术形式如山水诗、风景画、抒情歌曲、相声、讽刺喜剧受到冷遇，无法自由发展。
“三突出”和“高大全”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面人物”论和“英雄人物”论的进一步恶性发展，它的荒谬性以及给文坛造成的危害也由此达到了极致。
“三突出”这一术语，最早于1968年5月23日《文汇报》提出。这一天的《文汇报》发表了上海文化系统革筹会主任兼上海两出“样板戏”的实际总管于会泳的文章《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此文系于会泳为纪念“样板戏”诞生一周年而作：
江青同志反复强调，一定要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占领京剧舞台，使京剧舞台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她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重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她指出：要在我们戏曲舞台上塑造出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重要的任务……
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的精神，归纳为“三个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重要的即中心人物。江青同志的上述指示精神，是创作社会主义文艺的极其重要的经验，也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文学艺术创作规律的科学总结。
“三突出”的正式表述见于1969年《红旗》杂志第11 期发表的《智取威虎山》剧组的文章《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人民日报》1969年11月3日转载）中。文章明确指出：“刻划反面人物，刻划其他正面人物，刻划环境气氛，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服务。”而“用反面人物的陪衬、其他正面人物的烘托和环境的渲染以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是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具体来说，文章提出了塑造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其他一切人物（包括正面和反面的人物）的安排和环境的处理，都要服从于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一前提”。在这一原则下指导下，所有人物都需要排定座次，不仅主要英雄、英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要排座次，英雄也要分一号英雄人物、二号英雄人物，等等。所有人物都要从不同角度为一号英雄人物作远、近、正、反的铺垫，通过层层铺垫，层层衬托，从而大大突出出来的这位一号英雄人物是一个没有任何缺点和瑕疵的高大完美形象。此外，根据人物座次的排序确定人物在戏中的地位，再由地位决定戏份，从唱段的多少和长短，到出场的次数和时机，以至到舞台调度、灯光使用，都要根据这种排序来确定。这是一个设计严密、控制彻底的僵化程序，容不得半点马虎。它无疑和当时的极“左”政治、经济和文化达到了分毫不差的吻合。
例如在《智取威虎山》中，因为杨子荣是主要的英雄人物，所以，他的唱腔不仅应该安排重要的大段的唱，占比要大，要突出。而且要高质量。结果杨子荣的唱段几乎占全剧的一半。反面人物座山雕仅被安排了零碎的几句（而非常奇怪的是，即使这样，座山雕的形象在艺术上还是比杨子荣更加成功。这也是几乎所有样板戏的共同特点：反面人物塑造得远比正面英雄人物成功。而在英雄人物内部，一号英雄人物不如二号英雄人物，二号不如三号，依此类推。越是一号英雄人物就越概念化公式化）。在许多样板戏的改编中，都删掉了原作中一些非主要英雄人物的比较精彩的情节，认为这些情节削弱了主要英雄人物。在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关系上，要突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要让路，反对突出敌人；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不能平分秋色。在人物塑造、音乐设计、舞台调度、灯光效果各方面，都要以此为原则进行调度。一旦反面人物的戏比较突出，那就成了“反面人物在舞台上气焰嚣张”，“违反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因为，“这不是艺术处理问题，而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为谁服务的问题。是拥护、执行，还是反对、抗拒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也是区别无产阶级文艺家和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分水岭。这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的斗争”[※注]。
“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在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指导下形成的，它要求艺术家从主观的先验的框框出发，把生动复杂的现实关系统统纳入“三突出”的模式，纳入服从与被服从、陪衬与被陪衬、专政与被专政的模式中，这就必然造成人物形象千人一面，人物关系千篇一律的严重局面，造成文艺创作公式化、模式化的严重后果，这是自1949年初关于英雄人物讨论以来的政治要求压倒艺术规律的极端化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三突出”实际上“是社会政治等级在文艺形式上的体现。这种等级，是与生俱来的，无法由自己选择的，因而也就可以表述为 ‘封建主义’的”[※注]。
总之，“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事业遭受空前的劫难，文艺丧失了其自身的独立性，成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武器。文艺批评充满了政治口号和浓重的火药味。这是极“左”路线极端化的体现，是我们需要认真吸取教训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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